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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 海 中华民族素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创造了灿烂的礼仪文明。礼是儒家重要的思想范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具有悠久绵长的历史。《礼记》标题疏曰：“礼事起于燧皇，礼名起于黄帝。”燧皇即燧人氏，是中华民族可以考证的第一位祖先，这说明在远古石器时代就有了礼的行为，而轩辕黄帝时期已有了礼的概念。礼产生于远古社会，夏商周三代和春秋战国时期对原始的礼仪和宗教行为进行了不间断的整理和改造，主要是淡化宗教感情和色彩，增加伦理情感、人文因素和政治意识。儒家承续上古礼学传统，形成了完善的礼文化和儒家之礼，这就是“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以维护传统社会的人伦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 A 礼的精神是别异 所谓别异，就是区分人在社会关系中不同的角色、身份和地位，制定出相应的礼仪规范供人们遵循践行，进而形成社会关系之网和人伦秩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尊卑贵贱长幼亲疏是最重要、最广泛的社会关系，礼就是别异、确认和维护这些社会关系，诚如荀子所言：“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尊卑贵贱似乎不是人格意义上的不平等，而是社会角色的等差和道德境界的高低。社会角色等差，意指居上者为贵，居下者为贱；道德境界高低，意指贤者为贵，不贤者为贱。古今中外任何社会都存在着社会等差和道德高低的问题，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和改变的存在。儒家承认这一存在，规范这一存在，孔子在回答鲁哀公问礼时指出：“非礼，无以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儒家把所有的社会存在区分为君子、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不同的人伦关系有着不同的分等标准，孟子曰：“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庭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意思是，天下最尊贵的东西有三样，一是爵位，二是年龄，三是道德。朝廷中，没有比爵位更尊贵的了；乡村邻里间，没有比年长更受人尊敬了；辅佐君王管理社会，没有比道德更尊贵的了。换言之，就是在政治方面，官位是尊卑的标志；在宗族家庭方面，年龄辈分是尊卑的标志；在社会交往方面，道德是尊卑的标志。 别异不仅要区分社会角色的等差，而且要规范不同社会角色的礼仪、礼容和礼节。周礼的规定可谓详尽备至，“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意指礼的大纲有三百多条，细目有三千多条。对于祭祀之礼，《礼记·曲礼》明确社会角色不同，祭祀对象和祭品也不同。祭祀对象是“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大夫祭五祀，岁遍。士祭其先。”这说明只有天子才能祭天地，诸侯不能祭天地，大夫既不能祭天地又不能祭山川，士人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祭品是“天子以牲牛，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意思是，天子的祭品是用毛色纯一的牛，诸侯用精心饲养的牛，大夫用经过挑选的牛，士人用羊或猪。凡庶子不可主持祭祀，如遇特殊情况需要主持，要先向嫡长子禀告。同时，礼仪是继承发展变化的，而不是僵化凝固的。对于尊老之礼，《礼记·祭义》指出，虞舜、禹夏、商汤和周朝都有尊重老人的礼俗，“虞夏商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遗年者”。而尊老的具体做法却有着贵德、贵爵、贵富和贵亲的差异，“昔者，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殷人贵富而尚齿，周人贵亲而尚齿”。意思是，虞舜尊重有德中的年长者；夏朝是有功则有爵，爵高者位尊，同爵者中以年长者为尊；商朝是富乃贵之，贵者之中以年长者为尊；周朝重人伦亲情，故亲者贵，亲者之中又以年长者为尊。 B 礼的主旨是敬让 礼的实质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孤立的一个人，不会发生礼的问题，只有在与他人相处、交往和比较时，才会发生礼的要求和行为。礼仪源自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交往只有在互相对等和自愿自觉的条件下进行，才能充满魅力和人性的光辉。美国学者芬格莱特指出：“礼仪有力地显发出来的东西，不仅仅是社会形式的和谐与完美，人际交往的内在的与终极的尊严；它所显发出来的还有道德的完善，那种道德的完善蕴涵在自我目标的获得之中，而自我目标的获得，则是通过将他人视为具有同样尊严的存在和礼仪活动中自由的合作参与者来实现的。”礼仪本身是有差等的，不可能做到互相对等，那就要从内心情感和交往形式上去寻求互相对等的因素，孟子指出：“恭敬之心，礼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内心情感的对等表现为恭敬；交往形式的对等表现为辞让，从而使人们自觉自愿地践行礼的要求和规范。 所谓恭敬，“在貌为恭，在心为敬”，分别属于容貌和内心情感的范畴。