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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治疗慢性皮肤溃疡和窦瘘历史悠久，早在《山海经·中山经》中就有“食者不痈，可以为瘘”的病名，《周礼》中也有“溃疡”的病名记载。 先秦时期，《周礼》“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刮、杀之剂”，“凡疗疡以五毒攻之”的记载，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专门治疗皮肤溃疡等的疡医，用祝药（外敷药），刮杀之剂（拔除脓血的销蚀腐肉的药剂）和五毒之药（石胆、丹砂、雄黄、矾石、磁石炼治的外用药）外治溃疡。 秦汉时期，我国最早的医籍《五十二病方》记载了多种洗涤污染伤口及防治瘢痕形成的方法和药物。《黄帝内经》对皮肤溃疡和窦瘘的病因有了初步的阐述，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营气不从，逆于肉里，乃生痈肿。”《灵枢·痈疽》：“营卫稽留于经脉之中，则血泣而不行，不行则卫气从之而不通，塞遏而不得行，故热。大热不止，热胜则肉腐，肉腐则为脓。” 说明营卫气血是否瘀滞与疾病发生密切相关；《素问·至真要大论》曰：“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表明古人已认识到脏腑失调是疾病发生的病理基础；《素问·生气通天论》“陷脉为瘘，留连肉腠”，《素问·著至教论篇》：“三阳独至者,是三阳并至,并至如风雨,上为巅疾,下为漏病。” 对于窦瘘的病因也有了论述。在饮食调护方面，《素问·生气通天论》曰：“膏粱之变，足生大疔，受如持虚。”说明本病需禁忌厚味，恐引起宿火之热。 两晋南北朝时期，葛洪《肘后备急方》提出创面感染由外来“毒气”引起，及早期处理开放性创伤的重要性，并首先提出薄贴的制作方法。我国现存最早的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广泛应用止血、止痛、祛腐、生肌等外用药治疗皮肤溃疡，如：“治痈疽肿坏多汁，猪蹄汤方……猪蹄（一具，治如食法），芎甘草（炙），大黄、黄芩（各二两），芍药（三两），当归（二两），上七味先以水一斗 隋唐时期，《诸病源候论·痈肿久不愈汁不绝候》：“脓溃之后，热肿乃散，余寒不尽，肌肉未生，故有恶液澳汁，清而色黄不绝也。”《诸病源候论·痈瘥后重发候》：“凡痈脓溃之后，须着排脓药，令热毒脓血俱散尽。若有恶肉，亦敷药食之，则好肉得生，真气得复。若脓血未尽，犹挟余毒，疮口便合，当时虽瘥，而后终更发。” 对于皮肤溃疡久治不愈和愈后复发的原因有所阐述，此外《诸病源候论·诸瘘候》“脓血不止，谓之漏也，是皆五脏六腑之气不和，致血气不足，而受寒热邪气”也论述了窦瘘的特点。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提出：“夫痈坏后，有恶肉者，宜猪蹄汤洗去秽，次敷蚀肉膏散，恶肉尽后，敷生肌散，及摩四边令好肉速生”介绍了药物清创（祛腐）和生肌的方法。 宋金元时期， 明清时期，外科专著众多，理论日益成熟。对疾病病因病机论述更为详尽，如《外科正宗·臁疮论第七十四》：“臁疮者，风热湿毒相聚而成，有新久之别，内外之殊”；《外科启玄》中说：“席疮，乃久病着床之人，挨擦磨破而成。” 《景岳全书·生肌收口》：“凡疮疡成漏，皆因元气不足，营气不从。阳气虚寒，则寒气逆于肉里，稽留血脉，腐溃既久，即成是患”。认为正气不足是发病的重要基础。《外科全生集》指出：“毒之化必由脓，脓之来必由气血。”进一步阐述气血与“脓”的关系。《外科理例》中说：“脓出后，用搜脓化毒药，若脓未尽，便用生肌，务其早愈，则毒气未尽，必再破。”说明余毒未清是本病复发的重要原因。关于治疗，亦有阐发，陈实功在《外科正宗》中，详述升丹制剂的炼制，将红丹、三仙丹用于溃疡创面以提脓祛腐。《洞天奥旨》谓：“疮疡内散，第一善法，至疮口已溃，内不能散，须外治，外治之法最多，大约敷法为佳”。《理瀹骈文》指出：“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法即内治之法，所异者法耳”，明确了药物外治的理论依据。《医宗金鉴》谓：“腐不去则新肉不生，盖以腐能浸淫好肉也；若遇气虚之人，则惟恃药物以化之，盖去腐之药，乃疡科之要药也”，重视溃疡早期祛腐。《外科启玄》谓：“疮毒已平，脓水未少，开烂已定，或少有疼痛，肌肉未生，若不贴其膏药，赤肉无其遮护，风冷难以抵挡，故将太乙膏等贴之则煨脓长肉”，重视溃疡后期“煨脓”等等。《景岳全书·生肌收口》“若疮久成漏，外有腐肉，内有脓管，不能收口者，以针头散和作细条，入口内，外用膏药贴之，待脓管尽去，自然渐平收口。或先用灸法，数日后用此药亦可，仍内服十全大补等药。”详细说明了药线法和敷贴法结合治疗窦瘘的方法。对于调摄脏腑，认为补益脾胃较为重要，如《疡医大全》谓“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元气。” 《外科大成》亦云“肌肉者脾胃之所主，收敛迟速，由气血之盛衰，惟补脾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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