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曾住古文化街，译著《天演论》

　　在天津著名的旅游景区——古文化街，常见宫北大街上一群群中外游客簇拥在严复铜像前，听导游讲述严复在天津的故事。专家考证，天津宫北大街大狮子胡同大甡号后严公馆就是严复在津生活居住的地方，他在这里译著了惊世之作《天演论》。

　　吾系卅年老天津

　　1876年（光绪二年）9月初，严复随舰队北上渤海湾实习。第一次来天津，前后居住不足两月，却与这座城市结下一生不解之缘。

　　1877年（光绪三年）9月，他考入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后改名皇家海军学院）。1879年（光绪五年）7月，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1880年（光绪六年）8月，清政府准李鸿章所奏，在天津筹办水师学堂。26日，严复北上抵津，李鸿章大喜过望，表示“学堂甫经动工，应否留局暂住，讨论一切。”仿照福州船政学堂，严复参与了北洋水师学堂的谋划筹建。初到天津，住在水师学堂单身宿舍里。开学时，任正教习。1885年底，迁住新居“津卫大狮子胡同大甡号严公馆”。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3月，严复邻居家中失火，殃及严公馆，居室半毁，遂迁入法租界海大道(今大沽路与保定道之间)的德源里。严复前后在宫北大街大狮子胡同严公馆居住14年。严复曾发出“吾系卅年老天津”的感慨。作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严复，他格外关注中国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与命运，对邓世昌、林永升、林履中等牺牲十分悲伤与震惊。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极大刺激了严复。他打破回国以来多年的沉闷，从1895年2月至5月间伏案疾书，连续在《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五篇政论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严复大力宣扬西方科学技术和自由、平等学说，介绍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社会学原理，批判韩愈“君权神授”理论，抨击君主专制统治，力倡废除八股取士，主张武装抗击外来侵略。

　　在鼓吹变法的过程中，他译著托马斯·赫胥黎的《天演论》影响最大，犹如在沉闷的中华大地上空春雷炸响，振聋发聩，成为救亡图存的集结号。

　　最早的几位师友读者

　　严复早年在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读书时就曾翻译《泰晤士报》上的评论，译著经验丰富。但《天演论》译著后，严复并没有马上公布，而是在师友间征求意见，以便精雕细刻。

　　第一位读者是挚友吕增祥。吕增祥历任临城、天津等地知县，官居五品。1885年前后任天津海军会所（北洋海军营务处）会办，与严复一同办差，关系紧密，也是儿女亲家。吕增祥任天津县令期间，严复废寝忘食地译著、修改《天演论》，不幸大病一场，吕增祥常去严复寓所帮助切磋、推敲译文。后来吕增祥奔走于天津、保定之间，成了严复与莲花书院山长吴汝纶相互交流的信使，对《天演论》定稿起到了积极作用。

　　1896年10月，严复对《天演论》修定，补撰《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序》后，制成手稿两本：副本由吕增祥携往保定，送桐城派大儒吴汝纶审读。吴汝纶接到《天演论》副本后秘藏于枕下，研读、圈点，对不足处提出修改意见，并命女婿赴津呈交给严复。1897年11月，严复郑重把《天演论》修改稿抄录一份带给吴汝纶，请之为序，吴欣然命笔。严复得《序》后，称赞说：“该序至少可以流传500年。”

　　严复还把《天演论》正本邮给在上海的梁启超。当康有为读到梁启超呈上的《天演论》，发出“眼中未见有此等人”的赞叹，称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

　　《天演论》横空出世

　　1897年12月，《国闻汇编》以连载的方式，发表严复译著的《天演论》。《天演论》主要取进化之意，因为“天演”是世界万物发展的根本法则。译著《天演论》，包含原著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严复译作不是简单地“复制”，而是有选择地“意译”，并针对中国现实状况进行评说。他不同意原著把自然界的生物进化论与人类社会关系、道德哲学分割开来；主张自然与社会的统一，熔宇宙自然过程与社会伦理过程于一炉，指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自然进化规律，强调“天行人治，同归天演”。要改变落后、被动挨打的局面，就要“黜旧扬新”，走富国强军之路。

　　严复把赫胥黎提出的“以人持天”“与天争胜”的观点，与中国古代儒家（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及法家（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联系到一个思路上去认识，使译作更加适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从而增强了《天演论》一书实际宣传效果。严复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和优胜劣汰的进化思想，指出“物竞”与“天择”是世界万物发展变化的表现形式，“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死马”。这些深刻的醒世言论，给处于民族危亡紧要关头的中国人敲响了警钟，为变法维新提供了思想武器，也使严复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