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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田 林 编译 自：美国国防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 第2章联合作战指挥控制系统——互操作还是综合集成？ 联合作战是美军开展军事行动的主要方式。因此，虽然我们战斗条令的基础是“联合”，但各军种独立研发的指挥控制系统却是与之相悖的。 “互操作性”有两种定义，都适用于指挥控制。第一种定义，互操作性是指“在执行指派任务的过程中协同操作的能力”。应用到指挥控制领域，这一定义是指各支部队、各种能力协同作战的能力。通过定义来看，这是一个通过协同行动进而增效的过程。第二种定义，是指“当系统用户之间的信息或服务需要进行直接交换的时候，通信—电子系统或设备组件之间需要达成的条件”。虽然本文并没有直接强调计算机软件及通信设备和指挥控制系统之间的关系，但是定义中已经体现出这是一个重要方面。各军种都会着力研发其内部计算机与通信设备之间的互操作性，这已经成为其指挥控制系统的一部分。然而，为使各自为战的军种指挥控制系统之间能够互联互通，各军种必须要在其计算机与通信设备之间研发一些外部可操作接口。除了工程方面的互操作性之外，各军种还必须要明确哪些指挥层级、哪些特定的系统和设备能够进行互操作。事实上，联合条令中也承认“互操作性”一词也是有局限性的，其定义中指出，“对互操作性进行明确时，还应当从具体、特定的情况出发。”在实际应用中，协同作战并不是互操作性带来的必然结果。 但是，即便将“互操作性”发展到极致，也不会达到全面的综合集成。联合出版物（JP1-02）将“集成（integration）”一词定义为，“对军事力量及其行动进行的配置方式，通过配置来构建一支能够像一个拳头一样整体行动的武装部队。”上述定义与“互操作性”一词定义相比，相同点在于二者都适用于部队的整体行动。但是二者的不同点在于，“集成”的作用是通过整合多支不同的部队来构建一支能够整体行动的部队。从部队结构的角度来看，各军种的人员能够整合构建出一支统一进行指挥控制的部队。从系统工程的角度来看，“系统集成能够将多种多样的组件、配件、子系统综合到一起，使它们协同工作完成系统被赋予的任务。”空军条令文档（AFDD 1）明确了指挥控制体系集成的深度：“指挥控制体系集成方面，主要包括系统规程、组织结构、人员、设备、设施、信息、通信等，通过对这些方面进行规划设计，来帮助指挥官能够在全域军事行动中实现高效的指挥控制。” 一、指挥控制关键术语之间的内部关系 系统、互操作性、集成是指挥控制功能体系的3个关键术语，三者之间是互相联系的。首先，各军种将其人员、指挥结构、设施、设备、作战规程组织到一体，形成自己的指挥控制系统。其次，各军种在研发自己独特的指挥控制系统时注重实现了内部的集成。最后，各军种还着力研发了己方指挥控制系统的互操作性，以便于能够与其它军种的系统进行合作。 由于战斗环境下决策制定的复杂性，仅仅依靠某个单一模型是很难全面描述的。指挥控制的作用就是为战斗决策制定来添能增效。事实上，“博伊德（Boyd）提出OODA循环模型的意义在于，他将一种人类行为的模型转变为一种战争中人类交互的作战概念。同样地，他的作战思想既包括指挥控制流程，也包括机动战争背后的理念。更加重要的是，博伊德提出了更深层次的概念化模式，为如何深入思考军事行动提供了借鉴。”当然，指挥控制要更加宽泛，它绝不仅仅是OODA循环模型或某个指挥官的个人决策，而是一种跨越军事行动的、更加广泛的思维方式。 实际上，战争的成败远不是战斗中的单条决策就能够决定的，而是要从战术、战役甚至战略层面出发生成针对敌方的一系列决策措施。因此，任何类似于OODA循环的决策制定模型都必须要能够适应这种多重的、同时的决策制定背景需求。正如波尔克少校指出，“由于OODA循环各阶段的竞争性和重叠性，导致每一级的反应措施都不够恰当，从而产生失败的风险。为了应对这种风险，博伊德建议OODA循环的运行时间要随着各指挥层级突发事件的增长而延长。”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也认识到决策制定过程中时间和速度之间的两难困境，他指出，“任何既定的作战情况下，都需要依据作战环境计算相关的可能性，并且，完成这些计算的时间受制于作战行动开展的速度。” 