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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导读 国医大师李今庸，当代著名中医药学家，通晓中医内、外、妇、儿及五官科，尤以治疗内科、妇科病见长。在多年的医疗实践中，李老形成了独特的医疗风格、完整的临床医学思想，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今且听李老分析中医补法与泻法的临床运用，都是精华，可要细看哟！ 在中医学里，古人认为，“物得一气之偏，人得天地之全，药物治病，就是利用物之偏”，以“矫正人体”因某种原因所造成的疾病的“一气之偏”。古人在长期医疗实践的活动中，创造了各种不同的治疗方法，运用各种不同性质的药物，以治疗各种不同原因的疾病。几千年来，它有力地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绵延和发展。然而，其各种治疗方法，虽然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各种不同的内容，但总体来讲，实不外乎“补”和“泻”的两大方法。这个补和泻的两大方法中，具有很高价值的内容，即宝贵的辩证法思想。  一、什么是补、泻“补”和“泻”，是中医学治疗方法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相反的，是互相对立的。它们各自的具体含义是：补法，是对正气用的，有增益的意义，扶植的意义，匡助的意义，是运用补养药物或一定针刺手法，以增强和补益人体气血阴阳，从而达到恢复正气，战胜疾病的目的，用于治疗虚证；泻法，是对邪气用的，有倾泻的意义，消除的意义，削损的意义，是运用攻邪药物或一定针刺手法以排除邪气，从而达到驱逐疾病，维护正气的目的，用于治疗实证。所以，《黄帝内经》中说：“补则实，写（同泻，下同）则虚。”又说：“气盛则泻之，虚则补之。” 所谓“正气”，是促进人体生长发育、维护人体生命活动的东西。所谓“邪气”，正气失常就是邪气，是和正气完全相反的东西，而无益于人体，甚至是有害于人体。然而，什么是虚、实呢？《黄帝内经》说：“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又说：“虚者不足，实者有余。”阐明了这个问题。 根据中医学发病学的观点，任何疾病的过程，都是正邪斗争的过程，没有正邪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构成人体的疾病。因此，治疗疾病，就是扶助正气，消除邪气，恢复人体的健康。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医疗实践活动中，必须了解和根据正邪虚实的不同情况，采用或补或泻的不同方法对疾病进行治疗。 二、补泻法的运用唯物辩证法认为：“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其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既然人体的疾病，是一个正邪斗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其正邪这对矛盾里面必定只有一方面是主要的，另一方面是次要的。换句话说，在任何疾病发展的任何过程中，疾病的性质不是偏重于正气虚，就是偏重于邪气实。治疗时，偏重于正虚的就用补法扶正以驱邪，即寓泻法于补法之中；偏重于邪实的就用泻法攻邪以安正，即寓补法于泻法之中。由于疾病的性质不同，采取的治疗方法虽然也有不同，但达到治愈疾病、恢复健康这一结果则是相同的。清代陈念祖说：“邪去则正自复（指偏于邪盛的病），正复则邪自去（指偏于正虚的病），攻也（指疾病偏于邪盛的治法），补也（指疾病偏于正虚的治法），一而二（指疾病的治疗有补泻两种方法），二而一（指补泻的两种方法，运用于治疗偏于邪盛和偏于正虚的两类疾病，达到消灭疾病、恢复健康的一个目的）也。”是有一定的认识的。 三、补泻法的相互关系根据上面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医学中治疗方法的补泻两个方面，虽然是互相对立的，但并不是绝对分离互不相关，而是有着一定的联系，互相依赖着、联结着，即泻中有补，补中有泻。张仲景治“心气不足，吐血”，用“泻心汤”泻火止血以益心气不足，是“泻中有补”；治妇人年五十所，病下利，数十日不止，暮即发热，少腹里急，腹满，手掌烦热，唇口干燥……此病属带下……曾经半产，瘀血在少腹不去”，用“温经汤”温经补虚以行少腹之瘀血，是“补中有泻”。所以，《神农本草经》对蒲黄“治心腹膀胱寒热，利小便，止血，消瘀血”的作用，不说是泄病邪而说是“益气力”；对人参“补五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的作用，不说是补虚羸而说是“除邪气”；《金匮要略》用“攻血破瘀”的“大黄?虫丸”方治疗“五劳虚极羸瘦，腹满不欲饮食……内有干血，肌肤甲错，两目黯黑”的“瘀血”病证，不说是泻而说是“缓中补虚”；用“生津益气”的“麦门冬汤”方治疗“大逆上气，咽喉不利”的“肺痿”病证，不说是补而说是“止逆下气”，都是有道理的。喻昌用“理中汤少加附子”以散袁聚东之“痞块拒按”（以补为泻），陈医用“导痰汤加入硝、黄”以愈己身之“暮热形瘦”，更证明了这个道理。 辩证唯物论的观点：“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在中医学里，治疗方法中的补泻双方的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易其位置，即都可以向自己的对立方面转化。补法：本来是补益正气的，但在某种情况下用之不当就会助长邪气损伤正气；泻法，本来是消除邪气的，但在某种情况下用之不当就会耗伤正气产生邪气。它们对于人体正气的损益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中医学特别强调：在治疗工作中，只能“补不足，损有余”，而不能“实实虚虚，损不足而益有余”。