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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王丽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现代民意研究是一个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领域，不同学科都有其各自的学科研究兴趣和目标;不仅如此，民意还以不同的方式得到研究，所采用的不同方法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想要的结果[1]。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使民意研究领域出现分化，从而使民意研究被视为一个高度碎片化的研究领域。尽管如此，民意的来源仍是民意研究中一个较为集中的领域，也是研究者切人相关问题研究的常见路径。 一、民意形成中的情感变量与信息变量 从政治社会化的视角寻找民意来源是民意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大众传媒的影响与民意总是联系在一起。在民意得到广泛研究之前，大众传媒对民意的影响就为研究者所关注。传播学之所以成为民意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大众传媒一直被看作塑造民意的重要力量，而有关民意研究的早期文献很多也都集中于大众传媒对民意的影响。 在政治学与政治心理学研究中，有关民意来源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家庭、学校及世代与生命周期的影响。这些影响既代表着不同的民意来源，也反映了早期社会化阶段民意形成过程中情感变量与信息变量的不同影响。在早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家庭、学校、世代与生命周期实际上与个体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社会化先后阶段相对应，而这一过程又是民意形成中情感变量逐渐稀释而信息变量逐渐增加的过程。因此，很大程度上，在民意产生过程中，这些不同来源具有怎样的影响，实际上还是一个情感变量(affective vari?ables) (如父母与子女的亲密关系或对子女的控 制）与信息变量(informationalvariables)如何对民意产生影响的问题。 民意虽不是态度，却与态度相关。因此，政治学领域大多数民意研究仍以态度为核心，与态度相关的概念也成为理解和趋近民意的重要概念。有关民意的政治学早期研究聚焦于儿童如何从其父母那里获得其态度和意见。赫伯特·海曼(Herbert Hyman)在讨论政治信息的来源时曾明确提出，“家庭是最重要的政治社会化机构。”这一观点在此之前以及其后很长时间都并不少见，其基础是家庭在塑造其后代基本政治取向上的直接或间接作用。但是，这种观点并未考虑儿童是否意识到这样的影响，这样的过程是一个角色塑造的过程还是仅仅是明显的传递，所传递的价值观是政治性的还是“非政治性的”等具体问题。其后的相关研究或许对 “家庭是最重要的政治社会化机构”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如赫斯(Robert D. Hess)和托内(Judith V.Tomey)的研究认为，在美国，“公立学校是最重要和最有效的社会化丁具”。事实上，儿童和青少年的政治学习的确是他们获得和形成政治态度与意见的重要途径，其中诸多因素或过程对其意见的形成具有明显影响。 二、民意形成中的家庭影响 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由于父母是与孩子接触最多、沟通最多，以及具备了最大程度的感受性条件的人，儿童在其心理和智力的发展与成熟过程中对父母极为依赖。在儿童早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家庭的影响最为重要，无论是积极态度还是消极态度，孩子都受到其父母的影响。譬如，在一个父母都积极参与竞选活动和投票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在其成年后也很可能经常参与政治。近期研究发现，如果父母之间以及与其子女之间经常谈论政治，他们已经在无意识地构建一种“家庭同一性” (family identity),其中包括觉派认同或对具体政治候选人的赞同。家庭对于政治态度的影响中，情感变量的影响比信息变量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明显。 