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课题组报道了中国西北地区水洞沟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地层(约距今3万年)中发现的一件带有刻划痕迹的石制品。该石制品出土于水洞沟遗址第一地点1980年发掘的下文化层，这是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首次发现带有刻划痕迹的非有机质遗物。根据这一发现可以推测在东亚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可能存在如计数、记录等象征性思维，反映了水洞沟遗址第一地点古人类已经有了相当的认知能力。2012年9月17日，《科学通报》第57卷26期以封面文章形式刊登了该项研究成果。
现代人及现代行为的起源与扩散问题一直是旧石器考古学与古人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尽管学术界对于如何定义现代行为及其是否为现代人所独有等问题仍存在争议，但却基本认同象征行为的出现和认知能力的进步是现代行为的重要特征，而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带有刻划痕迹的遗物常常被认为是认知、象征乃至语言出现的标志。
近年来，在非洲、欧洲、近东利凡特地区乃至西伯利亚旧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带有刻划痕迹的骨化石、鸵鸟蛋皮、赭石和石制品。特别是在南非中石器时代Blombos洞穴遗址出土的7.7万年前带有刻划痕迹的赭石，成为迄今关于现代行为最早的确凿证据，相关研究也发表于多个国际著名期刊上。然而，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却鲜有发现与象征、认知行为及早期语言相关的考古遗存。
水洞沟遗址第一地点由法国学者于1923年发现，并于同年进行了首次发掘。1960年、1963年和1980年又分别经过了3次考古发掘。长期以来，该遗址一直因其石叶工业特征而在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研究中处于独特地位。高星课题组注意到，在分析1923年发掘出土材料时，法国研究者步日耶曾观察到“在一些硅质灰岩的表面有一些平行的刻划痕迹”，他推测这些痕迹是用雕刻器刻划的。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提供关于这些带刻划痕迹砾石的更多细节。
2011年，为对保存于宁夏文物与考古研究所的1980年发掘出土石制品做进一步的石器技术分析，文章第一作者，彭菲博士重新观测了水洞沟遗址第一地点该次发掘出土的石制品，这件带有刻划痕迹的石制品即发现于此次研究中，这一发现也进一步验证了步日耶的观察。
为了更好地观察和记录人类行为信息，研究人员应用数字显微镜建立了这些刻痕的三维数字模型以进行观测与对比。在排除了自然原因、踩踏、动物啃咬和人类无意识行为等多种其他原因后，确认这一刻划痕迹是古人类有意识所为，并推测这些刻划痕迹可能表明了计数等象征行为。这一证据说明旧石器时代晚期东北亚地区古人类具有相当的认知能力，也证明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现代行为在这一地区的出现。
由于我国旧石器时代发现的其他带有刻划痕迹的遗物大多存在争议，根据现有证据无法得到现代人行为在中国北方的出现和演化的模式。但根据这一发现可以推测在东亚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可能存在如计数、记录等象征性思维，反映了水洞沟遗址第一地点古人类已经有了相当的认知能力。
文章第一作者彭菲博士说：“尽管在我国山顶洞、兴隆洞、峙峪等遗址中都有发现带有刻划痕迹的骨、角遗物，但这些刻划痕迹的人工属性大多仍有争议。因此，根据现有的非功利性刻划遗物判断现代行为在中国的出现和演化模式为时尚早。但水洞沟遗址第一地点这一带刻划痕迹的石制品至少证明了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早一阶段的中国北方，古人类已经有了相当的认知能力或现代人行为特征”。
据高星研究员介绍，所谓“行为的现代化（Behavioral Modernity）”，往往被定义为技术行为的变化、生存模式的转变、生存领域的扩展、认知能力的突破等特征。这些定义大多来自于欧洲、近东及非洲地区旧石器考古材料。而在东亚地区，这一问题更为复杂：水洞沟遗址第一地点不仅出土有带有刻划痕迹的石制品还出土有鸵鸟蛋皮装饰品，与它们同层出土的石制品主要是石叶-长石片产品；但在年代稍晚的水洞沟第二地点，与鸵鸟蛋皮装饰品同层出土的石制品组合却是典型的石片产品。研究已经显示该遗址的石叶产品其技术来源可以追溯到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而石片工业是我国旧石器时代传统工业类型，那么这些装饰品与刻划制品到底是由西方迁徙至东亚的人群所创造的？还是一种文化渗透，即东亚土著居民从迁来人群中学习到的技能？亦或是东亚土著人群在晚更新世自我智力突破的结果？目前尚无明确结论。对于这一地区古人类行为的现代化、复杂化问题，我们还需要寻找更多的材料及证据。
该研究获得了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科技部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及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资助。
图1 石核的刻划细节及其三维重建。(a)，(b)刻划面；(c)剥片面；(d)侵蚀痕迹；(e)刻划痕迹，测量刻划线条宽、深的位置以红点标出；(f)P11点的宽度与深度测量；(g)P11点处刻划痕迹的三维重建。（彭菲供图）
图2 水洞沟遗址第一地点石制品。(a)-(c)石核，(d)刮削器；(e)尖状器；(f)-(h)石叶。（彭菲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