海军条令出版物（NDP 6）指出，“决策与行动周期中的基本要点就是决策生成速度的绝对重要性。”从战术的角度来看，友军与敌军的决策循环过程几乎是同时开始的，二者之间互相竞争，战场空间内的具体行动如图9所示。所以，作战目标就是要先敌一步，要在战场态势感知、命令下达、命令执行等步骤上先于敌军。如果不考虑敌军，单纯提升己方的决策制定速度并不会有效果，最重要的还是要快于敌方的决策制定。不管是在战术层还是在战役层，指挥官在运用这些竞争性决策循环模型时都需要考虑这些因素。 图9.友军与敌军决策循环过程之间的联系 “如果要使我们指挥控制的流程和系统都能够发挥效用，那就必须要能够消除不确定性和时间因素产生的影响。”而且，“消除不确定性因素、尽量缩短时间都会造成紧张感，这也是指挥控制面临的基本挑战。”通过指挥控制（C2），指挥官能够先敌决策、精准决策，进而提升了竞争力，这其中主要运用两种重要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即指挥官需要提出作战意图和作战方向。在目前的联合和军种条令中，分别运用了不同的名称阐述了同样的理念，比如任务式指挥、任务式控制、机动作战或分布式行动等等。在OODA循环模型中，将这一概念表述为指挥官的意图和指令。但这一概念的范畴超过了一个循环步骤，它是决策制定和指挥控制固有的一个方面，即便在所有军种整合运用单一指挥控制系统后依然如此。上级指挥官要赋予下级指挥官及部队一定的灵活性，使其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着力发挥主观能动性。并且，下级指挥官在执行任务的同时还能够更好的理解上级的作战方向和意图。因此，通过主动规避解释错误、被动应付或等待命令贻误战机等情况带来的风险，如果运用得当，就能够提升己方的核心竞争力。 第二种方式，通过信息管理（IM）和知识管理（KM）两种手段帮助指挥官有效处理不确定性问题，进而以指挥控制（C2）促进决策制定更快、更高效。上述两种手段虽稍有不同但能够相互支持。根据战斗条令（FM 6-0）《任务式指挥》，“信息管理”被定义为“一门学科，能够运用过程和信息系统来对数据、信息和知识产品进行搜集、处理、存储、显示、分发和保护。”通过定义发现，信息管理（IM）远不是仅仅将数据转换为信息那样简单，它还要包括增强信息可用性的全部手段。同时，“知识管理”被定义为“一门艺术，能够对知识进行衍生、组织、应用和转移，使其有助于战场态势理解和决策制定。”同样地，“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也包括三大要素，即人、系统和过程，这一点源于指挥控制理论。例如，指挥控制系统能够搜集、存储和保护信息；指挥控制过程能够组织知识；指挥控制系统操作人员能够分发、显示、共享信息和知识。 图10阐明了“信息管理（IM）”和“知识管理（KM）”融入认知层次结构的主要方式。并且，前文中曾经指出“人”是指挥控制系统中最重要的要素。首先，指挥控制系统操作人员需要对数据赋予涵义，进而将其转变为信息。其次，指挥官需要对信息进行甄别判断，进而将其转变为知识。通过逐级消除不确定性，使信息和知识都能够有助于指挥官定下决策。 图10.扩展的认知结构模型 并且更重要的一点是，正是由于信息管理/知识管理（IM/KM），更多人员可以依托更大的指挥控制体系结构、利用更长的时间来参与其中，这更有利于消除不确定性。技术进步也促进了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领域的飞速发展，特别是计算能力、速度、存储和带宽方面的进步，这些进展甚至出现于两个概念被写入条令之前。正如前文所述，与敌方决策制定的速度相比，友军的决策制定速度是最重要的。另外，虽然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具有消除不确定性的作用，但指挥官不能期望据此就能达到对战场态势的完全感知。