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谪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都以做官为最高理想，即所谓“学而优则仕”。的确，“学而优则仕”是古代知识分子实现人生理想及价值的主要途径，问题是，他们一旦靠读书做上官以后，就进入到了沉浮的宦海之中，稍不留神就有遭遇贬谪的危险。于是，在历史上，便有了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即在参与朝政中遭遇挫折而受到贬谪的官员。当然，贬官的情况千差万别。有的被贬是为一己私欲，有的却是心怀天下。就其结局而言，有的建功立业，得以光照史册；有的吟诗作赋，在文坛永垂风流；有的则并不为人同情，从而被遗忘。贬官的遭遇，除了降职、贬逐前往荒远之地外，不少人还经历过囹圄之祸。

　　大唐时代，文人遭遇贬谪的现象十分普遍。贬谪诗人，来到穷荒僻远的贬所，除了自然环境的恶劣和生活条件的贫乏而导致生活的格外艰难之外，更难承受的是心灵的孤独。生长在北方的诗人，初到南方，因语言不通，常会导致与当地人的疏离和隔阂而，这种疏离和隔阂又会日益加深他们的孤独感。柳宗元所谓“异服殊音不可亲”，就典型地表现了这种心态。

　　作为贬谪者，他们又常常遭受社会的歧视、朋友的误解、旁人的冷落和上司的压迫，孤独之外又有深重的屈辱感。他们原本有着强烈的进取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迫切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随着贬居时间的延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有限的生命时光在穷乡僻壤中白白流逝，被社会抛弃以及生命被拘囚以至于渐趋荒废的怨愤便会不断强化。

　　于是，这些贬谪文人便将仕途的不幸转化为文学精神的升华，把文学创作看成是他们生命的另一种存在形式，以此为动力而进行他们精神世界的定位与重建。

　　当然，不同的人格个性，面对生命的沉沦，所表现的抗争精神又不一样。所以以下，我将例举几个举足轻重的唐代贬谪诗人，试论政治贬谪生活对他们精神思想以及文学创作所造成的影响。

　　一、李白：从狂放浪漫到悲愤不平

　　李白终生幻想施展抱负，干一番经天纬地的大事业，这在他的诗中随处可见。他在《上李邕》一诗中说：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

　　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他以《庄子》里那搅动天海的大鹏自比，对自己的政治才能充满自信，受到世人嘲笑，还以孔子“后生可畏”的话为自己辩解。

　　李白长于描绘祖国大好河山，他的这类诗同王维、孟浩然的诗格调不同，如果说王维、孟浩然的风景诗是细致入微的工笔画，那么李白的风景诗则是飞动椽笔的大写意。他常常不是作一草一木的刻画，而是从宏观摄取大自然的神韵。长江大河，巉岩峭壁，万里风云，幽石古木，一到他笔下立刻飞动起来，为他所驱遣，创造出一个与造化同在的神话般的世界。如《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写庐山景色：

　　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 　　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嶂凌苍苍。

　　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这是多么宏大的气势！真可开拓读者的心胸神臆，令人魂悸魄动，惊起长嗟。只有李白的胸怀才能装下这样的气势，只有李白的神笔才能写出这样的气势！

　　可是，自古才子皆恃才傲物，李白亦是如此。当时，朝廷昏庸，权贵糜烂，他的政治抱负根本无法实现。李白不满这样的处境，对腐朽权贵更是鄙视轻蔑、嬉笑怒骂，因此受到了朝廷中腐朽势力的种种诋毁，终于被排挤离开长安。宦海的沉浮，仕途的失意，虽未能使怀着“上为王师，下为伯友”的李白去实现自己“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的伟大抱负，却使他在诗歌的创作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就在这一时期，他满怀悲愤地写出了一系列揭露唐朝统治阶级的黑暗，表达拯物济世理想和反对黑暗现实、蔑视权贵的惊世之作。《蜀道难》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之一：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

