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陟彼景山：十一位中外学者访谈录》是一本没有腰封的书，十一位学者的名字列在封面上，不需要很大，气场已经足够强。 这本书的读法很多，可以一篇篇地读，也可以诸篇比对，看各位大家对同一观点所持的看法，自可开心明眼。之前聚珍推送过的一篇文章就是这样的读法（点击标题可读 李学勤、章培恒、裘锡圭谈『国学』｜重磅。） 今天我们再换一种读法，以『前辈学人忆前辈学人』为主题，看看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何兆武：陈寅恪先生的课，我当时是去旁听，因为是高年级的专业课，而且他上课时都是直接引用古书里面的哪一节哪一段，我都不熟悉。去听课就是觉得他名气大，但如兴趣，感觉他讲的东西很有意思，也发挥自己的一些观点，还评论现实，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时候是自由听课，有名人的课至少都去听几讲，听听怎么样。闻一多先生是诗人，讲起课来十分投入，很有激情。闻先生上课的时候也是什么都念，并不光是他自己的作品，讲到哪里就念到哪里，不但讲新诗也讲旧诗，讲《诗经》、《楚辞》，也讲唐诗。果要按一九四九年以后的要求，他讲课是不及格的，他上课都是自由发挥，跟他写的文章一样，大概即使作为今天的论文也不太合格。 王水照：有次我到钱锺书先生那里去，他跟我说：最近我花了两个星期把“十三经”温了一遍，又发现好多好东西。我当时吃了一大惊，“十三经”两个星期温了一遍是什么概念？我就想起我在大学期间，曾打算紧随文学史的课堂教学把作品读一读。老师讲《诗经》，我想尽可能地把《诗经》的原著读一遍，后来发现这个计划完全无法完成。讲《诗经》课程已经很多了，两个星期吧，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我怎么能在两个星期里把《诗经》读一遍呢，《国风》还比较快，《雅》和《颂》完全没办法读下去，马上就结束了，讲《楚辞》了。老先生的童子功是“十三经”等古代经典，而且后来我知道，不少老辈学者是有“温书”的习惯的，他们从小就读这些书，到了一定时期是要“温书”的，就是把他们一生当中读过的几部重要的书再来温一遍，叫“温书”。钱先生跟我讲的，恐怕还不是一般习惯的“温书”，而是与他作读书笔记有关的。他们学问的底子就是从大量的经典的文本着手，量非常大，钱先生的集部之学尤其很少有人超过他的。现在不是有人讨论为什么钱先生的著作《管锥编》选择札记样式，当然可以从很多角度去解释，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从小读书就这样的。钱基博先生在一九三五年《光华大学半月刊》发表他的《读清人集别录》，在《引言》中说“儿子锺书能承余学，尤善搜罗明清两朝人集”，做了大量日札，如果将他们钱氏父子两个人的日常笔记整理出来，能与钱大昕的史学“后先照映，非夸语也”。他是很自负的。钱穆先生也说他们父子的集部之学没人超越。所以，他是在广泛地阅读原典的基础上从事学术工作的。 现在出版的《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三大卷，是他日常读书生活情景的生动展示，还未出版的有四十几卷，他恐怕是世界上个人手稿存量最多的一位，有人说这是钱锺书用手写成的一座图书馆。这一点我们这代人已经做不到了。 王水照：我刚才讲何其芳先生对我的影响，除了写文章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怎么安排工作的方法。何其芳先生每年对新进所的同志都要讲话，都要讲研究方法，每年他都要强调“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但每年讲法不一样，用的例子不一样。从我第一次进所听到他讲这个，以后他给新同志讲，我都参加的。他每次讲都写讲稿，他讲的时候是脱稿，但事先都写好的，所以他逝世以后，他的秘书给他整理档案，整理得都哭了，毛主席也说何其芳做事认真。 何其芳哲学系出身，不是搞古代文学的，但他一直有志于要编一部文学史，所以最早成立文学所的时候，古代文学方面有两个研究室组，一个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组”，一个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组”，他自己兼文学史研究组的组长，是想要写一部文学史的。他开始不是先搞《诗经》么，后来又搞《楚辞》，写过屈原的论文。他经常说自己原来的古代文学基础是不够深厚的，但要是研究哪个问题的时候，比如《红楼梦》，就尽量地把有关《红楼梦》的资料详细占有。他给我们强调什么叫“研究”呢，就是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的一句话：“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他说这就是研究方法。有了写作任务以后，他就尽可能地广泛地搜集、整理资料，一直强调资料的占有是研究的前提与出发点。 他这个方法对我们比较合适，因为我们不可能像钱先生那样，原来的学术积累深厚无比。现在出版的《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三大卷，是他日常读书生活情景的生动展示，还未出版的有四十几卷，他恐怕是世界上个人手稿存量最多的一位，有人说这是钱锺书用手写成的一座图书馆。这一点我们这代人已经做不到了。何其芳还跟我们说，进所以后要用“四分之三的时间搞研究，四分之一的时间补课”，我觉得也有很强的操作性，要有固定的时间进行“补课”。例如理论修养不够，那么就用这四分之一时间系统读一点，马恩全集不可能全读的，但《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我都细读一遍的。 裘锡圭：我在一九五六年到了历史所，当时我是复旦历史系的研究生，因为导师调历史所工作，就跟着一起来了，还不算是历史所的人。见到郭老在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前。那时候郭老还兼历史所所长，隔一段时间就会来所一次，来的时候，所里年老年轻的研究人员，他都要见一下，那时候见过一次。反右以后就没有那个事了。他对年轻人很热情，那是他的一个优点。 戴燕：对他的上古时代研究，您怎么评价？ 裘锡圭：那要有历史观点，他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写《青铜时代》、《十批判书》，那个时候他的水平肯定是第一流的。 戴燕：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 裘锡圭：当然是了不起的。一九四九年后他有些地方比较粗枝大叶，有些地方有所“迎合”，写了一些学术质量不很高的文章，那是另一码事。但是总的来说，他解放以后仍对学术有真挚的兴趣，也写了不少有学术价值的文章，还是很不错的。一九四九年后，他有了地位，可是对年轻人还很谦和、很热情。 章培恒：贾先生讲“现代文学作品选读”，他选一些他认为重要的作家来讲。一个就是讲鲁迅，当时讲课也不大有计划，所以他的“现代文学作品选读”好像讲了也没有几个作家，都是有代表性的。 戴燕：贾先生上课很受欢迎。 章培恒：是，是。 戴燕：可是他有很重的口音，这是在上海啊。 章培恒：开始的时候不懂，慢慢听也就听懂了。后来他给陈思和先生他们那个年级上课，大家就都不容易懂他，但是贾先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对学生很有亲和力，所以学生到他家里去，大家是从他的家里慢慢听懂他的话，然后才对他所说的内容感兴趣。
【赠书福利】这位复旦教授采访了十一位学界泰斗，结集成书向他们致敬 >>> 聆嘉声而响和
中华书局｜聚珍文化 传统思想现代化 古典内容时尚化 古代趣味雅致化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