然而，对于同一践礼主体而言，无论是貌恭还是心敬，都只能在主体与客体的交往中呈现出来，都是主体指向客体的行为；况且，对于一般人而言，面貌与内心是统一的，内心敬重，面貌总会好看；内心鄙弃，容貌就会不那么好看。恭敬名为两个概念，实为一个内容，那就是敬的感情，即发自内心的尊敬和敬重。孔子十分重视敬在礼行为中的意义，他从人与禽兽之别，指出为孝必敬，“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意思是，现在所谓的孝，说的是能够养活父母。可是，人们连犬马都能够养活，如果没有虔敬之心，那与饲养犬马又有什么区别呢？孔子重视祭礼和丧礼，却更在乎敬的内涵，《礼记·檀弓》记载弟子子路的回忆，“吾闻诸夫子：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不若礼不足敬有余也”。孔子甚至认为，敬是为政之本。鲁哀公问政，孔子对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敬之至矣，大昏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亲至，亲之也。亲之也者，亲之也。是故君子兴敬为亲，舍敬是遗亲也。弗爱不亲，弗敬不正。爱与敬，其政之本与！”这段话的大意是，在各种礼仪中，敬的情感最为重要，而国君的婚礼又最能体现敬的情感。国君亲迎新娘，既是爱慕又是敬重，把这种爱与敬的感情推而广之，就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敬不仅是治国之本，而且也是礼之根本，马一浮指出：“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一言以蔽之，曰：勿不敬”。 所谓辞让，亦称退让，“应进而迁曰退，应受而推曰让”。辞让是与恭敬紧密相连的德性行为，其本质是厚人薄己、尊人卑己，也就是谦逊低调。这在礼的迎送、授受仪式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具体为三揖三让。揖是拱手致意，展示主人对客人的尊重和关注，三揖是凡入门将右曲揖，北面揖，当碑揖；三让是凡升阶，宾主尊卑相同时，一同升阶，宾主尊卑不同时，则尊者先升。三揖作为迎送规定，有利于养成尊重他人的习惯；三让并不改变主客体的实质行为，辞让之后仍是尊者先升阶，该先升阶的人还是先升阶，其意义在于给对方、他人、宾客以被尊重的心理感受，宾主正是在辞让中体现出教养与风度。孔子认为辞让既是君子遵礼的表现，又是君子人格的组成部分，“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意思是，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事情。如果有的话，那一定是比赛射箭吧。彼此作揖谦让，然后登堂比射。射毕，彼此作揖，然后下座；最后重又上堂，彼此作揖，胜者罚负者饮酒。这样的竞争是君子之争。无论赢者还是输者，辞让使君子之争变得风度翩翩，真是令人神驰往之。从这个意义上说，辞让并不在于结果，而在于仪式，能够使弱者、居下者、失利者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和感情上的认同。 C 礼的目的是和谐 严格地说，儒教是礼与乐相结合的“礼乐之教”，礼与乐分别发挥着不同作用。礼主不争，调节和约束人的情欲和行为；乐主无怨，让人欢欣鼓舞，有所兴起而达性情之和谐。《礼记》曰：“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这说明和谐原由乐教而不是礼教主导的，“乐者，天地之和也”。可惜的是，作为经书之一的《乐》早已佚失，儒家“六经”由此而成为“五经”；重要的是乐教的经义亦已散失，后世的音乐和歌舞难以发挥教化作用，权且以礼代之，既发挥礼教的作用，又发挥乐教的作用，进而促进全社会的和谐。好在《论语》说过：“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因而以礼代乐促和谐，也不是没有道理。 在儒家看来，和谐的关键是人人都要学习礼义，践行礼仪，遵守礼制。只要大家各安其位、各守其礼，整个社会就能和谐稳定。和谐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首先是人自身的和谐。学习礼义是自身和谐的重要内容，孔子对自己的儿子孔鲤强调：“不学礼，无以立”。这六个字很简单，却含义深刻。儒家认为，学是学做人，真正的学问就是学做人，追求道德的完善、人格的成熟及精神的升华，“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而学做人先要学礼，没有礼，怎么来做人呢？！孔子总是把礼与仁联系在一起，仁是礼的精神内容，更多强调亲亲的情韵；礼是仁的表现形式，更多表现尊尊的意蕴。当颜渊问克己复仁的具体内容时，“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就要求人们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都要符合礼的要求，才能保持身心的统一和自身的和谐。否则，就会身心紊乱，甚至伤害他人，“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意思是，恭敬而不知礼则会疲劳，谨慎而不知礼则会胆怯，勇敢而不知礼则会闯祸，直率而不知礼则会伤人。 人自身的和谐推而广之，遇到的社会关系，第一个层面的要求是家和，家和的核心是孝敬父母，这和礼有着密切关系。《论语》记载，鲁国大夫孟懿子向孔子请教孝道，“子曰：‘无违’”，实质是不要违背礼制；具体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第二个层面是人和。