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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天性内敛，性格谦逊，不善张扬，奔放不羁是我们文化中所稀缺的一种品性。在中国文化中，儒家长期占据社会主流思想的统治地位，与此相应的是，儒家的人格理想与行为方式也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儒家的人格理想是圣人，不过圣人基本上做不到，就退而求其次主张做君子。儒家对君子的要求很多，但君子的行为方式却只有一条，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培养出的君子应该是这样的：性格上温柔敦厚；行为上循规蹈矩；言行必符合儒家仁义礼智信的规范，不敢越雷池半步。儒生们不张狂、不偏激，如同河滩上的鹅卵石无棱无角、光滑顺畅。在这种“中庸人格”规训之下，不可放纵自我，不可标新立异，否则就是异端，而中国文化对异端从来都是口诛笔伐一棍子打死的。因此，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人性发展之中，缺乏千姿百态的活泼生机，少见灵魂自由、狂放不羁的狂人与奇士。魏晋时代是人性觉醒的时代，更是牛人遍地的时代，刘伶裸体醉酒，祢衡击鼓骂曹，阮籍穷途恸哭而返，嵇康临刑一曲《广陵散》从容就戮，还有与猪共饮的风流音乐家阮咸，葬礼上裸奔的高官王忱，以驴叫为王粲进行追悼会的曹丕……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只为摆脱儒家名教的束缚，追求“礼岂为我设也”的狂狷人格与自由意志。大唐帝国是一个向世界敞开大门的开放的社会，伟大的时代赋予人们以非凡胆魄，让盛唐中人活得极其张扬而热烈。“天性野范”的武则天因驯马之道深得唐太宗喜爱，凭借的就是那份“野性张扬，桀骜不驯”，李白浪漫豪迈、恃才傲物，“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不走科举考试之路，而梦想直上青云，像振翅的大鹏那样去远征，他代表的正是大唐盛世的气象。到了晚明时代，在陆九渊、王阳明心学的滋润之下，中国文化也曾迎来过一个狂人辈出的阶段，唐伯虎的迷之自信，徐文长的疯狂颠放，李贽的狂放不羁，金圣叹的标新立异，龚自珍的剑胆琴心，都是晚明以来资本主义萌芽与个性解放思潮的产物。而在王纲解纽、军阀混战的晚清民国时期，则涌现了如章太炎、黄侃、刘文典、陈独秀等一批民国狂人，表现出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这一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壤上产生的极有韧性、绝无媚骨的优异之士，他们的呐喊使一个“无声的中国”变为“有声的中国”。在这其中，最突出、最杰出的代表，就是愤世嫉俗、特立独行的鲁迅，他在《狂人日记》中对“吃人的礼教”的声讨，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力的口号。
虽然曾有过上述这几个时代的狂人辈出，但总的来说，我们历史上一直稀缺不驯与不羁的文化人格。在“中庸之道”的轨道上，中国人大多唯唯诺诺，不敢创新立异，不敢展露锋芒，把藏锋隐锐和光同尘的涵养功夫发挥到极致。一味冲谦自牧，容易变成晦黯枯涸，所以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还隐藏着另外一种人格模式，那就是狂狷人格，虽然狂狷人格一直被打压，但也有偶尔浮出水面之时。我觉得，我们之所以如此喜爱李白，就是因为他的人生和我们的人生没有太大的悬殊，他体验的情感我们也有所体会。他悲我们所悲，喜我们所喜。然而，李白这样的狂人，他的喜和悲却比我们常人的喜和悲要厉害得多、浓烈得多、狂放得多，所以我们的感情在他的诗歌当中得到一种扩展和释放。李白的生命力从没有被压抑过，那么野性、奔涌、蓬勃，李白根本是把诗当成“狂人日记”来写的，他的爱、憎、求、愁，皆趋于极端，充满了激情和张力。他是我们渴望成为而没有成为的那个人，他替我们每一个人喊出了内心深处真实的所思所想所求。可惜，李太白不常有，产生了李白的那个时代，后世是很难复制的。唐帝国统一天下后，将游牧文化融汇入农耕文化，将胡文化融汇于汉文化，将一股边塞豪强侠爽之气融汇于中原温贞娴雅之中，使得唐文化里有一种“胡风”，一种豪爽刚健、无所顾忌的兼容并包之气派，迥异于中原文化的温良恭俭让。李太白之所以千古稀缺，反映出唐朝的开放自由和后世礼教束缚之严。说到底，是礼教在塑造中国人的思想言行，只要礼教禁严，就不复有生命个体的豪放彪悍、无所顾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与思想虽然焕然一新，然而精神人格依然与传统士人一脉相承。蔡元培、胡适是温雅而严肃的儒者，鲁迅是极有韧性、绝无媚骨的特立独行之士，周作人是亦正亦邪、集两气于一身的游逸名士，林语堂年轻的时候与周氏兄弟走得很近，有狂狷一面，但到中年之后，也渐入知天乐命的隐者一路。相比于那些因为冲谦自牧、不免晦黯枯涸的历史人物，我还是喜欢在时代的沉闷空气下“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的不羁之士，他们具备蔑视任何外在权威的自主意识和孤军作战的斗争韧性。这正是鲁迅所极力推崇的“摩罗”战士最珍贵的品格。 虽然一百年的近代史，孕育了一群以鲁迅为代表的特立独行之士，然而，从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观察，从传统到现代的人格转变并未历史性地实现，各种形式的依附性依然严重存在。要怀有独立自由之精神，至纯至真之情怀，方能成就的那些非凡事业，至今还是缺少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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