儿童形成其有关政治与政治体系看法的心理过程被认为会经历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即政治化 (politicization)阶段，儿童意识到在其父母、成年亲属和老师之外还存在其他权威人物和机构，也意识到其直接社交圈之外的政府和法律意义上的某种权力的存在;但是，他们对政治权威的理解常常具象化为某个个人(如林肯），将特定个体作为政府的代表，这是第二个心理过程，即“个人化” (personal- nation) 阶段; 在接下来的第三个阶段，儿童往往认为政治权威都是仁慈的和值得信任的，这一阶段因而被称为“理想化” (idealization)阶段;随着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第四阶段即“机构化/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过程就开始了，在这一阶段，儿童逐 渐能够将不同政府部门概念化[5]。 实际上，儿童对于政治和政治体系的态度远比上述四个阶段的概括更为复杂。有关美国儿童政治社会化的早期研究特别是对中产阶级白人居多的学校儿童的研究发现，儿童对于政治体系普遍表现出明显的积极情感'但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一些研究者针对丁业大城市中非白人儿童所做的相关研究发现，在较为年幼的非洲裔儿童中存在着对于警察或总统的较高的支持水平，而在年龄稍大的非洲裔儿童中这一水平则普遍较低[7]。与这一发现不同，格林伯格(Edward S- Greenberg)的研究则发现，即使是在年幼的儿童中，对于政府的支持水平也存在差异『'有关儿童中不同亚群体的研究，证明了社会化模式中存在文化差异的可能性。总体上，中产阶级白人儿童对政治人物和机构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对民主体系充满信任，而以贫困的少数族裔学生为代表的儿童亚群体则表现出较为消极的态度，对民主体系的运作也比较悲观。对亚群体的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对某些儿童而言，理想化阶段的发展可以被替换为反感，因而成为一个“敌视化” (hostilization)阶段[|0]。研究结果的这种反差明显削弱了将家庭视为影响政治态度获得的一个重要力量的观点。 笼统地表述家庭对子女在政治态度获得和形成方面的影响，会掩盖这种影响在与政治相关的不同问题上的具体差异。相关研究表明，家庭对儿童在政党认同方面的影响最为成功，而在有关具体政治问题的态度方面则不太成功。从1965年以来在美国全国范围所作的系列研究发现，如果将政党认同看作政治行为研究重要的价值维度的话，政治认同或政党忠诚是在父母与子女间表现出较高相关度的价值观[11-13]。路易斯-贝克(MichaelS. Lewis- Beck) 等人的研究发现，如果父母具有共同的政党 认同，超过75%的孩子也会形成这样的认同。近年 研究也发现，即使是在激烈的竞选活动和媒体影响 下，大多数学生的政党认同依然不变，就连对政治 表现出高度兴趣的学生也不太可能改变其政党认 同[14-15]。由于政党认同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影响， 这一发现对于理解美国政治非常重要。 在政党认同以外，其他政治价值观由父母向子女的传递随价值观性质的不同而不同。具体而言，只有在比较简单和有关道德或生活方式的问题上，子女与其父母的态度和意见之间才存在某种相关性[13-1_638-641。也就是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政治共同点主要存在于简单、明显和具体的问题上，而非诸如政治信任或政治效能感等弥散、抽象和高度概念化的问题，父母政治影响的决定性因素是简单明了的政治取向表达，而不是抽象的政治观念的长期和间接的交流。当然，这种一致还要求父母自身态度保持高水平的稳定性。 有关美国年轻一代及其父母的系列研究发现: 不仅成年之前的倾向和信仰不足以预测进人成年之后政治态度，在成年之后也会发生持续的变化; 集合意义上的态度，无论是历时的还是代际的，都不能被描述为任何一个单一的过程。在某些问题上，代际之间的确存在影响，有些则受所处不同生命周期的影响，还有一些则会受到受访者所生活的那个时期的影响。态度可能会在成年之前的经历中找到其根源，但成年时期的青春期表征其实非常有限?|7]。一些相关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有关早期社会化具有终身影响的信条，也使得“社会化解释”（the socialization explanation)有些苍白了。 三、民意形成中的学校教育与校园氛围影响 尽管政治社会化总是开始于家庭，但每一个文化中的政治体系都将通过学校的正式教育继续儿童在家庭中业已开始的社会化过程，努力将社会价值和行为规范传递给儿童。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构成了民族性格的外在表现，它代表着每个国家背景中的一个特别的制度[18]。不同国家的教育体系可能向受教育者传授同样的实用知识，但却不可能向他们传递同样的体系价值。因此，通过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塑造合格的公民就成为所有政治体系的重要关切。在一定程度上，教育的功能决定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也似乎与认为学校是道德机构而非政治机构的“反政治共识” (anti-political consen?sus) 相冲突[19]。 学校是进行公民教育的重要场所， 在很多情形下甚至还进行政治灌输，以维护共同体 价值。