　　安史之乱期间，李白又因曾为永王李璘幕僚，受璘败牵累，以“附逆”罪名流放夜郎。李白贬谪夜郎，虽避免了在战火中的颠沛流离，却也经历了一场辗转三千里，奔波劳累，餐风露宿之苦。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而夜郎的山水沉默无语，只将那一声来自山腹深处的太息淹没于长箐沟壑之中。风生水起，紫烟冲天。诗教之风，从此便深植于青翠如云的山峦，浩瀚如海的山浪之中了。一曲“夜郎天外怨寓居，明月楼中音信疏”，一支“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一首“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自此，李白彻底与政治绝缘。

　　二、王昌龄：从雄浑高远到清逸明丽

　　王昌龄早年多写边塞诗，反映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篇篇是神品，首首是战歌。尤其是王《出塞二首》(其一)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更被人们誉之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

　　全诗的主调，是最末一句表现出来的卫国豪情，悲壮浑成，给人以大气磅礴之感。诗人从秦汉的明月关山落笔，上下千年，同此悲壮，万里征人，迄无还日，不仅写出了沉思历史时对勇于献身边关者的同情和民族自豪感，还隐含着对现实中将非其人的讽刺。如此丰富的内容和深厚的情感，压缩在短短四句诗中，意脉细密曲折而情气疏宕俊爽，堪称大手笔。

　　有人说，看一个人的为人，看他交的朋友就行了。王昌龄和李白、孟浩然既然都是好友，历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以王昌龄肯定也是个不拘于世俗、特立特行的人，在当时也是毁谤多招。

　　王昌龄在长期的贬谪中，虽有凄清幽怨之情，但由于对忠信节义操守的信奉，对入世功业的坚执，以及对大道玄化的体认和世外境界的向往，使他不断地化解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从而心态变得开朗而豁达，自信而超越，深情而飘逸。如《芙蓉楼送辛渐二首》其一：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借送亲友以自写胸臆，用“冰心在玉壶”自喻高洁，意蕴含蓄而风调清刚，而在唐代赠答诗中独创灵境，卓然一家。

　　三、韩愈：从剑拔弩张到寂寞悲凉

　　韩愈的仕途是不顺的，他四次应试方才取得入仕的资格，求官几乎近十年，却无一官半职，后值右升，几起几落，才得任刑部侍郎。按理说他应万分珍惜，小心谨慎少逆龙颜，但他一心为国为君“除弊事”，文章写得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不管头上乌纱是否保得住，也不管项上脑袋是否有危险，终于犯了人主之怒，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一生用世心甚切，是非观念极强，性格木讷刚直，昂然不肯少屈。贬谪到潮州，对韩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是何等的大起大落，更何况左迁途中还死了一个女儿。当他到达离京师不远的蓝田县时，他的侄孙韩湘，赶来同行。韩愈此时，悲歌当哭，慷慨激昂地写下名篇《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 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奏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边。

　　“家何在”、“马不前”六字，流露出的是怎样的英雄失路之悲？末句“好收吾骨瘴江边”更是向侄孙交代后事，进一步吐露了凄楚难言的激愤之情。

　　此外，韩愈还作有一首七言绝句《湘中》，写的是“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苹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扣舷歌。”自从汉代贾谊被贬长沙写了《吊屈原赋》之后，凭借吊祭屈原来寄托失意之感，就成了迁谪诗中常见的手法。韩愈此诗别具匠心，不写凭吊，反倒写无处祭奠；典故也不直接用，象末句“渔父”几乎看不出在用典。全诗以神秘空灵的意境烘托心头的迷惘惆怅，这就更深刻地表现了世无知音的寂寞和悲凉。

