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的《诗》2019-02-25 03:41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张庆利（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顾颉刚先生在《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中论到“周代人的用诗”，将它们分为四种：“一是典礼，二是讽谏，三是赋诗，四是言语。”又说：“诗用在典礼与讽谏上，是它本身固有的应用；用在赋诗与言语上，是引申出来的应用。”（《古史辨·三》）可见，前二者是《诗》本身所体现出来的作用，后二者则是时人对《诗》的运用。我们这里所指的是后二者，这种情况在春秋时期的文献中多有出现，而于《左传》中尤为集中。研究这个问题，可以见出春秋的政治生态、《左传》的表达艺术，以及《诗》的经典意义。
细井徇《诗经名物图解》 资料图片 一 从《左传》对“春秋时事”的记述中可见，时人或进行激励，或看待他人，或议论事件，特别是作者评判人与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常常引诗为证，把《诗》作为典范、依据、准则与证明。宣公十一年，晋国的郤成子向周边众狄希求结盟，众狄纷纷响应，晋诸大夫想要召集众狄在晋地盟会，郤成子没有同意，他说：“吾闻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继，其从之也。《诗》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犹勤，况寡德乎？”于是当年秋天，盟会在狄欑函举行。引诗出自《诗经·周颂·赉》篇，以文王之勤政作为榜样，勉励众人。昭公二年，鲁国的叔弓到晋国访问，晋君派人到郊外迎接并安排到宾馆，叔弓一再谦让，强调“寡君使弓来继旧好”，晋国叔向十分赞赏，称他“知礼”，并说：“吾闻之曰：‘忠信，礼之器也。卑让，礼之宗也。’辞不忘国，忠信也；先国后己，卑让也。《诗》曰：‘敬慎威仪，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引诗出自《大雅·民劳》，原为对执政者的告诫，这里用为对叔弓的赞美。昭公七年，晋国的韩宣子出使楚国，楚国没有派人郊迎。楚公子弃疾出使晋国，晋侯也不打算派人郊迎。叔向说：“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诗》曰：‘尔之教矣，民胥效矣。’从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于是晋侯派人郊迎。引诗见《小雅·角弓》，原诗为劝告周王不要疏远兄弟而亲近小人，这里叔向用以提醒晋君为人行事将为民众之典则，所以应该尊礼为善。可见，《传》中人物常常以诗论人，以诗释事，《诗》俨然成为修身立德的典范和行事为政的公理。 “君子曰”是《左传》作者评价人事、表明态度的直接告白，书中还以“君子谓”“君子以”“君子是以”之语表达同样的意思。据统计，《左传》以上述语言直接表达观点者共88处，而用诗者竟达38处，涉及45篇次！《左传》用诗首例便是隐公元年作者对颍考叔的评价：“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君子曰”的插入，不仅不让人感到突兀，反而以其简洁明快起到了点化的作用；而《诗》的引用不仅使评价有了纵横历史的高度，也突出了《诗》的典范意义。 二 《汉书·艺文志》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称诗喻志，即赋诗言志，既可以臧否人物，还能够观国家兴亡，可见意义重大。昭公十六年，晋卿韩起访问郑国，访问结束，郑国的子齹、子产、子大叔、子游、子旗、子柳等六卿为他饯行。席间，韩起请六卿赋诗，并明言“起亦以知郑志”，子齹赋《野有蔓草》，子产赋《羔裘》，子大叔赋《褰裳》，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各以诗表达了对韩起的赞美、对郑君的感恩、对未来的期许，所赋诗又均在《郑风》，因而韩起听后赞赏道：“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赋诗的原则是“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赋诗者不仅要赋诗成诵，还要连类所及，合于场景；而听诗者不仅要理解对方赋诗之意，而且能够以诗作答，表明己意。襄公十九年，鲁国的季武子到晋国拜谢晋为鲁出师，晋侯设宴招待他。范宣子代表晋君赋了一首《黍苗》，这首诗见于《诗经·小雅》，是一首赞美召穆公经营谢地的诗，显然意在借此称赞鲁君，当然也有点老大自居的意思。所以季武子听后马上起身，拜谢道：“小国之仰大国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辑睦，岂唯敝邑？”首先以小国安定来自大国庇护的认识，表明感谢之情；又以诗中“芃芃黍苗，阴雨膏之”之句做比，表明谢意之强烈；同时对诗意加以引申，表明对时常得到晋国庇护的期待。最后，季武子又赋了一首《六月》，诗在《小雅》中，为歌颂周宣王派遣尹吉甫讨伐猃狁获得胜利之作，季武子以此既是赞美，也是希望。 