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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情与画意

 琼花舞罢清气来 2017-04-09
诗情与画意作者:田家双 中国古典文辞诗赋,强调心物交感、情景相融、物象贯通、文情并茂,正如《文心雕龙》之所说“神用象通,情变所孕”,即讲求意境。中国古代诗词通常会有一种意境美。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你可以解释为隐居的生活让人心境怡然、超凡脱俗,但总觉得意犹未尽。未尽的是什么?是意境。人们常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者,意境也,只有意境才会让人回味无穷。
意境就是“象思维”的表征,无论象征,还是比兴,意境都不是对象化的客体,而是客观事物与主体体验的统一。 杜甫生平最后一首绝句《江南逢李龟年》,其中的“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虽只言合,不说离,但“落花”正意味着几多风雨、几多离愁,当年的王府贵宾,如今的贬谪之臣,青春不再、感慨系之,“落花”与诗人是一体的。 辛弃疾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国维看作是文学创作的至高境界,情侣则视为蓦然降临的天赐之缘,我以为是词人的孤傲与清高。试想,国破家亡之时,元宵佳节之夜,众人忘记国耻,尽情欢乐,烟花笙箫,“一夜鱼龙舞”……而此时,唯有“那人”却在灯火稀疏之处,冷眼地看着这一切。这不是孤高又是什么?“那人”不是别人,正是词人自己。梁启超解释说:“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
这种意境,古时称“象外之象”。三国时荀粲就提出:“象外之象,系表之言,故蕴而不出。”南朝时的宗炳也说:“皆微言于象之外者,可取心于书策之内。”僧卫又云:“抚玄节于希声,畅微言于象外。”虽有玄化的倾向,但实际上还是借助自然而言“道”、说“象”,强调“距离”与“移情”的统一,这正体现了象思维两个必备的审美要素,即情景交融的挚爱和超越有限的回味。
中国古代的文辞诗赋还讲求“情缘绮靡”,这既是达致“象外之象”的途径,也是象思维的基本要求。陆机《文赋》中就有“诗言情而绮靡”之句,认为诗由情而发,情为诗之本,“绮靡”为诗之象。“绮靡”本为一种素白而精细的丝织物,这里用来比喻文辞的华美和精妙。如《文心雕龙·辨骚》就有“《九歌》《九辨》,绮靡以伤情”之说,《时序》中也有“结藻清英,流韵绮靡”之句;儒学认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建安文学主张“诗赋欲丽”,都强调了文采的不可或缺。 但是,“绮靡”作为文辞诗赋的特殊表征,其旨趣并不在文采上,而在“象”上,若把情作为诗文之生命,而“绮靡”之象,则为生命之风采,正是其内在生命情趣的自我焕发。 由“缘情”通往“绮靡”,既是文辞诗赋的生命力得以彰显的过程,也是把本真的情感体验转变为审美之“象”的必由之路,由此便生成出“象”之完美的审美情趣。
古代中国画以林泉高致的山水画和怡情养性的花鸟鱼虫画为主,以人物画为辅,遵循“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的原则,着意追求天人和谐的旨趣,潜心营造精神自由的境界,少有西洋画那种对惨烈血醒的战争场面的刻意描绘,罕见野兽派那种对荒诞离奇的视觉冲击的色彩渲染。 审美上,取象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则欺世。这就与写实主义的西洋画大相迥异,既不苦心追求惟妙惟肖的写实效果,也不着意浓烈眩目的色彩张扬,而是突出主体精神的创造之趣,营造超越有限的意境之美...... 寓意上,山水清润华滋,淡泊宁静;人物荒陬野老,形萎神逸。山野清供、简疏旷放。追求天人和谐的格物之禅,心仪抱朴守真的道德趣向...... 选材上,以隐逸逍遥的象征、比兴为主,并不以龙、凤、牡丹之属为贵,而以梅兰竹菊诸君为尊;追求人品与画品的和谐统一及相得益彰,并开掘出悲天悯人的道德内涵,赋予寒微者以品德之尊,彰显失意者的忘形之美,在“天籁齐物”的理念中化解命运的宠辱得失,并在“民胞物与”的境界里寻求润物细无声的心象品藻.... 笔墨上,以浮华为媚俗,以苦涩为醇正。萧木霜天、疏梅幽兰、秋江孤舟、野浦渔樵...... 技法上,疏密、浓淡、虚实、干湿,皆错落有致,相生相制,和谐统一,意趣盎然,崇尚含蓄天成,反对刻意雕饰,形虽拙鲁,但立意高古。以简疏、含蓄的笔法来捕捉人与自然和谐的支点,以粗犷、沉雄的气韵来诠释精神自由的境界...... 人物上,少有西方单纯的人物肖像、裸体画,多是人物流连于山水之间的风情画,且少有华服美男,而以形萎神逸、仙风道骨的长者为多,散淡适意有如兰亭禊集,流风逸韵恰似竹林游云...... 花鸟上,或江渚凫鸭、夕阳孤雁,或危石纤鱼、疏桐寒蝉...... 山水上,往往秋水遥岑、寒浦横舟,怪石嶙峋、古藤参差,偶有钓叟莲娃,点缀其间;时着孤鸿野鹤,翔于天际。意境虽高远,挥之不去的是淡淡的乡愁;风情多内敛,与生俱来乃和谐的底蕴。交织其间的是人性化的审美情趣,萦绕于怀的是理想化的人格追求;江渚亭榭回荡着心灵的眷恋,旷古幽情徜徉着人性的属望……
中国画是讲究神韵的,然神韵的营造和欣赏,皆有赖于主体境界之高洁、高远。 譬如画竹,画笔虽不及相机之精准,但画上之竹,正如苏东坡之所言,“富潇洒之姿,逼檀栾之秀,疑风可动,不笋而成”;亦似白居易之所赞,“举头忽看不似画,低耳静听疑有声”。瞻彼淇奥,风姿绰约,枝叶挺秀,韵味猗猗,远非照片之可比。从认知的角度说,画上之竹乃真实竹子之反映,要想画得好,须“胸有成竹”,“意在笔先”;而从象思维的角度看,要想画得好,须“如竹之贤”,孤傲高洁、超凡脱俗,“趣在法外”。 白居易《养竹记》曰:“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 诚如斯言,画上的竹子无非是画家人格品质的化身,而隐约其间的是意气充盈的心象世界,耿耿不变的是“天人合一”的和谐旨归。 
总之,中国画对精神家园的回归和对天人和谐的诉求,成为横亘在画册背后永恒的主题!这实际上反映了画家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及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追求,这种追求不是火气性的,不是刚烈的,而是温情的、淡定的,反映了在野文人回归自然的隐逸心态,这种比兴的、体悟性的心象自觉,乃象思维在审美上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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