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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萧衍传（十四）
二、重用士族
考试取才
为避免重蹈宋、齐两朝的覆辙，梁武帝开始重用士族。同时，他又改革选官制度，实行考试取才，这就为后来的科举制度开了先河。由于梁武帝的奖掖和提携，梁朝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梁武帝即位以后，鉴于魏晋以来统治阶级内部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之间互相残杀的事实，看到东晋王朝虽然凭借士族地主的支持，国运延长到百余年之久，但皇权旁落，朝廷为世家大族所挟持；宋齐两朝起用庶族地主，权力集于皇帝一身，然而皇族父子兄弟之间为争夺皇位而骨肉相残，政权落入他人之手。他为了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新王朝，便试图折中前朝利弊，想方设法调和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梁武帝即位后，为了赢得世家大族的支持，便广泛罗致世家大族。天监三年（504年），梁武帝命吏部尚书徐勉，依据东晋贾弼之所作《士族谱》、宋刘湛所作《百姓谱》，设立谱局，谱定《百家谱》，凡八十卷，用以甄别士族。在写给每一个人的文告里，都避开这个人的家讳，表示对百家士族的尊重。天监五年（508年），梁武帝下诏“凡诸郡国旧族邦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刮，使郡有一人”，以恢复士族旧日的权力。天监七年（508年），又下令在各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门搜荐东晋以来湮没不显的旧族，为他们提供参加政权的机会。同年，梁武帝又命徐勉定百官九品为十八班，班数多者为贵。又增设镇，卫将军以下为十品，分二十四班，共有名号一百零九个。大批将军以下，还有更多的军官名号。但是，尽管增设了这么多名号，还是不能满足所有士族求官者的需要。于是，梁武帝又大量增设地方官。天监十一年（512年）时，梁朝境内就有二十三州、三百五十班、一千零二十二个县。地方官的数目本来已经够庞大的了，梁武帝还嫌不够，又增设了许多州郡县。到大同六年（540年），梁朝境内共有一百零七个州，按州的大小，分为五品。其中下品多在边地，有的地方一个村落就设立一个州或郡县。五品州以外，还有二十多个州，根本不知道设在什么地方。甚至很多官员连自己管辖的地域在什么地方也弄不清。这样做的结果，极大地满足了士族求官者的欲望，却使原来已经相当庞大的官僚机构更加膨胀，人民的负担也更加沉重了。
然而，东晋以后，门阀制度盛极而衰，到梁朝时，世家大族已经堕落到毫无涉政能力的地步。他们不懂世务，“未尝目观起一拨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更不堪世务，“出则车舆，入则扶持，……肤脆骨柔，不堪步行，体羸气喘，不耐寒暑”。因而，“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对国家和自身的一切都不能料理，完全成了行尸走肉。有鉴于此，梁武帝在拉拢士族作为维护其统治的社会基础的同时，又起用庶族出身的官员，对盛行了二百余年的维护门阀制度的九品中正制进行改革。
梁武帝未称帝时，曾上表齐和帝萧宝融，表称：“良由乡举里选，不师古始，称肉度骨，遗之管库。加以山河粱毕，阙舆征之思，金、张、史、许，忘旧业之替”。他把九品中正制下的乡举里选看作是“称肉度骨”。可见他对九品中正制是采取鄙视态度的。他认为“设官分职”应“惟才是务”，而抑寒素扬鼎族的选官办法只能使“士禄之家无意为善，布衣之士肆心为恶”，不能起到“弘奖风流，希向后进”的作用。基于这种认识，他明确地指出“此实巨蠹，尤宜刊革”。
梁武帝即位后果然把他的这个主张付诸了实践。《文献通考。选举考》载：“粱初无中正制，年二十五方得入仕。天监中（四年），又制九流常选，年未满三十，不通一经者，不得为官。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至七年，州置州重（州望）、郡置郡崇（郡宗）、乡置乡豪各一人，专典搜荐，无复膏粱、寒素之隔。”这几项措施次第颁行，一次比一此深入。初罢中正，限年入仕（九品中正制下，士族子弟年二十即可入仕，而庶族子弟年三十方许入仕），不拘阀阅；继之以九流常选，试经授官。政府的用人渐次推入制度化的轨道，选举无复膏粱寒素之隔。这项改革虽然没有彻底废除九品中正制，但它毕竟打开了选举不论阀阅、任官重视考试的先河。
在改革选官制度的同时，梁武帝对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天监四年（505年），梁武帝在颁行九流常选制的同时，“诏开五馆，建立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各一人”，以明山宾、陆琏等五人补博士，“各主一馆”。每馆有学生数百人。国子生入馆受经没有门资的限制。《隋书.百官制》称：“旧国子学生限以贵贱，帝欲招来后进，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这种做法改变了以前只有高官贵胄子弟才能进入国学的旧制。凡在五馆就学的国子生均有参加选官考试的资格，考试合格即可解褐入仕。
考试内容是“射策”。所谓“射策”，就是试经，只要“明经”即可为官。当然，明经并非梁武帝首创，汉代即有这种方法。但在九品中正制下，明经的意义变了。在这种制度下，所谓明经，不是看其对经书的理解，而是看其是否明于“经国之道”，是看其“德行”是否“高远”，实际上是计官资以定品格。这种“秀才”多半不学无术。粱时所谓“明经”却真正是通晓经书。明不明经书，完全通过考试检验。这样的“明经”和后来唐代科举考试制度下的“明经”一科，并无多大的区别。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唐代科举制的影子。
天监八年（509年），梁武帝又颁发诏令，再次重申不拘门资、考试取才的选举原则。诏令中说：“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闾辟馆，造次以之。故负秧成风，甲科间出。方当置周行，施以青紫，其有能颂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门、后品……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当然，甲科并非梁武帝所创，汉代即有甲、乙、丙科之名。然而，在九品中正制下，选举专称阀阅，而重视考试，不问是否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得中甲科，都可以随才试吏，却在粱时。
梁武帝改革选官制度的努力确实收到了一定的实效。以射策高第而拜官入仕者，《粱书》的记载不乏其人，比如太子舍人王训，便是由国子生经考试合格，不断升迁得位的。
粱代选才不拘阀阅，放宽了门第的限制，不仅为当时的庶族地主提供了入仕的机会，也为后来的科举制度奠定了基础。陈朝时，仍“依粱制，年未满三十者不得入仕，惟经学生策试得第”，考试的办法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常制。
对于学校教育事业，梁武帝也很留心注意。他在即帝位之初，曾三次亲下手敕给隐居的高士何胤，要他出山来京师培育后生，并许以特进、右光禄大夫的高官。何胤固辞不至。梁武帝又拿出山阴库钱月给五万，以资助其举办教育，并派何子朗、孔寿等六人去何胤处受学。
天监四年（505年），为弘扬教育，梁武帝派人到各州郡建立学校。天监七年（508年），又下诏成立国子学，命皇太子、宗室、王侯都到国子学就学受业。他并且亲屈舆驾，前往国子学祭奠孔子。他所编撰的《孔子正言》、《五经讲疏》和《制旨礼记中庸义》等儒学著作，都是当时学校的辅助教材。
大同七年（541年），梁武帝又在建康宫城设立士林馆，以虞荔、孔子祛等人为士林学士。在士林馆里，梁武帝曾亲自讲解《孝经》。右将军朱异、御史中丞张绾和左丞贺琛等人也曾轮流讲述过《礼记中庸义》等书。在当时，士林馆既是有文人身份的人的聚会之所，也是培养和铨选文士的讲习所。
可以说，由于梁武帝的奖掖和提携，有粱一代可谓魏晋南北朝文化教育史上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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