在《左传》的记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诗》常常成为化解矛盾、提出要求最恰当的遮蔽和最堂皇的理由。襄公二十六年，卫国侵占戚国东部边邑，杀掉晋国戍卒300余人。于是晋与鲁、宋、曹等国在澶渊会盟，并讨伐卫国。卫献公被迫到晋国并试图参加会盟，却被盛怒中的晋人抓了起来。当年七月，齐景公和郑简公相约到晋国为卫献公求情，晋平公设宴招待他们。席间，晋平公赋《嘉乐》（今《大雅·假乐》），诗中有“嘉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之句，既赞美两国国君，也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国景子代表齐君赋《蓼萧》，诗中有“蓼彼萧兮，零露泥泥。既见君子，孔燕岂弟，宜兄宜弟，令德寿岂”之句，既表达见到晋君的欢喜和感谢，又向晋君提出以兄弟之义看待各位诸侯的希望。子展代表郑简公赋《缁衣》，诗中有“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之句，意思是说，我们这次来到贵国的朝廷，回去的时候希望能够得到君主美好的赐予。可见，三人的赋诗都表达了情感，后二人也传达了诉求。 在这里，诗是对思想的一种修饰，也是对语言的一种美化。它使得思想的表达极为委婉，极为诗意，使得语言的风格极为婉致，极为典雅，可称“笔舌妙品”（钱钟书语）。所以春秋时期的诸侯卿大夫都是从小就开始学《诗》，无论是摄职从政的男子，还是待字闺中的女子，也无论是中原各国，还是异族蛮夷，都必须烂熟于《诗》，做到随时称引。在当时，不能赋诗或听不懂别人赋诗含义的人是被人所鄙视的。在诸侯争霸、战乱频仍的春秋时代，赋诗言志为血腥的政治斗争蒙上了一层文质彬彬的温柔色彩，的确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景观！ 三 在《左传》的用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中常常间杂着一些引者的解释，应该说这些解释大多是断章取义的，有许多是牵强附会的，不合于原诗的意义。但是其中反映出了一种倾向性，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时人对诗的一些认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最早的关于诗的评论。宣公十五年，羊舌职称《大雅·文王》中的“陈锡哉周”是说周文王能施“明德”；成公四年，季文子评价晋景公时引诗“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周颂·敬之》），强调“敬”的重要；襄公七年，韩无忌引诗“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召南·行露》）并解释道：“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和为仁。”昭公元年，赵文子引《大雅·抑》“不僣不贼，鲜不为则”后，解释说这是“信也”！在解释《诗》的背景时，用诗者也常常立足于道德的层面。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前，申叔时评论楚军时引《周颂·思文》“立我烝民，莫匪尔极”之句，突出“德正”“时顺”方可“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极”。《小雅·常棣》本是宴享兄弟时赞美兄弟情谊的诗，而在富辰的眼里却是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的警诫之作（《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襄公二十九年记载的“季札观乐”是难得的一份学术史资料，季札论周乐时秉持着“美”与“善”的双重标准，“美”主要赞美其艺术形式，“善”主要评价其道德内容，其中已经蕴含着孔子“尽善尽美”的文艺观念。僖公二十七年，赵衰推荐郤縠为城濮之战晋军元帅时，说他“说（悦）礼乐而敦《诗》《书》”，并说：“《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在“君子曰”的评论之语中，更是较多而集中地使用了“昭忠信”“不信之谓也”“求善”“敬主之谓也”等话语，涵盖了忠、信、仁、善、敬、礼等许多观念，以德义释诗。以德义论诗，既体现了时人对《诗》评价的着眼点，从而奠定了儒家论诗的基调，也蕴含着以诗为教的思想，是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精神的倡导者和先行者。 《左传》用诗虽然多“断章”而“余取所求焉”，但由此可见《诗》在春秋已经具有的高度的经典意义，以及在上层贵族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它是表达内心情感和思想态度的温婉手段，是衡量道德修养和政治情怀的共识标准，是评价人事得失和政治成败的鲜明法则。不仅如此，引诗为证，还直接影响了汉代韩诗说的形成；赋诗言志，后来逐渐演化成为文人雅集赋诗唱和的文化盛景；论诗重德，奠定了儒家讨论诗乐的价值标准。《左传》的记事强化了《诗》的经典意义，推动了《诗》的经典化过程。 [ ，责编：徐皓 ] 《诗经》与“诗教”2019-02-25 03:41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刘冬颖（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春秋战国经典诠释学考论”成果） 《诗经》在一代又一代学人的不断诠释中，逐渐形成为一部具有政治、道德、伦理，以及礼仪、音乐、文化综合教育意义的经典著作，在塑造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和文化品格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诗》在周代社会有着崇高的地位，它既是文化、礼仪的教科书，也是外交场合使用的交流工具，渗透于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因而，周人特别重视《诗》的教与学。周代的学校分国学和乡学两极，诗歌教育主要是结合礼乐教育进行的。当时的习礼、习舞、习乐等活动常常与诗歌教育结合在一起，《诗》的教与学的设置非常体系化： 一、“诗教”按诗歌特点系统进行。《周礼·春官·大师》：“大师掌六律、六同……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是说乐官在教国子《诗》时，按照《诗》的分类特点和创作手法分科教学，特别注重从道德、礼仪和音乐上引导。 二、“诗教”依年龄循序渐进。《礼记·内则》谓：“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国子十三岁开始学习音乐，诵读《诗经》，练习《韶》舞，年龄稍长再学习《象舞》。经过几年学习后，国子们“六艺”之事就能略备基础，在二十岁时进入大学阶段，据《礼记·学记》记载：“大学始教”要开始学习《小雅》，重点演习《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诗歌，以明了为官之道和君臣一体。 三、“诗教”与“乐教”紧密结合。据《周礼》所载，大司乐向国子传授“乐德”“乐语”“乐舞”。其中“乐语”之教包括“兴、道、讽、诵、言、语”，“讽”与“诵”是要求学生能背诵诗歌、创作诗歌，以诗言志、以诗讽谏。《墨子·公孟》所说的“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描述的正是以多种方式学习《诗经》，以及在各类典礼场合中使用《诗经》的景象。 四、“诗教”还被广泛应用于现实生活。当时社会祭祀、宴饮、举行射礼等场合都要歌《诗》。歌《诗》并配以礼、乐、舞蹈，是为了培养受教育者“动辄以礼”的意识，形成对个人品德、言语、行动的自我约束。如在《仪礼》乡饮酒礼仪式中，就伴随着《诗》乐的吟唱和演奏，整个活动就像一场规模宏大的礼乐演出。人们通过观看、体验乡饮酒礼歌《诗》的每一个艺术化环节，受到礼乐熏陶，并要通过一乡一地的努力，使得普天之下都在礼乐的影响中。 《诗》与礼、乐结合，借助艺术形式的诠释，就成了礼仪教化的理想载体，旨在培养出美善合一的理想人格。“诗教”也因此逐渐成为社会伦理道德和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 《诗经》文本结集后，不同时期的学者，从各自不同立场出发，对《诗经》进行了功用各异的阐释。圣人孔子就特别重视“诗教”，《论语》和《礼记》中就多次记述孔子与其弟子谈《诗》，或称引《诗》中词句。那么，孔子教《诗》的目的是什么，要使学生达到什么样的思想境界呢？《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孔子对“诗教”的重视，是基于其对诗歌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功用的理解和诠释，即运用“温柔敦厚”对社会进行礼仪方面的熏陶、规范。 孔子在教导自己的儿子孔鲤时就曾说过：“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强调的正是通过学习《诗经》获取语言能力的重要性。孔子更将“诗教”与人格修养之间的关系提炼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认为君子人格的修养是从《诗》开始，以礼为依据，由音乐来完成的。诗、礼、乐在此浑然一体，凝练成厚重典雅而不失翩翩风度的君子人格。在孔子眼里，“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对此，蒋伯潜就认为：“诵《诗》授政，期其能达。盖《诗》之抒情美刺，可藉以练达人情，洞明治理，然后可以‘专对’期。且谓‘不学《诗》无以言’者，其故可深长思矣。”（蒋伯潜《十三经概论》） 通过孔子的诠释，《诗经》不仅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读之书，也是人们“洞明治理”的必备教科书。其中的“洞明治理”，既包含了参照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内涵，又包含了用之以关照现实社会的厚重责任感。同时，孔子所言“达”于《诗》的目的，在于“使于四方”之时，用于“专对”。 赋诗言志是春秋外交享宴中的重要礼节，这在《左传》中有很多记载。