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杜甫：他们的中年况味，他们的春天和秋天

公元759年，杜甫辞去华州司功参军的小官，开始了后半生漂迫流浪的生活。那时候，成都或许还不是他最终的目的地。在投靠成纪（今甘肃天水）的亲戚无靠、短暂落脚同谷县（今甘肃陇南成县）后，次年12月，杜甫经木皮岭﹑白沙渡﹑飞仙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于岁终至成都，寓居在浣花溪寺。
短暂安顿后，在表弟王十五、好友高适（时任蜀州刺史）的帮助下，公元761年初春，杜甫开始了成都造房大业，准备在此长居。草堂于季春落成，前后建造时间几乎贯穿了761年的整个春天。由此可以推断，当时的建造规模，绝非今天的一间草房那么简单。
草堂建起之后，诗人的生活是悠游而惬意的。善画鞍马的丹青圣手韦偃其时刚好寓居蜀中，诗人画家之间，自然有文艺上的唱酬，韦偃为新落成的草堂画了几幅画，以补草堂素壁。初秋的时候，杜甫和友人相邀游新津，拜访诗人裴迪，随后又到蜀州（今崇州）拜访高适，相互之间都有诗文题赠。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对于寄寓成都、没有生活来源的杜甫来说，这样的悠游岁月只是徒有其表，亲友的接济必不长久。内心里，杜甫是很忧虑的，深秋的一场大风雨，加重了他的这种忧虑。这场大风雨，直接导致草堂屋破雨漏，有感于自身命运中经历的中年困踬和战乱以来的万方多难，他写下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一千古名篇。
是时，杜甫48岁，已人到中年（从他的生命长度来看，这个时候的杜甫，其实更接近于暮年）。诗中所流露出的焦虑、无奈、痛苦和期冀，正是处于颠沛流离中的诗人所共有的中年况味。
无独有偶，321年之后的公元1082年，贬任黄州团练副使的苏轼，在“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的凄凉境遇下，写成了《黄州寒食二首》，翌年书就，成就“天下第三行书”。是年，苏轼46岁，和杜甫写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年龄段，庶几近之。《寒食二首》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合而观之，其共同之处，恰在于以两位大家的悲凉之笔，前后呼应，写出了诗人们共有的中年况味，以及这况味之后深沉的众生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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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体见众生：人性和诗性的升华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寒食二首》，都有对中年经历的现实描写。杜诗中，“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一段，读来辛酸。苏诗中，“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数句，也让人为之恻恻。中年经历此遇，不免让人心灰，但是，诗人共同的表现是：没有惊惧和自哀，而是从个体的境遇中，升华到对更广泛的苦难人群的倾注。
论杜诗，历来多赏其“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升华。诗中不独个人之悲，更有见众生的大情怀。杜甫的“人民之呼”确实很明显，这也是他身后广受人们拥戴的一个主要原因。
苏诗亦复如此——尽管它的众生之念并不明显而浓厚，“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感叹，恰是他人性和诗性中深刻的人民性的写照。对于一个一心希望通过自身努力报效国家和人民的诗人来说，“君门深九重”的感叹，与其说是苏轼对自己投报无门的怨念，不如说是苏轼对自己无法为人民做实事的怅惘。
从春天到秋天：伤者与悲者的通达
女子伤春，男子悲秋。
从这个古代文学意象来观察杜诗和苏诗，他们无论身处春天还是秋天，他们的中年况味、他们的在自身遭遇中的体验、他们在遭遇之后的情感升华，其实是相互通达的。
“八月秋高风怒号”，点明杜诗中的季节特征，正是深秋。“悲哉，秋之为气也”。宋玉之悲作为浓郁得化不开的文学情节，似乎并不是作者的悲之所由，而是紧接着的“卷我屋上三重茅”。秋风作恶，诗人其实是无暇去感受作为一种气存在的秋天，而是作为破坏力的一种存在的秋天。这种破坏力，加重了诗人悲的情绪。
苏轼明明身处暮春，感受到的，却是和杜甫一样的秋天。悲凉之况味，弥漫黄州。这回作恶的，不是秋风，而是春雨。“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今年的春雨绵绵不绝，接连两个月如同秋天萧瑟的春寒，天气令人郁闷。愁卧其中的诗人眼里心上，哪里看到春天的明媚鲜艳，只有秋天的萧瑟凋零。隔了321年的时空，两个诗人的灵魂，得以相互通达。春实为秋，秋者更秋。
这样文学意象上的通达，其实质是一种中年况味的通达——如果一定要把秋天比做人生的中年的话，他们在公元761年的秋天和公元1082年的春天，用相同的中年况味，完成了一次时空上的穿越和精神上的串门，感同身受之余，是不尽的惺惺相惜。
从实写到虚写：儒者和道者的感悟
自然灾害之外，还有人为的破坏与超自然力量的影响。
杜诗中，“趁火打劫”的“南村群童”，公然“抱茅入竹”。面对此境，杜甫的心态是“叹息”。在这里，“南村群童”既是实指参与抱茅的这些可怜的儿童，也是泛指受战乱影响而流离失所的贫民。通过诗人的叹息，我们对“南村群童”的行为，已经没有愤慨和指责，反是满满的同情，这正是诗人“倚仗叹息”的绝妙之处。这一声叹息，流露出了诗人仁厚宽容的儒者品性。
苏诗中，“趁火打劫”的，却似乎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很显然，加重诗人忧患和感伤的，已从“南村群童”变为“暗中偷负”的力量。如果说，杜诗表达的是“同情和宽容”的儒家况味的话，那么，苏诗表达的，则是“时不我待”的道家况味。
“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一句，典出《庄子·大宗师》：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意思是，把船藏在山谷沟壑里，把小山藏在湖泽中，好像比较稳固。可是夜半忽然发现船不见了，小山也不见了，因为有个大力士把船和山给背走了，那就是潮水。庄子的意思是说，把东西带走的是时间，没有一个东西比时间更厉害，它会把所有的东西偷走，这也是苏轼用典故的意义所在。“夜半真有力”，越是在夜半睡眠中，越是不觉察的时候，时间的消逝越快。时间如此逝去，强劲有力，吞没一切存在。

杜诗近儒，苏诗近道。无论是儒者还是道者，人到中年，他们在某个时间节点、某个特定遭遇和环境下的感悟，不仅丰富了各自的人生体验，也给后世读者提供了足够营养的精神滋润。这正是两诗作为伟大作品的又一共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