在儒家看来，一个人能尽孝，就能爱人，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爱人不是一团和气，没有矛盾，而是讲原则、有规矩，既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又不否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需要用礼来调节和约束，“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意思是，为了和谐而一味地追求和谐，却不知道用礼加以节制，那也是行不通的。第三个层面是政和。政和最为集中地体现了儒家积极进取的入世态度和人生价值。孔子认为，政和的最高境界是德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最好方式是礼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用政纪来教导民众，用刑罚来规范民众，民众往往会为了侥幸得到逃脱而不顾忌耻辱。用道德来教导民众，用礼义来规范民众，民众就会有明确的是非之心而真心归附。最后一个层面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在浩瀚的宇宙和神秘的大自然面前是非常渺小的，孔子强调畏天命，“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提倡节俭的生活方式，“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要求人们“钓而不网，弋不射宿”，意思是，钓鱼时只用一个鱼钩的钓竿，而不用大渔网；打猎时，只射飞鸟，而不射在巢中歇宿、哺育之鸟，这就是要保护自然界，而不要向大自然过度索取。 D 礼的功能是教化 礼的教化观念是董仲舒首先提出来的，“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礼乐教化是传统社会治国安邦的重要手段，有着悠久的历史。周礼设地官掌握教化职能，“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辩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偷”。春秋战国仍然重视教化功能，《国语》记载，楚庄王询问教太子之道，申叔时回答：“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诸子百家对待礼乐教化作用及其存在意义，大多态度比较暧昧，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却自觉地选择了维护周礼的立场，坚定地继承和发展礼乐教化传统。孔子以仁为核心，以培养和塑造君子人格为目标，强调诗教、礼教和乐教，“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能启迪性情，为化民之先；礼能约束性情，规范人的举止，为化民之要；乐能陶冶性情，完善人格，为化民之本。在古代社会，礼仪都是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礼的功能就是教化。 礼的教化功能主要集中在社会伦理道德和个体人格修养两个领域。在儒家看来，通过礼的教化，可以把人从动物界区别开来。人作为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人具有道德需求和价值追求，《礼记·曲记》指出：“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故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父子聚麀，意指父子共妻。通过礼的教化，可以促进个体培养君子人格。孔子的理想人格是君子，而礼是君子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对于君子人格的养成，一方面礼有文饰的作用。“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意思是，一个完美的人，除了知、勇、艺等品质外，还需要用礼乐来加以文饰。孔子还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另一方面礼有约束的作用，“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意思是，君子广泛地学习文献和知识，再用礼来约束自己，那就不会离经叛道了。通过礼的教化，可以推动统治者实行礼治。礼治要求正名，子路问孔子，假如卫国国君让你去治理国家，你将先从哪里入手，“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的内容就是让不同的社会角色各归其位、各安其分，“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礼治还要求统治者守礼，既要对臣子守礼，“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更要对老百姓守礼，“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孔子认为，统治者如果能对老百姓好礼、好义、好信，那么“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即其他地方的老百姓都会背着小儿女来归附。 无论古今，礼对于规范人的行为和促进社会秩序稳定，都具有重要作用。现代社会仍然需要礼仪文明，我们要重视儒家之礼这一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礼文化和礼仪文明，融合于现代化建设的大趋势和大格局，进而重续礼仪之邦的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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