如晋公子重耳在秦，穆公享之，《左传》载：“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六月》之诗乃是赞美尹吉甫佐周宣王伐猃狁、匡王室之诗。赋《诗》者依据自己的理解，或全面、或借用、或诡用于各种外交和礼仪场合，《诗经》文本转而又成了国家外事交往中屡试不爽的宝典。 由于孔子弟子众多，加之孔子“圣人”的特殊地位，他对《诗》所持的态度和评价，遂被弟子以及儒家后学传扬开去，《诗》也就成为儒家研习的重要典籍。《孟子》一书中引《诗》为说共计36次，提出了“以意逆志”的诗学主张。《荀子》一书引《诗》论《诗》80余处，更注重诗书的学习与圣人之教的关系。荀子曾经在战国时期著名的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最为老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十分重视传统经典教育，把《诗》与《书》《礼》《乐》《春秋》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荀子晚年曾在楚国兰陵传经，对《诗经》流传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诗三百》“由诗向经”的历史演化，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汉武帝后，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尤其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被视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大序》）的工具。《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常常直接引用《诗经》中的诗句，作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有些诗章更构成了其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就体现出了寓评价于引《诗》之中的这一特色。他在记述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往往适时地征引《诗经》中的某些诗章来表明自己的看法，这些被征引的诗章，既作为了记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又流露出了他自己的褒贬倾向。《鲁周公世家》中在记述周公辅佐成王，东征管、蔡的历史过程时，就引用了《诗经》中的《鸱鸮》，不仅写出了周公在被流言恶意中伤以及被成王误解的情况下，仍然忍辱负重、忠于王室的宽广胸襟，同时表明了司马迁本人对周公在武王病逝、成王年幼的情况之下，独力支撑周王朝、维护新生政权这一历史行为的充分肯定。于是，《诗经》文本成了历代史家认识历史、观照社会现实的理论依据。 通过先秦至汉代儒家的系统阐释，《诗经》的礼乐教化功能得到了空前提升，成为国家文化经典文本，为中华民族“温柔敦厚”、诗礼相承的民族特色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光明日报》（ 2019年02月25日 13版） 诗教与礼制的离合2019-02-25 03:41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郝建杰（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诗”“礼”“乐”为形成“礼乐文明”的三大元素，“诗教”“礼教”“乐教”为建构“诗礼文化”的三大要素。在先秦两汉时期，就诗教与礼制互动关系中的诗礼文化而言，两者或离或合，大略经历了五次历史性转型，形成了以下五种离合类型： 一、先周时期，诗教与礼制天然遇合，生成诗礼文化的初级国家形态。诗教和礼制最初经历了从自然状态过渡到舜以来初级国家形态的漫长历程。当原始部落社会迈进初级国家的门槛时，朴素自然的民间礼俗一变而为初级国家形态的礼制。于是，礼制建设向诗教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命汝典乐，教胄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舜典》）这正是帝舜向乐官夔所发出的关于对子弟开展诗教的命辞。从此，诗教与礼制相结合，共同启动了诗礼文化建构的历程。夏、商两代诗教和礼制的互动已难知全貌，但从殷商礼乐之遗的《商颂》中可以看出，二者此时的契合已比较紧密。如果我们在结合孔子所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的说法，夏、商两代无疑是诗礼文化形成史上的重要一环。 二、西周时代，诗教与礼制水乳交融，生成诗礼文化的高级国家形态。在周太师整理规范前代已有诗作的基础上，以周公旦、成王诵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创制了大量新诗，以施于王室与公室典礼。其中，以“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等“五礼”为核心的礼仪制度规范，重在明等级；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为核心的贵族教育内容，重在调人情。