其中，课程设置、校园活动和教师对于塑造 学生政治态度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中小学义务教育在公民培养方面可能更多地体现了政治体系主导者的政治意图，课程内容则直接承载着一个政治体系希望年轻一代获得的对体系具有支持作用的价值观与基本政治信仰。针对使用不同类型教材且有着不同社会经济结构的美国三个不同学区的公民教育效果所进行的比较研究发现，使用旨在影响参与性价值的教材对公民学习的确均产生了某些影响，但在所有三个学区受到这种影响的学生比例都没有超过1/4[20]。詹宁斯等学者对选修传统美国政府或历史课程的学生与选修当代美国问题课程的学生进行了比较，而总的结果却只能为课程具有影响这一结论提供非常有限的支持。但与此同时，他们却发现课程的影响在白人学生与黑人学生之间存在重要的差异。公民课程似乎在多个维度上改变了黑人学生的倾向，特别是提升了他们对体系的忠诚感，但同时也降低了信任和参与[12]。 由于研究基础材料方面的问题，或是与教师所受训练及教学法方面的问题相关，在许多人看来对于政治态度会产生直接和重要影响的课程，在学者们有关课程影响社会化的研究中却一再得出与人们的常识(或直觉)相左的结果。 在学校的课程教学之外，学校还常常通过不同类型的一些集体活动特别是仪式性活动，来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共同体意识和合作精神，以及对不同体系都至为重要的忠诚感和某种程度的服从。美国的学校有意识地通过一些仪式和活动灌输爱国主义和忠诚，但学者的研究也发现这些活动可能会使学生变得消极，而不是使他们获得更多的政治知识和参与兴趣。“孩子们希望使冲突最小化”_6。因此，小学阶段的孩子可能会确立一种有关公民的理想化的看法:无党派属性而又有效能。随着孩子们的逐渐成长以及这种认识得以内化，当他们认识到真实的政治体系是一个伴随冲突和利益集闭竞争的体系时，他们就可能变得较为犬儒并与体系疏离。 实际上，课堂学习形式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化过程。其中，在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形成的特定关系，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对人际关系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信任(不信任)感。“对规则和权威的服从是小学公民教育的重点。”作为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因素，学校在教育学生服从方面最为有效，而在公民责任或现实的体系政治过程教育方面则没有什么作用[3]。 在许多人的回忆中，教师常被学生看作对其个人一生产生了久远影响的人物。但在社会科学领域，教师的作用却备受争议：既因太有效而受到批评，也因太无效而受到批评。”[12]226就民意的形成而言，米尔曼(Richard Merelman)认为，教师对学生的观念或许不能产生足够的影响，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政治单纯的人”。虽然教师不会因其政治观点而被拖人政治职业，也没有形成关于政治的成熟观念，对政治问题所知甚少，很少具有政治倾向，但却非常乐于在课堂上进行有关政治问题的讨论。社会科学领域的男性教师与其他教师相比则会表现出较低的士气和较多的不满。于是，他们常会在讨论中鼓励学生，而他们的疏离倾向又使其无法向学生传达对民主价值观的较高支持[21]。 不同的教育方式对于儿童成年后在政治上表现积极或是消极会产生不同影响。其中，传统教育即灌输模式往往会使学生成为循规蹈矩的人[22];而如果教师通过将复杂的政策议题和相互冲突的观点引人课堂，则可使学生获得更多的政治知识，使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都有更好的表现[23]。 在学校教育体系中，同学之间的影响也可能成为政治观点的重要来源。一般而言，儿童倾向于与主导意识形态或其同学的观点保持一致[24]。因此，教室的氛围和影响不容忽视。譬如，学生是否有机会参与讨论对于他们是否能够接纳和保持民主价值观可能会产生重要影响。塔尔科特·帕森斯指出，儿童在教室内习得社会角色，“小学班级就是机会平等这一美国基本价值观的一个体现”。不仅如此，学生们还可能在教室里学到竞争规则、合作行为和公平，或是相反的东西[25]。在学校，学生们还可能意识到在课程所传授的价值观与学校权威所传递的对被动性和秩序性的强调之间的紧张关系[26]。总体上，学校教育体系似乎可以成功地向学生灌输忠诚和爱国情感，以及对法律的服从，但对于学生形成有关政治制度和过程的态度则不是那么有效。 对同龄人群体的研究则发现，在不同时期的热点问题上，同龄人的影响似乎也超过了父母的影响。就学校的影响而言，中学的总体意见气候的影响既不及国家的舆论气候，也比不上朋友的态度的影响。这些发现表明，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信息变量是比情感变量(如父母与子女的亲密关系或对子女的控制)等更为重要的因素[16]638-641。 