并且具体指出，治疗疾病要做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尽养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治疗疾病必须按照“毒药攻邪，五谷为养……”的原则进行。这正是根据事物的相对常住性和绝对变动性而提出对临床医疗工作的告诫。 中医学在长期医疗实践的活动中，通过长期观察和反复实践，还认定一切药物（包括食物，下同）的性质，不仅在一定条件下，在补正、助邪或驱邪、耗正的作用方面相互转化，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在补、泻方面也相互转化，即某些药物对这一藏器是补，对另一藏器则是泻；某些药物对这一藏器是泻，对另一藏器则是补。所以，《黄帝内经》说：“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写之……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写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写之，甘补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写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写之……”这说明酸味对肺是补，对肝则是泻；苦味对肾是补，对脾则是泻；甘味对脾是补，对心则是泻；辛味对肝是补，对肺则是泻；咸味对心是补，对肾则是泻。同时，五味对本藏——即酸对肝、苦对心、甘对脾、辛对肺、咸对肾的补泻，也是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发生转化的，如上面说“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写之”，《金匮要略》“夫肝之病，补用酸”，就是一例。从这里可以了解，如孤立地把一切药物绝对地分为补药和泻药，并从而推论出所谓补药只有益于人体而对所谓泻药畏如蛇蝎，是不正确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非科学的观点。它蒙蔽了事物的真正面貌，掩盖了事物的本质，因而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观点。应该指出：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 四、怎样认识和对待补药补药，在中医学里，对人体正气有补益和扶助的作用，用于治疗各种虚惫羸极的病证，可以收到驱除疾病、恢复正气、保障健康的效果。各种不同的补药，可以治疗各种不同的虚损病证，而且各种虚损病证的治疗，非利用各种补药不能为功。因此，补药是中医学宝库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中医学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曾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起过很大作用，今后还将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补药只是补药，补药只是用于治疗虚损病证，而且一定的补药还只是用于一定的虚损病证。任何一种补药都不能包治各种不同的虚损病证，都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补药。它们对人体正气的匡辅是有条件的，没有一定的条件，都不可能有益于人体。甚至在另外一些条件下即不适当的情况下，转化为对人体有害的东西。葛稚川说：“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伤脾，苦多伤肺，辛多伤肝，咸多则伤心，甘多则伤肾，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伤者，亦不便觉也，谓久则损寿耳。”张仲景说：“人体平和，惟须好将养，勿妄服药，药势偏有所助，令人藏气不平，易受外患。”孙思邈更叙述亲身遭遇说：“余生平数病痈疽，得效者，皆即记之，考其病源，多是药气所作。” 由此可见，用药贵在得当，失当则即会发生无穷的病害。所以，《 黄帝内经》曾经说过：“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 唯物辩证法揭示：“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物。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因而在中医学里，长期久服对人绝对有益而无弊害的补药是不存在的，没有也不可能有能够使人延年长生、不病不死的万灵药物。在我国古代，曾经有人千方百计地寻觅过“长生不死”的“仙药”，下海求药，入山炼丹，并长期服用所谓“多服久服不伤人”的“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药”，企图通过这些“上药”的长期服用，求得“身安命延，飞行长生”，但是，客观事物发展的结果，却与他们的主观愿望完全相反，他们的身体不是健壮了而是多病了，他们的寿命不是延长了，而是缩短了。 五、小结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与疾病做斗争的实践中，创造了补、泻的治疗方法。补法对人体有匡正驱邪的作用，泻法对人体有攻邪辅正的作用。但并不是绝对的，在一定的条件下，补法可转化为助邪害正的东西，泻法可转化为伤正生邪的东西。 补药，是祖国伟大医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临床医疗工作中战胜疾病、保持健康不可缺少的东西，但它不能包治百病，也不是绝对有益无害，必须以辨证论治的观点加以运用。 版权声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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