于是，诗教与礼制二者相互倚重，相与为用，紧密结合，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地。由于西周贵族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要创造者与实施主体，又是国家礼仪制度的主要创造者与实施主体，故诗教和礼制的绾结呈现出高度贵族化与王权化趋势：“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与此相适应的是由王室太师总领的“学在官府”教育制度，在注重以“五礼”“六艺”对贵族子弟进行教育的同时，更加注重利用各种典礼节仪对上自天子下至庶民进行道德教化，以达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这一以维护礼制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目的，从而使得诗礼文化盛极一时。 三、春秋时期，诗教与礼制渐次分离，制度之教演变为文化之教。平王东迁，王室渐次衰微，原本以和合礼制为主要任务的诗教，逐渐从礼制系统中淡出，转而演变为儒、墨、名家的道德修身和言辞进身手段。此时开始盛行的歌《诗》、引《诗》、诵《诗》、赋《诗》以“言志”文化活动，显示出诗教脱离典礼轨道的倾向。齐卢蒲癸所谓“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之言，更说明《诗》已成为传达个人意志的文学性工具。单就儒家而论，虽然《诗》在孔子时代尚可“弦歌”，但从“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的事实观之，《诗》已不再仅仅是一种艺术化的礼制，而是诵以雅言、书以竹帛的独立的文学文本了。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孔门诗教以恢复周礼为根本追求，儒士的增加提高了社会的道德水平：“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只可惜，孔门诗教的影响被时代新宠郑卫“新声”冲淡了。于是，诗教因西周传统礼制的变革崩坠而趋向没落，诗教对建构诗礼文化的影响力自然就减弱了。 四、战国时期，诗教与礼制相互乖离，《诗》成为少数经师传习的文学文本。当时，“七雄”争霸，“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汉书·艺文志》）。可见，尽管《诗》依然是儒家授受的衣钵，但仅仅借儒者之手传播繁息，诗教自然无奈地游息于民间。即使是在像孟轲这样的大儒手中，依然是“经涉乱离，师有异读，后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诗·大雅·皇矣》孔《疏》），足见其所谓“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正是在这种乱局中研习《诗》文本采取的无奈之举。荀卿虽将诗教归于王道之治，却与当时的霸道横行殊不相侔。其他学派对《诗》的态度更不必说，如纵横家引述《诗》句完全是出于论辩术的需要；本源于儒家用刑思想的法家对自己的母体更是反目成仇，危言耸听地说“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商君书·去强》）。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虽然重视礼制建设，但执掌国柄的法家仍视儒家为妨害国体的异端，终于以焚书坑儒这种极端手段，来毁灭诗礼文化。《诗》既在被灭之列，诗教自然也无施展空间，这样它就从国家和民间两个领域完全退出，只能奄奄一息地苟活于少数经师之手了。 五、两汉时期，诗教与礼制完美结合，诗礼文化上升为皇权制国家的政教样板。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诗教走向了它的终极形态——政教化。当时，上有官学，下有私学，齐、鲁、韩、毛四家诗并行共处，形成了诗教彬彬之盛的局面。及至东汉，四家诗更在争胜中弃短取长，融为一体。但无论如何，其目的总归于树立国家政教道德，正如齐诗著名学者翼奉所说：“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贤者见经，然后知人道之务，则《诗》《书》《易》《春秋》《礼》《乐》是也。《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汉书·翼奉传》）足见《诗》和其他儒家经典一道，参与了汉代国家礼制的建设。 要之，我们可以从诗教与礼制关系的离合与转型的历史进程中，看出《诗》与礼共生互动的基本类型；进而从诗礼文化的兴衰起落中，既可透视出历史文化的运行与演变规律，也可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提供历史借鉴。 [ ，责编：徐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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