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先生祖籍广西桂林，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取得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文学创作硕士，后于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国语文及文学，并在那里定居，进行文学创作工作。 《台北人》是白先勇先生的短篇小说集。其中收录的十四篇短篇小说，最先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刊载于台湾《现代文学》杂志，1971年集结成集在台湾出版。大陆文革结束后，一些文学杂志陆续选刊其中篇目，后《台北人》短篇小说集在大陆正式出版。 《台北人》正如标题，所写为处于台北社会各个阶层，生活经历迥异的一群人，从社交名媛到低级舞女，从商人到工人，从高级将领到空军飞行员，从教授到小学教员，为我们展现了台北社会的“众生相”。 然而细读就会发现书名的精妙之处也正在于此：书中所写固然是现在定居台北的“台北人”，但却又无一例外地有共同的特点： 他们都是出身大陆，随着国民政府撤退来到台湾，同时他们身上背负着沉重的过去。 空间与时间上的漂泊与沧桑感构成了贯穿全书的基本线索与情感基调，也是我们理解作品内涵并由此深入窥视作者人生观和宇宙观的突破口与切入点。 本篇读书报告我们将纵观这十四篇小说，由人物代入故事，由故事探索主题。更重要的，我们将从文本中发掘理解作者试图传达或者潜在传达的人生视角与历史视角，探索作品背后的文化内涵。 此外，面对这本可称经典的短篇小说集，我们也不会错过对其艺术手法与技巧的赏析，这将会为我们日后鉴赏甚至创作小说提供难得的范本。 ◆ ◆ ◆ 乌衣巷口夕阳斜 | 作者的人生视角 翻开《台北人》，扉页题有刘禹锡的一首《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那种苍凉而寂寞的空气，带着旧时的气息，就穿过素白的纸张，不动声色地包裹住了你。 首篇《永远的尹雪艳》，那来自上海的社交名媛，像一阵时光之外的风，将不老的绮丽绵延至台北。她不老，而众生皆老，好似一个黑色幽默的寓言，在全书的首篇，隐隐的昭示着什么。 一个又一个的故事里，现实与过去交错，喜与哀模糊，是与非混淆；苍凉感，漂泊感，沧桑感袭来，就如同三毛所说自己无法忘怀的“那种无可奈何的凄绝之美”。 无论人物身份高低、经历相异，这种相似的感受绾接至末篇《国葬》——老将军的葬礼上灵车驶过的“敬礼”恍惚仍似当年凯旋南京的那声“敬礼”，但却只是暮年秦义方的错觉，现实人事已非，只剩一地苍凉。 由首篇至末篇，纵观十四篇小说，无一篇不回忆，无一篇不怀念。小说里形形色色的人物，无一不背负着沉重的过去，艰难地行走在冰冷的现实中。 可以说，《台北人》是一本魂在过去的书，在今与昔的交错中，一幅贯穿历史的画卷缓缓展开，一群生动的人物在此上演一幕幕或平凡或惊心的剧集，他们无一不在今与昔之中撕扯挣扎。 这些人物共同的特点是拥有难忘的过去，并且这段记忆扎根在与台北一衣带水相隔却遥无归期的大陆。这构成了作品的基调。而他们对待过去的态度却有着不同，与此对应的作者对他们的情感立场也有所区别，这便构成了十四篇短篇中人物形象的复杂性与由此窥探作者对待历史与现实的态度的窗口。 他们中，有的人的今昔之争悲壮激烈没有妥协的余地，他们紧抱过去不肯迈开步伐接受现实，如《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花桥荣记》之卢先生，《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之“教主”，《一把青》之朱青（当卢先生和朱青信仰破碎自暴自弃，并不是真正的走出过去，反而是羁绊的太深太重）； 有的人的今昔之争较为温和，留给现实回旋的余地，他们接受现实但保有过去的美好记忆，如《一把青》之师娘，《花桥荣记》之老板娘，《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之金大班。 对于前者及其大多悲壮的结局，作者感性的一面将其最深重动人的悲悯给予了他们，同时理性的一面又在暗示这样紧抱过去裹足不前的人只能灭亡；对于后者，作者也深具同情之情，又深深地对此表示感慨与难以排解的惆怅。 在这一点上，作者所持的态度与文中人物是相似的——正如《秋思》中华夫人从回忆中回神平静的对老花匠说的：“你去把那些菊花修剪一下，有好些已经残掉了。” 是的，白先勇先生在这里也承认，我们必须在现实生活中走下去，最大的奢侈也就是对过去的偶然回顾吧，让现实与过去达到一个妥协，不至于厮杀的头破血流。只是隐隐还会心痛，还会有无限的感伤和无可奈何的惆怅——不过宁可如此也不愿选择丢掉过去。 不愿丢掉过去，更不能丢掉过去，是因为，在白先勇先生的笔下，过去象征着美好、灵魂与信仰，现实象征着丑陋、肉欲与麻木。（编者注：似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唯有葆有过去的美好记忆并在现实中真真实实的面对生活，才有可能迸发美好的人性光辉，就像金大班在最后一夜温柔的搂着一个男学生跳舞，正是对于月如的美好记忆让这个饱经世事的舞女可以在这一刻心灵澄澈如初。但这不能否认一个事实：今似昔但今非昔，这一思想也贯穿始终，暗含了白先勇先生相对消极的时间观。 ◆ ◆ ◆ 不见王谢堂前燕 | 作者的历史文化视角 白先勇先生选择将《乌衣巷》放在篇首，不是没有理由的。“不见王谢堂前燕”，寄托着作者多少失落——不见的，究竟是什么？ 读白先勇先生的文字，熟悉他的人都会产生一个疑问：一个自二十五岁便旅居美国的作家，其作品也大多在美国完成，何以非但没有沾染西方现代文艺的时髦气息，反而充斥着写实的笔调、古典的意境与地道的民族语言呢? 我们来看白先勇先生自己的描述：