　　四、柳宗元、刘禹锡：一生贬谪

　　柳宗元与刘禹锡的政治遭遇十分近似，他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穷僻荒远的贬所度过的，但两人的思想性格却有着明显的差异。二人虽同经忧患，但刘禹锡仍然保持着倔强刚猛之气，对时弊的讥弹，对新贵的嘲讽，以及傲视困苦的昂扬奋进，虽然使他屡受打击，但毕竟令心中的郁结获得宣泄与超越。柳宗元的性格比较沉郁，而对社会人事的深思敏悟，又加深了他这种性格气质，他只能将感愤时事、自伤身世的激切与愁苦，寄托在孤傲高洁、幽峭孤直的怀抱中，但是他对那场导致自己终身沉沦的政治悲剧始终难以忘怀，因而很难超拔出来。

　　（一）柳宗元的怨怼忿愤

　　柳诗描写其贬谪中的痛苦，读来很令人震撼，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觇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苈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诗中以“惊风”“密雨”刻画忧患煎迫之状十分传神，这两句既可以象征险恶的政治环境，也深刻地传达了诗人饱受惊惧的心情，而“岭树”一联则描绘出远贬蛮荒之地的凄凉孤独。全诗被凄风苦雨、萧骚不宁的气氛所笼罩，传达出内心的“茫茫愁思”。确如沈德潜所说：“柳诗长于哀怨，得骚之余意。”

　　（二）刘禹锡的豁达明快

　　白居易给刘禹锡的赠诗中有“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相蹉跎”之句，他认为同僚大都得以升迁，只有刘禹锡在荒寂的和州空耗光阴。显然，他是在为刘禹锡不平，正如他在诗中所说：“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大多。”对此，刘禹锡自己却豁达得多，他在酬诗中乐观地写道：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沉舟”、“病树”，以物喻己，是他人生概括的两个物象，但诗句中却没有表露出怨尤，反而是在劝慰白居易不必为自己的人生失意和仕程失意介怀，表现为一种世事变迁和宦途谪升的豁达开朗，也一如他诗中所云，沉舟之畔，千帆竞发，病树前头，万木萌春。二十余年的谪居生活，并没有让他消沉颓伤，那是因为他亲历了人世荣辱、目睹他人宦海沉浮后早已宠辱不惊。

　　永贞遭贬对于刘禹锡的打击可谓是致命的，他有一百条理由怨恨、沉沦或遁世，但是诗人没有被击倒。他没有以泪洗面，灰心丧志，也没有隐逸江湖，傲啸林泉，更没有留连诗酒，嘲风弄月，甚至没有停留于呼冤叫屈，倾泄激愤，而是以豪迈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有悲而不哀，有怨而无悔，绝不沉沦，绝不颓废。在贬谪的诗文里，他寄情的山水是明丽清新的，他纵目洞庭，看到的是“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刘禹锡不仅以巴山楚水二十三年的时间，刷新了中国文人遭贬期限的最高记录，而且以豪迈乐观的精神，创造了贬谪诗歌豪壮劲健的崭新风貌，打破了贬谪文学沉湎于幽怨、孤愤的套数，开辟了贬谪诗歌写作的新路径。贬谪对士人来说绝对是一场政治悲剧，心难免被莫名的悲凉哀伤笼罩。著名文人上官仪、李峤、苏味道、宋之问、柳宗元、李德裕等都是经不起生活和心灵的双重磨难，在南方贬所赍志而殁的。就连平日里傲骨铮铮、豪气万丈的李白，一旦长流夜郎也变成了“愿结九江流，添成万行泪”的低徊。至于韩愈，更是一贬而准备就死，嘱侄孙“好收吾骨瘴江边”，只是一片凄楚。早年抨击权豪最切，“惟歌生民病”的白居易，一经贬谪，便已“面上消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躲到庐山与僧人结社唱和，诗酒度日去了。 　　

可见，贬谪之于唐代文人，无异于灭顶之灾。要在如此巨大的生活落差中经受住生命和心灵的磨难，保持平衡乐观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绝大多数的唐代迁谪文学作品，仍然是以“怨愤”为基调的，大体上都是凄怨的倾诉或激愤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