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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张献忠江口沉银的发掘，一个曾经争论不休的话题重新浮出水面：张献忠到底有没有屠杀四川人？据四川考古研究院发布的最新通报，光是3万件江口发掘出来的财物已涉及大半个中国，不仅有地主官僚的财产，也有士绅百姓的财物，证实了张献忠的掠夺力之生猛强悍。然而，学术界关于张献忠屠蜀的争论内幕，广大吃瓜群众却不明觉厉，今天骊姐就来做个简单梳理，把双方的争论焦点和论据摆出来大家评评理。 江口沉银发掘文物（图片来自川报观察） 自明末清初以来，记录张献忠屠蜀的相关史料有：余瑞紫《张献忠陷庐州记》、李馥荣《滟滪囊》、沈荀蔚《蜀难叙略》、彭遵泗《蜀碧》、欧阳直《蜀警录》、刘景伯《蜀龟鉴》、孙琪《蜀破镜》、费密《荒书》，这些史料于2002年被巴蜀书社收集、点校编为《张献忠剿四川实录》出版。此外，还有张廷玉《明史》、吴伟业《绥寇纪略》、傅吉迪《五马先生纪年》、侯之鼎《时变纪略》、顾山贞《蜀记》、彭孙贻《平寇志》、计六奇《明季北略》、《明季南略》、张烺《烬余录》、毛奇龄《后鉴录》等，以及传教士古洛东翻译整理耶稣会教士利类思、安文思的回忆录而成的《圣教入川记》。 自民国以来，认为张献忠屠蜀确有其事的正方大V有：文学家鲁迅、李颉人，当代学者流沙河、冯广宏、郑光路、伍松乔、田培栋等，尤其是冯广宏写有八论张献忠帝蜀实情考，郑光路有专著《张献忠剿四川真相》。认为张献忠屠蜀夸大其词或清政府污蔑张献忠屠蜀的反方大V有：民族史学家任乃强、当代学者孙次舟、袁庭栋、胡昭曦、王纲、顾诚、郭影秋等，任乃强先后著有《张献忠屠蜀辨》（1947）《张献忠屠蜀记》（1955）《张献忠》（1986），袁庭栋《张献忠传论》、王纲《张献忠大西军史》、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辩》、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郭影秋《李定国纪年》等。不过，比较诡异的是任乃强先生，他1950年所撰的《张献忠屠蜀记》从书名就已经承认张献忠屠蜀，可是经历文革之后，1986年出版的书却去掉了“屠蜀记”三字，对书中内容进行了删改，否认张献忠屠蜀。 骊姐归纳了双方争论的主要焦点，大致有以下三个： 其一，关于张献忠屠蜀记录者的合法性。反方认为，记录张献忠屠蜀的多是清代人，有把清军屠蜀的事实嫁祸于张献忠的嫌疑，因此证词的合法性值得怀疑。正方却认为，这些史料既有与张献忠同时代的亲历者所著，如傅吉迪、费密、欧阳直；还有清代人根据史料所写，如李馥荣、彭遵泗、刘景伯；更有外国人耶稣会教士利类思、安文思所著，并非都是跟清政府穿连裆裤的人。 其中傅吉迪是个误入成都的小贩，张献忠撤离成都下令封城大屠杀时，一个大西军官看他识字，便把他留在身边当文书，九死一生之后的傅吉迪写下了自己的经历。费密、欧阳直也是亲历蜀乱者，他们幸存下来后都以教书为生，拒绝为清出仕，没有为清政府污蔑张献忠的动机。值得重视的是，耶稣会教士利类思、安文思被成都知县吴继善推荐给张献忠，两人进入大西阵营，受到尊重，也目睹了张献忠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证词立场应较为中立客观。彭遵泗的《蜀碧》收尽了当时记载张献忠据蜀的史料，但因为他有清代翰林院编修的身份，被反方攻击为立场有误，所言夸大。然而，鲁迅先生却对此书大加赞赏，他认为这本讲张献忠祸蜀的书，所展现的人性之恶，“其实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 更为重要的是，正方大V冯广宏和郑光路都对各种版本的史料作了比对，他们所记载的张献忠屠蜀史实，多数史料可以进行相互印证。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明白，这么多人所言雷同，难道真的是纯属巧合？总不会是大家都穿越时空来串供吧！由此足以证明张献忠屠蜀一事确凿，此处仅举两例： 之一： 古洛东《圣教入川记》：“张献忠占据蜀川，虐杀僧道。” 费密《荒书》：“献贼之据成都，日取人而杀之。先杀卫所指挥千百户，后杀僧人、道士、匠作、医士，皆令州县解入成都。杀则投南门外大桥下。” 之二： 1645年冬，张献忠下令除大西政权官员家属以外，成都“城内居民一律杀绝”。