近代史论语

大时代中的一介江南书生：木渎榜眼冯桂芬

2017-04-07近代史论语 1评

注：本文曾发表于四年前，即2013年4月号的《炎黄地理》杂志。并再次感谢时任该刊主编的李礼兄。

今天的木渎古镇一瞥

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文化名人多以归隐林下而结局，因此对其生命最后栖身之所的选择，尤其重要。

此地固然要山明水秀，民风淳朴，但如果距离市区太近，必然访客络绎，也就失去了归隐的本意；如果过于荒僻幽远，又恐怕交通不便，隔绝了亲密好友的往还唱酬，隐士的余生也会孤寂萧条，不近人情。

世居苏州盘门的清末名士冯桂芬也面临过这个踌躇。

最后，他翻开苏州的人文地理版图，手指滑向了那个距离古城区二十里的千年古镇——木渎，于是在这个清雅蕴藉的小镇上，鹭飞桥堍，香溪河畔，他度过了一生中尊荣安详的最后七年。

木渎的前世今生

在2010年，对于春秋末期吴国都城“阖闾大城”究竟坐落何处这个争讼千年的历史问题，考古学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木渎。上古城池依山而建，木渎北有灵岩山，南有姑苏山，其四围中的盆地正构成了经济聚落和政治基地。

吴王夫差还在灵岩山上建馆娃宫，在姑苏山上建姑苏台，其携西施荒淫冶游乃至身死国灭的故事，进入了一代代的民间传说，流传至今。

历史学家则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夫差和齐桓公、管仲一样，也有尊王攘夷的“大一统”理想，以武止戈，意图用军事征服为手段来平息诸侯间的战乱篡弑，进而维护东周王朝的政治尊严和法律秩序。

如此的征战无度，才造成了民力衰竭，在南方虎视眈眈的越国才能乘虚而入。

不管如何，吴国终究是灭亡了，木渎也失去了往日的荣光和昌盛。那些四散流徙的吴国人有的一路向南向西，进入福建或广西、云南等地；有的则北上连云港东渡出海，击败了日本列岛的绳文人，在那里开创了日本的始祖文明——弥生文明。

现在的木渎人想必已经很难体会，从大时代的角度来看，木渎是整个吴越文明乃至日本文明的摇篮，那些震动东亚两千年的奇迹，都从他如今脚下的这方土地起步。

其后的木渎是籍籍无名的。三国时期东吴大将陆逊的故居在此，所以有地名“陆家场”；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范仲淹的祖祠在此，所以有地名“范家场”，但这些名人对于漫长的两千年而言，只是匆匆过客，木渎波澜不惊，直到清代中期才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木渎现在已经纳入苏州中心城区，高楼栉比，通衢纵横，三十万居住人口造成的繁华和庞杂，早不是冯桂芬初见时的清秀模样。

然而，游客只要细心走访，穿过中市街站上斜桥西望，那方格局紧凑的江南小镇逐次展现在眼前，依稀还是旧时风貌。

右边是山塘街，古来木渎人由镇区至灵岩山，这条街蜿蜒曲折，曾是唯一的通道；清朝的康熙、乾隆二帝南巡至此，也是在山塘街舍舟登岸，经特殊铺制的“人字砖”御道直上灵岩，至今虹饮山房前“御码头”犹存。

左边则是下塘街，一眼看去，冯桂芬的宅邸就在路口，人称“榜眼府第”。

名人接踵的胜地

由当地政府发布的导游手册总是错误颇多。冯桂芬（1809—1874年），清道光二十年（1840）一甲二名进士，人称“榜眼”。对于这样一个名人，官方总要不遗余力地罗致于本地名人谱中，因此导游手册中毫不犹豫地称其为“木渎人”，这当然也正确。

冯氏家族定居在苏州盘门的新桥巷，冯桂芬也出生于此。那条巷子里一百年后还出过一位文化名人，即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也就是杨绛女士的姑母杨荫榆，因为鲁迅对她的猛烈抨击而被后人所熟知。

而现今的“榜眼府第”也并不是冯桂芬当年的居所，要厘清其中的脉络还得颇费一番手脚。

乾隆年间，木渎曾经居住过一位大名士沈德潜，最先在山塘街鹭飞桥畔购得小宅一座隐居。但由于宾客盈门而显得楼堂局促，甚至清帝乾隆也于1751年造访其家，于是沈氏在原宅向西两百米处新建了一座大宅，后人称之为“端园”。

有趣的是，沈德潜这大小两座府第的接盘人也都很著名。1866年，归隐林泉的冯桂芬买下了鹭飞桥的小宅子，题名为“校邠庐”，在其间完成了大部分《苏州府志》的编订和撰述工作。

端园则在1902年被洞庭东山的大富商严国馨购得，改名为“羡园”，即是现在木渎旅游事业的金牌产品严家花园。此园林的著名，全因为严氏后人中出了一位台湾地区领导人严家淦。