克劳塞维茨也指出，战争的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战争艺术虽然能够消除不确定性，但是最终还是不可能达到绝对、完全的透明；不管是从宏观视角还是微观视角来看，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空白地带都是不可避免的。”在认知层次结构中，各层处理信息的时间有长有短，但这些时间肯定不会减为零值。因此，从指挥控制系统的角度来讲，实现三大要素之间的高效互动，才是促进决策制定快速、精确的关键因素。 二、指挥控制关键术语的作用 为何上述讨论对于作战理论如此重要呢？为什么它们是影响指挥控制的关键因素呢？如果说“利用信息的目的是要为态势感知及决策奠定基础”，那么指挥控制（C2）如何实现态势感知呢？正如空军条令文档（AFDD 1）指出，“尽管通过数据开发和自动辅助决策取得了惊人的效益，但是单靠一个人绝不可能达到详尽的态势感知能力，尤其在广域战场上多重战斗同时发生的作战条件下更难实现。”所以，这些挑战说明态势感知必须要共享，使其不能只为单个指挥官服务，而要为指挥控制体系内的每一位指挥官和作战人员提供保障。 博伊德（Boyd）认为OODA循环中的“判断（Orientation）”步骤是最重要的。他也进一步指出，“基于合理的‘判断’，个人和组织都会对作战态势拥有共同的认知理解（CSU）。”联合条令将“通用战场态势图（COP）”定义为，“对战场相关共享信息的同一显示，这些信息在多个司令部之间共享，这种显示方式有利于作战筹划协同顺畅，有助于各级对态势理解达成一致。”博伊德不仅极力推崇其OODA决策制定循环模型的重要性，也非常强调“通用战场态势图”对于军事行动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复杂环境下OODA循环中的各个步骤互相重叠、同时出现且连续不断的情况下，后者就更加重要。“‘判断’步骤决定着OODA决策循环的效用发挥；同理，当前时刻的循环运行效用决定着后续时刻的运行效用。” 如果说“信息管理（IM）的任务是为决策制定及时提供一支战场相关信息流”，而指挥控制（C2）的任务则是“制定决策和执行决策的能力，其所制定的决策要比敌方更快、更高效”，那么可以预见，在四大军种条令中运用“通用战场态势图（COP）”必将会成为首选的方法。“人们不仅能够以图像为基础进行思考，还能够通过图像来理解事物、激发灵感。图像还能够描绘我们在军事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对应的解决方案。” 指挥官及其参谋人员“需要利用通用战场态势图（COP）这一工具来提炼知识、理解态势”，进而实现态势感知共享。“通用战场态势图”方法是促成纵向横向互联和态势感知共享的最有力的推动因素。空军条令文档（AFDD 6-0）进一步指出，“不管是纵向还是横向信息流都需要及时进行数据融合，生成集成信息，从而为指挥官作出最佳可能决策提供基本框架。” 军种部队的指挥控制系统形成了联合特遣部队指挥控制（JTFC2）的基础。“对于指挥官而言，指挥控制系统的保障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提供保证指挥官态势理解的通用战场态势图相关信息；二是发展支持指挥官制定决策的相关成果；三是为实现指挥官意图而对执行信息进行准备和分发。”但是，各军种的指挥控制系统都专门针对各自作战域（例如，空军系统专门针对空域、海军专门针对海域、陆军专门针对陆地），或者专门针对特定的任务（例如，执行两栖作战任务的美国海军陆战队（USMC））。当军种指挥控制系统（比如空军）成为联合部队空军指挥官（JFACC）使用的指挥控制系统时，其可视化通用战场态势图就仅能局限于这两种指挥体系结构，那么在战场态势显示方面，空域与其它领域就呈现出相互独立且区别很大的特点。同理，其它军种和领域的指挥机构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实现不同领域态势图的共享，但唯一的方法就只能是“再立门户”，再加一块单独的显示屏。这种体系结构的缺陷很明显，它阻碍着军兵种和职能部队司令部之间的纵向横向协调和态势理解共享。 