四、民意形成中的世代影响与生命周期效应 政治学家常常通过世代的透镜来审视人们的政治观点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当人们提到政治世代时，是指在其价值观形成时期被共同经历的历史事件所社会化了的一群人。在美国，“60年代一代”代表着在价值观方面不同于其他人群的一群人;在30年代度过其敏感期阶段的“大萧条一代”，也是常被提及的一个年龄群组;此外，还有二战后到1964年间出生的“婴儿潮一代”，以及1965年至 1980年间出生的“无名一代”。 世代分析的逻辑是，年龄与经历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其政治观点具有重要影响。不同年龄群组都会经历一些共同的历史事件并对其社会化过程产生影响，这一现象被称为“世代效应”。有关世代效应的常见假设是，特定的历史事件会对年轻人(年龄大约在17-26岁之间，也就是他们离开家庭步人社会的一段时间)产生难以磨灭的印记。被研究者称为真正的世代效应的现象，是指在特定时期出生的人群受其政治认同形成过程中所发生特定事件的影响，会在政治观点和政治情感方面表现;I丨相似性。同质的态度环境可产生更为深刻的代际影响。 心理发展理论表明，青少年时期所发生的事件对政治观点的影响最大。虽然学习的过程会持续一生，但年轻时的学习和经历可产生更大的影响。特别是由于人们常常会选择性地曝露于自己所认可的政治刺激之下，一些特定倾向则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被强化。罗伯特·埃里克森(Robert S. Erik- son)和劳拉·斯托克(Laura Stoker)对1969年美国根据出生日期确定应召人伍顺序号码这一做法对政治态度影响的研究表明，相对于那些收到不太可能被征召的安全号码的人，那些收到更可能被征召人伍的低征募号码(low draft number)的人，在政治态度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反战态度，更具自由主义倾向，其党派认同也更容易发生改变[27]。 世代效应并非总会出现。有关美国代际影响的研究就认为，20世纪50年代相对于其后的60年代(越南战争和学生运动)和此前的30年代(大萧条与新政），就没有为当时的年轻人留下什么整体的印记。英格尔哈特有关价值观的系列研究涉及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在这些方面的具体状况。稍近一些的研究也表明，出生于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的人比在此前或此后出生的人表现出更为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一些具体事件也成为影响人们政治态度的重要因素[28-2'当然，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冷战的结束和，11”事件对于不同年龄群体的人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这种普遍的冲击也被称为“时段效应”。时段效应的结果是，冷战结束使人们改变了对军费支出的支持态度，而恐怖袭击则使人们关注反恐问题和反恐政策[30]。 就年轻一代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政治态度会随之发生变化。生命周期概念假定所有年龄群组都会经历相似的生命过程。生命周期效应的典型假设是，新的政治世代以相同的政治态度开始政治生活，而不同世代之间的任何差异都产生于年龄的增长。就如年轻时具有自由倾向的人到年长时则通常会变得保守。 较为年长的人一般认为自己比年轻一代更为保守，这种代际差异产生于生命周期效应。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利益，逐渐学会表达支持自我利益的观点，也对社会变化更为敏感。总体上，年长者安于现状，不易适应社会变化，不太可能参与社会变化;而年轻人对追求职业发展、寻求友谊和建立个人生活的兴趣远甚于投票或参与政治。在对待参与和特定公共问题讨论方面的态度差异，实际上反映了生命周期的变化。以美国为例，随着年龄的增长，选举比例也在上升。45 岁以上登记选民中有超过70%以上的人会去投票，而18-20岁之间登记选民这一比例则不足40%[3|]。 年龄-时段-同期组群（Age-Period-Cohort， APC)分析框架是分析不同世代政治观点的重要丁具，其问题在于难以将年龄和时段(时期）的不同影响区分开来，因而在解释世代差异方面也存在困难[32]。实际上，两种不同的世代效应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2011年皮尤调查发现，不同世代之间对世界的看法存在很大差异:较为年长的选民较为保守，对政府不满，对未来也不抱什么希望;年轻选民则往往具有左倾倾向，希望政府能够在其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并相信国家的明天会更好；婴儿潮一代和“无名一代”介于他们之间，但似乎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渐趋保守[33]。意识形态的这种代际差异，也反映了态度和意见来源的复杂性。 