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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创立，至今已有120年历史。商务印书馆出版双甲子纪念特藏《茶花女遗事·天演论》，本文为该书之序。（编者） 1898年，戊戌变法兴起旋而失败，有三个士人离开京城南下，他们告别了千百年来读书人孜孜追求的传统仕途，各自在实践中开拓新的人生道路。他们是清末状元张謇、翰林院编修蔡元培以及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他们三人，有的走实业道路，有的从事教育出版，敢为天下先，在风雨实践中，逐渐形成现代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奠定了现代中国文化的新格局。
商务印书馆能够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重镇，与张元济的介入是分不开的。1902年张元济辞去南洋公学总理高位，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1903年，他隆重推出严复和林纾的翻译作品。“译才并世数严林”。20世纪初两位最负盛名的翻译家的作品，都归入了商务旗下。从甲午到辛丑，晚清社会风雨飘摇。西潮澎湃，人们渴望放眼欧美，引入新知，以求改变国家的衰败境遇。于是翻译应运而起，引领了时代风气。严复的《天演论》初刻于1898年（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刻本），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初刻于1899年（自刻本，福州畏庐藏版）。两种译本都是译者的第一部翻译作品，皆一炮而红，洛阳纸贵。张元济就是看准了在这样时机下严译林译的价值。商务印书馆以整体性的包装、持续性的出版运作以及新式版税制度等等现代经营手段，牢牢吸引住了严复与林纾。出版社借重优秀著作家迅速做大，著作家结缘出版社而名利双收，一时俊杰，风云际会，这是现代文化肇始之期的绝佳选择。 此举意义深远。关涉到中国现代出版、教育、文化等模型的建构，以及现代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奠定。严复原先也是士大夫阶级中的一员，亲历变法失败后，觉悟到“民智不可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于是自觉选择译介西方学术著作的工作，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继《天演论》后，他接连译出《原富》《群学肄言》《法意》等八部著作，全面介绍了西方进化论、唯物论、经验论，以及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法学与政治理论，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开创了新纪元。
孔子是古代圣人，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在他所编订的教材“六经”中，《诗》《乐》属文艺，《易》属哲学，《尚书》《春秋》属历史，《礼》属政治。以现代学科概念来看，“六经”完整体现了人文学科的基本内涵，两千年人文知识传统由此奠定。严复是借西方学术来重新建构人文知识传统，八部译著，关涉的是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逻辑学等等，隐含了中国古代人文传统中缺乏的社会科学的知识范畴。社会科学的目的不在精神文明建构，而重在推动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获得社会科学知识的士人，便可在民间设定职业岗位，服务社会，影响国家。天下读书人由此开始摆脱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经济之途，形成独立于廊庙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新群体。在这个意义上，把严复视为现代的圣人也不为过。而这样一个“成圣”过程，正是商务印书馆来担纲完成的。众所周知，商务印书馆依靠编辑新教材而发达，而商务出版严译系列，则是在更高层面的知识更新、教育更新和学科更新，奠定了重要基础，功莫大焉。
接下来我们讨论林译的意义。林纾不谙外文，依靠合作者的口译来翻译。如果从林译对原著是否忠实的角度来衡量，那就乏善可陈；但如果从译介传播的意义而言，无疑是成功的典范。林纾不仅是古文大家，而且对文学有特别敏锐的见解。如林译中有多部狄更斯的作品，林纾对狄更斯情有独钟，在多篇序跋中介绍狄更斯的创作艺术，从中摸索出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特征。他介绍狄更斯：“迭更司，古之伤心人也。按其本传，盖出身贫贱，故能于下流社会之人品，刻画无复遗漏。”并比之于中国古文名家：“左、马、班、韩能写庄容而不能描蠢状，迭更司盖于此四子外，别开生面矣。”狄更斯的时代，文学已经开始从描写贵族阶级的生活转向了描写下层社会的人民，并以生活细节的真实刻画为主要创作特点。林纾对此及时加以总结，并指出是中国传统文学之外的新的艺术方法，这不能不说是独具慧眼。西方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假如把不自觉的介绍也算在其中，林纾大概可称第一人。然而林译中的狄更斯小说，基本上都是商务印书馆印行的。
如果说，严复从社会科学领域给中国人打开了通向世界的视窗，那么林纾则在文学领域打开了通向世界的视窗。中国士大夫阶级一向以海内中心自居，以为海外世界均是蛮戎狄夷。鸦片战争以后，这种妄自尊大的脾性稍打折扣，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声光电化不如西方，但仍坚持认为精神文明中国第一，意识形态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严复、林纾等人的翻译打破了痴人说梦，把那些只知道孔孟老庄、《诗经》《离骚》再加《红楼梦》的国学家们带入了一个完全陌生又百般奇异的新世界，让他们看到，外国除了有优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和先进生产力以外，还有与他们的社会制度相适应的精神产品；外国不仅有中国一向缺乏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传统，也有中国一向引为骄傲的文学与哲学。这些译作唤醒了一大批迷醉于古国文明的读书人，为现代中国文化的诞生，做了最初的启蒙工作。
所以，商务印书馆在“双甲子”的节庆日前夕，决定重印《天演论》和《茶花女遗事》特藏纪念版，以纪念严译系列与林译系列在现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重大意义，我认为是非常明智而且有典范性的举措。希望商务印书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面向世界、引进新知的立场，为现代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为世界视野下的人类精神财富的交流与沟通，作出新的贡献。
是为序。
2017年1月30日，正月初三
本文刊于2017年4月8日《文汇报 · 笔会》 ------------------------------------------ 【笔会上月好文推荐】 了解笔会新选集《歌以言志》，请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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