而台湾著名舞蹈家林怀民对白先勇先生的这种隐含在作品中难以抹去的类似“乡愁”的情愫有一段鞭辟入里的评论：
事实上白先勇自己对此描述为“文化乡愁”并这样解释道：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概念——“文化乡愁”。在阅读中我们可以体验到，不同于传统的指向有限的场景、人和事的乡愁，这里提出的文化乡愁所指的则是抽象、模糊的意象，是概念上的、象征性的。 要想理解这种感受，我们必须理解那样一个时代下台湾人所经历的变迁。不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坛上兴起的“寻根文学”，后者是一批大陆作家在经历五四、文革等特殊时期后有意识地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和回归，而此文所探讨的文化乡愁存在于特定的一批台湾作家心中，无意识的流露在其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形成其文学作品的情绪基础。 不如用席慕容的诗句来形象化的描绘这种欲说还休的朦胧的惆怅：
理解了“文化乡愁”，我们便不难理解白先勇先生“不见的”，不仅仅是过去，更是植根大陆的悠远的传统文化与无论漂泊何处都难以割舍的故国情怀。在余秋雨先生看来，他写作的动力源也正在于此：“他失落了一首真正的诗，现正驱赶着这一群各色各样的人物去呼唤。” ◆ ◆ ◆ 诗化的艺术品与诗化的小说家 《台北人》之所以可以被称为一流的小说作品，其可堪范例的艺术技巧功不可没。像许多杰出的小说家一样，白先勇坚信怎么表现比表现什么在小说创作中更为重要。可以说小说作为艺术形式存在的价值也正在于此——即在亘古的有限的主题与题材中变换无穷的表现方法与技巧。 首先我们关注其中象征手法的运用。白先勇的小说，正如前文分析，背负着宏大的历史感与时空感，寄托着作者浓浓的文化乡愁。因此象征手法的运用应运而生，使作品在有限的场景和语言中蕴含深远的奥义。 比如《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丽儿象征着王雄捕捉到的过去的美好与希望，象征着王雄内心的精神寄托；喜妹则象征着王雄内心的肉欲追求。丽儿还小时王雄在她的身上找到自己在大陆的恋人“小妹仔”的影子，灵战胜肉；当王雄被丽儿舍弃，也即被“过去”舍弃，他的生活意义顿失，肉战胜灵，于是才酿成了施暴喜妹然后自杀的悲剧。而在肉身死亡之后，灵魂反而得以自由，于是院子里的杜鹃花又变得血一般的红。 这样的象征在小说中无处不在，作者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将其埋藏于字里行间，这便要求读者具备良好的历史悟性并充分发挥文学阅读的发散性，才能真正靠近作者想要传达的真意。 其次我们可以关注到小说创作中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即以什么视角来叙述事件？不难发现白先勇在创作小说时，总是试图寻找一个合适的旁观者的视角去切入，但这个旁观者有时是当事人，如《一把青》之师娘，《花荣桥记》之老板娘，《孤恋花》之“我”；有时又是一个“上帝”的眼光，以全知视角去描述其中的人物，展现人物心理。 但这两者的统一之处是，叙述者作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有着各自独特的性情和评判，但绝不同于作者本身，因此作者本身的情感态度从不明显的在表层语言中显露。同时，白先勇先生又格外擅长灵活自然而不露痕迹的转换叙述视角，让小说充满着丰富的表现力与无限的可能性。 再次我们来看小说的语言风格。初读此书，那种充斥着旧时气息的味道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王安忆的《长恨歌》或是张爱玲的《半生缘》，只是白先勇先生的文字淡，不似女性作家那样浓艳，但他愈淡，愈有深切的情感和深远的况味。这样散发着古典之美的语言风格配合大量象征隐喻手法的运用，便形成了一种诗化的意境。贾平凹评价他说“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诗化小说家”。 最后，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以上我们探讨的几个命题其实并无分歧，白先勇先生高超的创作技巧在其历史感的人生感悟与世纪性的文化乡愁的背景映衬下，共同造就了《台北人》这一诗化的艺术品，以其悠远苍凉的况味吸引我们反复阅读品味，不断深入解读。 这世上所有的书籍 那里有你需要的一切 ——赫尔曼·黑塞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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