利类思、安文思两位洋教士亲临其境，目睹了这惨绝人寰的一幕，安文思的记录如下： “1645年冬11月22日，献忠先暗遣一人捏词诳报，以惑众心。谓某路敌军大队将至，须当操练兵马，以作御敌。次日，大集人马，若将赴战场一般。献忠暗将毒谋通知各营军官，饬令剿洗全城，不留一人。诡言：“百姓等已暗通敌人，勾引大队入川，以图大举，故当剿灭此城居民。尔等各宜秘密准备，不得遗漏军情”云云。众官闻之各自回营，预备明天大屠之事。剿后即当渡河以迎敌军。 ……见无辜百姓男女被杀，呼号之声，惨绝心目，血流成渠，心如刀割，欲救不能。” 同样的事情在明末清初顾山贞《蜀记》中，是这样记载的： “即传令内、外八路将领各领兵进城，搜缚在城百姓，俱押出南门，斩入江中。命先缚男子，妇女俱留在后。是时正值九月十五日，月明如昼，众贼申时进城，搜缚百姓。凡男人，两人缚一人，齐出南门外江边，随到随杀。从十五日申时杀起，至十七日申时杀完。江水尽红，尸积如山，水淹至城脚丈余，涌塞不流；献忠命水手撑大船十余只，至下流推尸顺流，方得流通。血腥之气，闻数十里。男人杀尽后，将老幼妇女尽赶出城外，每贼一人，引妇女数百，至江边驱令自跳。号哭之声，闻数十里……” 郑光路先生考证，不同时代国籍的人所记载的成都“屠城”之事完全吻合。主要屠杀地点都记载为“南门外”；《蜀记》说至近黄昏的申时(下午3至5点钟)杀完，传教士说“大杀之后……日落西山，正直黄昏之候”；大屠杀的时间，两本书都说是整整两天。唯一不同之处为《蜀记》记载开始屠杀的日期为乙酉年九月十五日(1645年11月2日)，而传教士则说是1645年11月22日。为何出现中西历法的差异，一种猜测为：很可能是整理传教士文稿者，多写一个“2”之误。 其二，关于张献忠杀人的数量问题。反方认为，不少史书所写的张献忠草杀百姓共“6万万有奇”，等于是6亿人，当时整个中国都没有这么多人，显然是弥天大谎诬陷之词。对此，郑光路先生的考证是，万万为亿的计数法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才确定下来，而此前古人的计数方法“6万万”应为60万。毛奇龄《后鉴录》说：先杀了“各卫军及在营新兵(指川籍士兵)”约“七十五万”，兵(指外省入川的老兵)“二十三万”，读书人、和尚道士、医卜等“三十余万”，再加上五个月“草杀”百姓的近六十万，总数近二百万。而当时四川的人数应在600万以上，因此，张烺《烬余录》所称四川人口大灭绝的原因十分之三归于张献忠是比较客观的：“今统以十分而计之，其死于献贼之屠戮者三，其死于‘摇黄’(指四川土寇)之掳掠者二，因乱而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及二，其一则死于病”。我们可以想想，如果说一位史家写错数字还有理，但不可能全部史家都写错了，你当史家们的数学真的是体育老师教的啊？！ 其三，关于张献忠庙的问题。反方提出，如果张献忠遭老百姓记恨，为何在梓潼县的七曲山还供奉着张献忠塑像？冯广宏和郑光路先生均有考证，张献忠祠本为梓潼帝君庙，其人名为张亚子，是东晋人，长期住七曲山，晓诗书精医术、扶危济困，深受百姓爱戴，死后百姓建此庙以纪念。张献忠到了此庙，把张亚子认作自己的祖宗，由此对当地老百姓网开一面，命令贾、裴二姓世代为道士替神庙司香，塑张献忠像于殿内。据说张献忠塑像原先立在文昌宫后的风洞楼，乾隆七年（1742年）绵州知州安洪德毁掉此像，还立下《除毁贼像碑记》，指明梓潼人塑张献忠像是“畏而媚之”，比较符合当时群众心理。塑像实际作用就是使梓潼一带百姓沾了张亚子的光，躲过一场杀戮之劫。1987年，梓潼县为了发展凤凰山景区旅游业，为张献忠重新塑像。 张献忠屠蜀一事，四川大学伍松乔教授曾有言：对于张献忠杀人问题，1960年代虽有探讨，但在当时阶级斗争理论主宰着史学研究的背景下，由于张献忠被定为起义首领、农民英雄，走上神坛，“屠蜀”一事众所讳言，成为禁区，研究难以深入客观。直至“文革”后思想解禁，才又开始反思，有所实录、追问与考辨，但对其重大情形与深层原因，尚有待深入钩沉与探析。明末清初惨剧，包括这一个最后的蜀地“皇帝”，实在是四川人、成都人的一个梦魇。如果说张献忠当初揭竿而起，称得上造反有理，那么，屠蜀有罪，非同小可，也必须有个确切的说法。对于大西皇帝张献忠在四川的统治，他身上彰显出来的人性之恶，值得重新深刻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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