有关苏联时期不同世代间政治态度的研究发现，经历了革命、内战、集体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非斯大林化等不同过程的人群和其后出生、成长的人群，在生活经历与机会方面都存在极大差异，从而在个人心理方面产生了极为不同的影响。譬如， 30年代的恐怖氛围在当时苏联人中间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而后斯大林时代的人则较少感到害怕而更具有批判性。苏联的政治图景因之发生了变化，而这种代际差异则成为理解苏联社会与政治变化的重要路标[34]。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在威权文化中完成社会化的大多数俄罗斯人面临着重要的心理和文化适应，从而为新的较为多元的政治制度提供必要的文化支持基础。1992年-2005年新俄罗斯晴雨表调查(New Russia Barometer)数据表明，俄罗斯人政治态度方面的代际差异依然存在，而成年人的再学习则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俄罗斯人在苏联时期的终身社会化并未成为俄罗斯民主发展所不能克服的障碍;相反，作为个体的俄罗斯人即使同样要经历社会化过程，但仍然具有从经验中学习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政治世界的能力[35]。 在英国似乎则存在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都疏于政治教育的问题，家庭和学校是否会对年轻一代的政治态度产生影响就更难评价了。近年有关英国民众的相关调查也折射出不同世代之间的差异，更产生了值得关注的世代政治是否正在消失的问题。汉萨德学会(Hansard Society)的一项调查表明，在25-34岁这一年龄段中有59%的人觉得自己对政治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而他们中间的61%又希望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信息[36]。 五、结语 民意是以个体为基础的整体民众在诸多领域和政策议题上的态度的一种笼统表达，而民意研究则将从政治社会化的视角寻找民意来源作为这一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代表着不同民意来源的家庭、学校及世代与生命周期，则反映了早期社会化阶段民意形成过程中情感变量与信息变量的不同影响。 在民意的形成过程中，情感变量与信息变量在持续产生影响，其影响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也在持续发生变化。在源自家庭的影响中，情感变量往往比信息变量具有更为直接和明显的影响。其后，随着儿童个体的成长，家庭的影响在趋于弱化，而民意形成中信息变量相对于情感变量的重要性似乎也在发生变化。但是，态度本身就是情感与认知的一个混合物，民意形成中情感变量与信息变量的影响常常并不容易清晰地区分开来。 不仅如此，相同或相似的政治态度和民意源自哪里的问题本身也常常令人困惑。在有关政治态度是否受家庭影响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许多自认为是独立选民的人，事实上却只有少数人表现出不同于其父母的政党认同。其中的原因似乎可从儿童期政治社会化的持续性影响得到解释，而生命周期效应和世代效应也可提供解释。也就是说，政治观点的变化可归因于生命的不同特定阶段，也可归因于不同世代群体的某些特定的共同经历。可见，使人们观点趋于接近的力量要比让人们产生分歧的力量更多[37]。在人们形成相似或相同的政治态度与民意的过程中，随着家庭影响的式微，似乎情感变量的重要性也在下降，而事实上不同于家庭成员间情感关系的情感因素也存在于其他社会关系中，如同学、有着共同人生经历的同代人等，从而成为塑造民意的重要情感变量。 在政治态度与民意的不同来源中，当父母的意见与老师和朋友的意见一致时，对子女影响会更大，而同质的态度环境也可产生更为深刻的代际影响。但常见的情形是，人们生活于充斥着相互冲突的政治态度的世界，这种冲突似乎也削弱了所有信息来源的影响。 伴随个体的成长，其政治态度表现出不太稳定的特点，事实上其父母一代的政治态度也在发生变化。不仅如此，大众传媒和沟通手段的变化也使得家庭的影响趋于削弱。观念与态度在个体层面微弱的代际传递[_-641以及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代际之间的明显差异都表明，早期政治社会化对于塑造政治态度和意见的作用可能会被高估，而不同亚群体中个体的生活经历、宗教信仰以及媒体的影响等，则在有关民意来源的研究中日益受到关注。这种变化反映了民意研究的一个重要变化趋势。 本文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本期编辑：吉先生 专业的学术分享平台 编辑团队微信号：zzxrbjt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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