而实际上，严家淦也从未居住于此。他1905年的诞生地和其后的生长地，其实在西街114号的严氏老宅中。

冯桂芬购买鹭飞桥宅邸，当是看中了山塘街的人文厚度和清丽街景。

苏州话中，“塘”有河道的意思，而“山塘街”就是山下小河边的一条街。苏州有两条“山塘街”，其格局分外相似：一条连接阊门闹市和虎丘名山，另一条连接木渎老街和灵岩宝刹，都是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深宅大院，古迹栉比。

由于虎丘和灵岩都是当时的市民公园，于是河中桨声欸乃，河畔车马辚辚，往返于市区和山麓的游人络绎于途。

木渎的这条山塘街（尤其是沿街东行的香溪）之历史要远比阊门外的那条古老。吴王夫差特为西施于灵岩山巅建造馆娃宫，通过箭泾于太湖畔香山取得的香料供美人沐浴，其脂粉香汤顺山而下，汇入小河，流向木渎，最终在如今的斜桥口汇入西街河。

街边河岸有很多古榆树，苍劲挺拔，枝叶参天，浓浓的绿荫绵延数里，民国时期的苏州著名作家周瘦鹃还专门为此做过白描：“此外更有一株老紫藤，在木渎山塘青石桥附近，沿塘有一株老榆树，粗逾两抱，却交缠着一株又粗又大的老藤，估计它的高寿，也足足有一百多岁了。”

现在的“榜眼府第”是冯桂芬过世以后其后人的迁居之地，和当年的冯氏无关。不过进去参观的话，还是能够领略到江南民宅精致有效的房屋结构和别具匠心的园林布局。游客也可以从陈列的冯氏生平介绍中，体会到冯桂芬作为一名思想家和政论家的魅力所在。

福泽后人的功业

冯桂芬是个制度论者，他认为清廷要走出困境并不难，“皇上振刷纪纲，一转眼间耳”，只要上层愿意进行政治、行政、伦理、经济层面的变革，全国会迅速走向富强。

戊戌变法时期，光绪帝戮力制度革新，于是大量印发了冯氏著作《校邠庐抗议》给群臣阅读批注，作为改良派的理论依据以获得保守颟顸的士大夫阶层的认可。因此冯桂芬获得全国性名声还是在其逝世二十余年以后，他晚年只是个文化名人，照理不为普通百姓所知。

但恰恰相反的是，冯氏隐居木渎的时候，得到了本地乡民的热情爱戴，这是由于他们感激冯桂芬在减免苏州田赋方面作出的贡献。

从明朝朱元璋时代开始，苏州、松江二府上缴中央财政的田赋租税就远远超出了合理水准。按照清廷户部有关缴纳赋税的规定，全国“皇粮”的平均上缴数为每亩三到五升，而苏州地区的额度要高达三斗七升，超出了全国水平的十倍。

和同属江南的镇江、常州相比，也超出了三到五倍之多。如此，苏属松属百姓五百年来困苦不堪，冯桂芬母亲的娘家就是这样被逼破产的。冯桂芬回忆，在他功名未成的时候，他母亲就一直谆谆告诫他为官以后要力争减赋：“汝他日有言责，此第一事也。”

早在道光末年天下承平时期，冯桂芬就具有全球化的眼光和知识，他甚至能够指出魏源在其著作《海国图志》中误将耶稣的出生地犹太标注为印度的属地。太平军攻占苏州后，他避居上海租界，更激起他效仿西法急起直追的雄心。

他曾说，“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这种实用主义的经世致用思想，使得他一直愿意为国家和地方的改革建设效力。

但是，要他做幕僚还需满足一个条件。

同治元年（1862），冯桂芬正畏避战火蜗居于上海，督师沪上的李鸿章请他入幕料理钱粮军务，他对李鸿章说：“减赋则关系我桑梓者甚大，福星在上，千载一时，机无可失”，即以减赋为条件，如果李氏同意向朝廷争取，他才愿意入幕效力。

李鸿章感动于他为完成母亲遗愿的孝心和为家乡父老造福的善心，答应会同曾国藩共同上奏，并由冯氏代拟奏稿。

经过努力，朝廷终于批准了建议，从此苏州、松江二府减赋三分之一，百姓对主事者冯桂芬感激涕零。

冯氏本人当然更觉安慰，这不仅是造福家乡，他对儿子说：“平生宏誓大愿，于是始了，可慰吾母于地下矣。”

从现在来看，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的系列主张，除了“君民不隔不如夷”还有些振聋发聩的现实意义，其他都卑之无甚高论，但其那种源于对母亲的至孝和对桑梓的挚爱而产生的坚忍不拔的耐心和意志，却一直令人感动。

爱国主义从来不会是也不可能是抽象名词，她必须是一种细腻温存的细节展示和触手可及的具象显现；爱家才能爱乡，爱乡才能爱国。

而这一切在冯氏一生的履历中，是顺畅贯通浑然天成的。

当然，家乡人民也不会忘记他的恩德。1874年冯桂芬去世后，入祀位于苏州临顿路史家巷的乡贤祠，世世接受者后人的香火供奉。

声明：本微信公众号文章均为原创，作者就是我，名叫许敬，表字和笔名是克念。

谢谢！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新闻的观点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