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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先生曰：学者不可以不看诗，看诗便使人长一格价。 '不以文害辞'。文，文字之文。举一字则是文，成句是辞。诗为解一字不行，却迁就他。如说'有周不显'，自是作文当如此。 看书须要见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尧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中庸之书，是孔门传授，成于子思、孟子。其书虽是杂记，更不分精粗，一衮说了。今人语道，多说高，便遗却卑。说本，便遗却末。 伊川先生《易传·序》曰：易，变异也，随时变异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物之道也。圣人之忧患后世，可谓至矣。去古虽远，遗经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传言，后学诵言而忘味。自秦而下，盖无传矣。予生千载之后，悼斯文之湮晦，将俾后人沿流而求源，此传所以作也。'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于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意，则在乎人焉。 伊川先生答张闳中书曰：易传未传，自量精力未衰，尚觊有少进尔。来书云：'易之义，本起于数。'谓义起于数则非也。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必欲穷象之隐微，尽数之毫忽，乃寻流逐末。数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务也。 大畜初二，乾体刚健，而不足以进。四五阴柔而能止。时之盛衰，势之强弱，学易者所宜深识也。 诸卦二五，虽不当位，多以中为美。三四虽当位，或以不中为过。中常重于正也，盖中则不违于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末善于中，于九二六五可见。 问：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义。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当储贰则做储贰使。九四近君，便作储贰，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执一事，则三百八十四卦，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了。 看易且要知时。凡六爻人人有用，圣人自有圣人用，贤人自有贤人用，众人自有众人用，学者自有学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因问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处否，先生曰：是何无用？如'厚德载物'，人君安可不用？ 今时人看易，皆不识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凿。若念得不熟，与上添一德，亦不觉多。就上减一德，亦不觉少。譬如不识此兀子，若减一只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只，亦不知是多。若识，则自添减不得也。 游定夫问伊川'阴阳不测之谓神'，伊川曰：贤是疑了问？是拣难底问？ 伊川以《易传》示门人曰：只说得七分，后人更须自体究。 伊川先生《春秋传·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类之才，起而君长之。治之而争夺息，导之而生养遂，教之而伦理明，然后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圣贤世出，随时有作。顺乎风气之宜，不先天以开人，各因时而立政。暨乎三王迭兴，三重既备，子丑寅之建正，忠质文之更尚，人道备矣，天运周矣。圣王既不复作，有天下者，随欲仿古之迹，亦私意妄为而已。事之缪，秦至以建亥为正；道之悖，汉专以智力持世。岂复知先王之道也？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著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传曰：'游夏不能赞一辞。'辞不待赞也，言不能与于斯耳。斯道也，惟颜子尝闻之矣。'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其准的也。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与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夫观百物然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后王知《春秋》之义，则虽德非禹汤，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学不传。予悼夫圣人之志不明于后世也，故作传以明之。俾后之人，通其文而求其义，得其意而法其用，则三代可复也。是传也，虽未能极圣人之蕴奥，庶几学者得其门而入矣。 诗书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诗书如药方，春秋如用药治病。圣人之用，全在此书，所谓'不如载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叠言者，如征伐盟会之类。盖欲成书，势须如此。不可事事各求异义，但一字有异，或上下文异，则义须别。 《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于断例，则始见其法之用也。 学《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见于此。此亦穷理之要。然他经岂不可以穷理？但他经论其义，《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较著，故穷理为要。尝语学者，且先读《论语》《孟子》，更读一经，然后看《春秋》。先识得个义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为准？无如《中庸》。欲知《中庸》，无如'权'，须是时而为中。若以手足胼胝，闭户不出，二者之间取中，便不是中。若当手足胼胝，则于此为中。当闭户不出，则于此为中。权之为言，秤锤之义也。何物为权？义也，时也。只是说得到义，义以上更难说，在人自看如何。 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其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且如读《高帝纪》，便须识得汉家四百年终始治乱当如何。是亦学也。 先生每读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败，然后却看。有不合处，又更精思。其间多有幸而成，不幸而败。今人只见成者便以为是，败者便以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败者煞有是底。 读史须见圣贤所存治乱之机，贤人君子出处进退，便是格物。 元祐中，客有见伊川者，几案间无他书，惟印行《唐鉴》一部。先生曰：近方见此书，三代以后无此议论。 横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谓非圣人之緼。今欲安置一物，犹求审处，况圣人之于易？其间虽无极至精义，大概皆有意思。观圣人之书，须遍布细密如是。大匠岂以一斧可知哉！ 天官之职，须襟怀洪大，方得看。盖其规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穷究，凑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释氏锱铢天地，可谓至大，然不尝为大，则为事不得。若畀之一钱，则必乱矣。又曰：太宰之职难看。盖无许大心胸包罗，记得此，复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当如捕龙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职也。 古人能知诗者惟孟子，为其以意逆志也。夫诗人之志至平易，不必为艰险求之。今以艰险求诗，则已丧其本心，何由见诗人之志？ 《尚书》难看，盖难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义，则无难也。 读书少，则无由考校得精义。盖书以维持此心，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读书则此心常在，不读书则终看义理不见。 书须成诵。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则思不起。但贯通得大原后，书亦易记。所以观书者，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知新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 《六经》须循环理会。义理尽无穷，待自家长得一格，则又见得别。 如《中庸》文字辈，直须句句理会过，使其言互相发明。《春秋》之书，在古无有，乃仲尼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义精，殆未可学。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说多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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