根据联合条令，联合特遣部队（JTF）的职责主要包括：“明确指挥控制体系及相应的保障关系，合理运用其下属和配属的作战力量，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并使指挥当局掌握作战进程……”但是，对于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官（JFC）而言，他只能选择将各自独立的指挥控制系统全部纳入，形成一个混合体，这会导致每个作战域都会对应自己的通用战场态势图（COP），根本不会出现单一指挥控制系统带单一战场态势图整合所有作战领域的情况。正是由于这种多种态势图（multi-COP）混杂的结构，部队指挥官、参谋人员和指挥控制系统操作人员就不得不进行信息融合，处理各信息系统提供的不同类型的信息，也使多种信息处理技术成为了信息管理（IM）、知识管理（KM）以及决策制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为了有效弥补上述多种态势图混杂的缺陷，各军种对其指挥控制系统都进行了改进，提升了与其它军种指挥控制系统之间的“互操作性”。与之相反，各军种还对其下级指挥控制子系统都进行了“综合集成”。在当今财政资金紧缩的大环境出现之前，各军种的资金数量都非常充足，但是没有一个军种研发了带多种作战领域态势图的单一指挥控制系统。事实是，通过提升系统的互操作性，各军种增加了其专用指挥控制系统的数量和质量，但是在综合集成方面依然没有进展。通过推论发现，在那个经费充足的时期内，各军种指挥控制系统只能是越来越相互独立，总体的联合性也就越来越差。本文估计这种趋势可能会愈演愈烈，除非国防部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使其发展模式从军种为中心向联合为中心转变。 战争的发展方向必然是走向“联合”，这包括联合部队和联合作战行动两个方面。根据定义，联合部队是由两支以上军种部队构成的。正如联合出版物（JP 1）中指出，“当美国的武装力量按照联合作战要求进行运用的时候，就是其最为高效的时候。这样一种‘综合运用’方式涵盖了作战区域内的所有参战力量，更加要求联合部队指挥官（JFC）全面掌握参战力量的能力、局限和授权情况……”更进一步来看，联合出版物（JP 3-0）中对于联合作战的阐述更加深入，指出联合作战是“由联合部队和多军种部队实施的军事行动，各军种部队即使未成立联合部队，也在军种间建立了特定的指挥关系”。 正在美国国防部致力于研发下一代指挥控制系统之际，近期发布的《联合作战顶层概念（CCJO）》一书概括了联合作战面临的未来发展环境、未来作战概念以及应用愿景。《联合作战顶层概念》中针对指挥控制如何改进的问题提出了很多观点。“数字技术也在深刻地影响着指挥控制领域，这种影响不仅存在于军队内部，也存在于军方和地方的领导者们之间。”并且，在一个更加互联的世界里，“任何一种新型安全威胁都可能会超越已有的界限或指挥体系结构。”《联合作战顶层概念》还指出，“美军联合部队的核心能力一直都是对各军种的整合能力，从而构建形成具有绝对实力的武装力量。提出全球集成一体作战的目的，就是要提升和拓展这些整合能力。”《联合作战顶层概念》中明确了指挥控制相关概念的变化，指出“这是新一代数字化协作技术，有助于大家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来实现任务式指挥。从反馈式移动设备到基于网络的服务，这些资源都可使分散的指挥官及参谋人员密切协作，就像是在同地一样”。未来的作战环境及相关概念中，指挥控制将大有用武之地，主要包括“便携式、云使能的指挥控制技术发展”等，“这些技术有助于指挥官及其他人员获取图像和其它态势信息”。最后，《联合作战顶层概念》中还指出，“互操作性是帮助指挥官实现集成作战协同效用的关键因素。在联合部队中，互操作性应当深入人心，应当在所有指挥层级、所有军种、所有作战领域之间形成广泛的共识。”相反来讲，本文主张实现《联合作战顶层概念》中未来指挥控制概念的关键因素并不是互操作性，而是集成。各军种独立的指挥控制系统根本不足以满足《联合作战顶层概念》中提出的需求，最终还是要一种集成化的指挥控制系统才能实现。 （平台编辑：黄潇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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