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窑是对官窑而言的，广义的讲，凡属非官府经营的，进行商品性生产的瓷窑及其产品都是民 明代景德镇的民营窑厂，几处遍及景德镇全市，从盛产优质制瓷原料的瑶里山区开始，沿东河、南河流域，以至昌江两岸及市区北起观音阁，南到小港嘴，西自官庄，东至湖田，连绵不断，比比皆是，分布广泛，规模宏大。 从国内外传世品、出土标本并结合作者自己收藏的数百件及接触过的数万件实物考察分析，可以粗略地将明代民窑青花制瓷业分为三个时期。 是明代前期(1368-1464年)，也就是洪武至天顺时期，为明代民窑恢复和发展壮大的阶段。 此间民窑制瓷业在明初经历了一个不太长的恢复阶段后，便逐渐崛起并发展起来。据成书于明嘉靖年间的《江西大志》记载，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1402年)，明廷在景德镇设置御厂。当时的御厂虽规模较大，但与民窑相比，无论在产量，还是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上都是极小的。大量生产的自然是民窑青花制瓷业。仅在景德镇瑶里乡便发现这个时期的民间青花制瓷遗址三十余处，至今留有堆积如山的大量窑业遗物，可以想见当时民间青花制瓷业的生产是多么繁盛。 1988年景德镇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明代御厂瓷窑遗址，出土永乐至成化官窑瓷片总计不过十余吨，显然与民窑的生产规模是无法相比的。 就目前所知该时期的民窑青花瓷出土标本来看，明初，景德镇民窑确是生产一种纹饰疏简、工艺粗率的日用青花瓷器，并延续烧造过相当一段时间。这与当时生产刚刚从元末战争时期的停滞状态恢复过来，经济尚不发达的社会形势是相应的。但如果就此而低估明前期民窑青花制瓷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把高档民窑青花瓷的烧造年代推到明中期的成化年间，甚至成化以后，恐怕是过于保守了。这不但与文献的记载及传世和出土实物的全貌不符，而且会在鉴定和研究工作中将人们导入误区。 其实，早在洪武后期，至迟不晚于永宣，民窑即已发展到相当水平，并开始生产出高档青花瓷产品。从技术上讲，生产过典型元青花的景德镇是完全有能力的。 永宣时期的官窑青花瓷器，以其胎釉精细青色浓艳、造型多样和纹饰优美著称于世，被称为我国青花瓷器的黄金时代，历来被视为青花瓷的楷模。如果不是将民窑生产高档青花瓷现成的成熟技艺直接移植到御厂，要使御厂在初创的短短二十几年中，自始就不断生产出这样的绝代佳品是很难想象的。御厂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与民窑相比，御厂只是可以不计工本，刻意求精。因此，民窑只要具备较雄厚的经济实力，生产一定数量的高档青花瓷器是不成问题的。 在永乐年间的一些精细青花瓷中，肯定有一部分是当时的高档民窑青花瓷器，如不仔细研究，很容易因永乐官窑瓷也多不落款，而将它们统统划入御厂产品的范围。至于宣德时期尚有相当数量，可以比较确定的高档民窑青花瓷传世品，足以印证上述观点。 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元年(1436年)浮梁县民陆子顺一次就向北京宫廷进贡瓷器五万余件。这些当然不会是日用粗瓷，必是高档民窑瓷器。由此也可见得宣德、正统时期民窑高档瓷产量之巨大。 据《中国陶瓷史》，明代上解的御器“每件瓷器的耗费，已和银器的价值相近”，“每件瓷器的平均烧造费约为白银一两”。即使按半价计算，陆子顺一次进贡的瓷器就价值白银二万五千两，相当于明廷御厂烧造高峰期年烧造费用的四分之一。如此算来，陆子顺的产业当不少于白银五万两，甚至可能达到十万两以上。若按梁淼泰《明代后期景德镇制瓷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一文提供的资料推算，明代具有一“处”坯房的窑户其资本约合白银一百六十两。那么陆子顺所拥有的资本，就足以开设三百至六百“处”坯房。可见当时民窑资本和生产实力已相当雄厚。 也正是为此才引发了正统三年(1438年)和正统十一年(1446年)，明廷两次下令禁止民窑仿制某些御器，违者处以极刑。这反映出民窑已经掌握了御厂的某些先进制瓷工艺，民窑生产优质高档的青花瓷甚至已能达到与御厂产品乱真的程度，否则朝廷三令五申予以严禁就无的放矢了。 正统末年至天顺时期，国势转弱，经“土木之变”，皇帝被俘，又先后两次改元，内忧外患接连不断，朝廷对御厂较难顾及，对民窑的种种限制也必然有所松驰。与御厂的初现衰落形成鲜明的对照，此间民窑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青花粗瓷的生产已日趋减少，中上等民窑青花瓷的比重明显增多。 正如研究明代民窑青花瓷的前辈王志敏先生论及这一时期的瓷器时所描述的，“釉质腴润其中一种呈极淡豆青色，凝釉莹莹有如玉质感”，另有“粉白、刀切凝脂般的腻白釉诸种”，“多数表里匀净一致，其质僵者为数极鲜”。结合作者的收藏及所见大量实物，深感先生所言极是。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