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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泰州学派影响的李贽，就在明朝时提出了这样的想法，被认为是离经叛道之际。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追求自由难道不是人的天性吗？李贽那个时代的人看不到自由的价值，只是因为那时的儒家反动透顶，禁锢人性。李贽只不过反观自己的内心，就像发现人都有私心一样，发现自由的可贵，这也算得上了不起吗？ 是的，真的很了不起。 因为自由并非毫无争议的正确。 其根本原因在于，人是社会动物，需要群居，需要合作。群居与合作必然会给每个成员带来一些约束。只要是生活在社会里的人，除了独裁者本人外，其他人不可能主张绝对的自由，必然要和这个社会有妥协。我们平时讲的“自由”，其实是在讲应该妥协什么、应该跟谁妥协的问题。 所以“自由”并不是天生、无条件就正确的，假如你坚持这么认为的话，别人只要说一句：“别人也有杀你的自由吗？”你就无话可说了。 因此西方强调人权的时候，说的是“天赋”人权：为什么皇帝不能随便剥夺子民的生命？为什么贵族就不能比平民更高贵？这件事从逻辑上没法解释。西方的知识分子只能说，不为什么，生存权利是老天给的，是上帝给的，所以你不能随便杀人。 我们今天觉得“君要臣死，不死非忠。父要子亡，不亡非孝”这类观点完全不可接受，仅仅是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现代人的人权观念而已。但我们没有能力去说服古人反对这个观念。 因为儒家的逻辑也没错。儒家礼教的逻辑是，只有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社会地位安分守己，恪守本分，这个社会才不会“乱”。 这种逻辑在今天依然成立。比如学校里规定，学生要听老师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质疑：闻道有先后，老师有什么了不起的？人人平等，学生为什么就要听老师的？人无完人，老师就一定绝对正确吗？ 事实上，学校制定这种规定的唯一理由就是：不听老师的话教学秩序就会“乱”。和礼教的出发点一模一样。 这么看来，李贽能在一片儒家礼教中喊出“自由”，是非常可贵的了。 在李贽身前一千六百年，以及在他身后三百年，儒家制度都在中华大地上运转良好、收效显著，凡是拒绝使用儒家制度的政权无不吃了大亏。在李贽的时代，礼法制度简直是中国唯一的出路，谁能认为中国人还需要更多的自由？ 李贽的社会梦想是，人们能“各从所好，各骋所长”，“人能自治，不待禁而止之也”。 这两条翻译成现代的话说，就是“人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人人拥有高度的道德自觉性”。这虽然和“三纲五常”不同，但以我们今天的立场看，也不算有多叛逆，不也是在扬善弃恶么？ 然而我们知道，儒家礼教和古代全社会的稳定息息相关。如果人们真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么儿子就可以不听父亲的命令，臣子不听君主的命令，那么地方政权独立老百姓也不会反对。 如果让李贽的学说宣扬开去，那么巨大的明帝国就真可能会瞬间崩溃。所以李贽的自由观表面上看只是个人怎么生活的问题，是个小事。其实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一个根本的意识形态问题。 如果任由李贽宣扬他的观点，礼教就会被破坏，国家也就完蛋了。 李贽晚年剃发为僧，这在中国古代原本是文人最为稳妥的出路。但就在他76岁高龄的时候，还是以言论罪被逮捕入狱，所有的作品被全部销毁。 当时的皇帝为万历皇帝朱翊钧。他因为立太子的问题，和朝中大臣已经冷战了十几年，对大部分政事都不闻不问。 但李贽这么一个远在天边，不过是说了几句话的老和尚，却得到了朱翊钧的特别关注。久不问政事的皇帝亲自下令逮捕李贽。在朱翊钧统治的四十余年里，鲜有文字狱。因而皇帝对此案的重视尤为突出。 李贽在狱中借着剃头的机会夺剃刀割喉自杀。但因为割得不够深，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才气绝身亡。而泰州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何心隐也以言论罪的名义被逮捕，被人杀死在狱中。另一位代表人物颜钧，则以盗卖官船的罪名发配充军。 至于他们的著作被禁，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直到今天，这位值得尊敬的学者，却依然很少为人所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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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承认每个人的内心的想法比外界说教更权威，更值得尊重，那么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自由价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