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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考入北京中医学院，从入学之初，我们就在接受巩固专业思想教育，因为很多同学学习中医并非自觉自愿而是家长的意愿或者是第一志愿没有被录取，或者当时就是稀里糊涂报的。到了1987年，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这种对中医不喜欢不信任的思想和情绪达到了顶点。正在这个时候，中医学院在现在管理系的那个楼的一层开办了“国医堂”。我们84级的阶梯教室就科研楼西南角一层，在国医堂的北面。这时候出现了一个现象，课间休息的时候，同学们都涌向国医堂，三五成群在各个诊室围观不同老师诊病。大家兴趣点不一样，有的去看针灸、推拿、按摩，女生多去看女老师诊治妇科病人。有的喜欢围观老先生，我对王绵之教授抽烟的印象也是当时留下来的。我还记得当时老师们的挂号费是五毛！
日子久了，围观的人逐渐集中在几个疗效好的老师的身上，其中一位就是当时才40多岁（正是我这个年龄）职称还是讲师的裴永清老师。同学们发现这个老师看病不用听诊器，不看X光片，也不看化验单，单凭中医的望闻问切，就用纯中药治疗小儿高烧，而且只开三服药，几乎都是一付藥退烧。裴老师还在治疗妇科病、肝病、冠心病、哮喘等方面有明显的疗效。裴老师的病人越来越多，因为我们只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围观，有的老师赶巧当时就没病人，有的干脆半天也没病人，而裴老师的病人总是排的满满的，随时去随时就能看到病人。加上裴老师当时年轻不保守，不象老先生端架子，经常给围观的同学讲讲看病的道理，最终喜欢裴老师的同学越来越多，甚至影响到了85级和86级同学。
当时我担任84（2）班的团支部书记，正好在系总支书记谷晓红领导下负责新的系学生会的选举工作，了解到中医系同学们的呼声，我们先从系里打听了解了一下裴永清老师，原来裴永清老师本科在黑龙江中医学院学习六年，毕业后在基层做了10几年的临床医生，中西医功底深厚，他不是不懂西医，而是了解到西医的弊端和中医的优势以后才毅然选择了纯中医的道路。1978年第一届研究生恢复招生，裴老师考上了北京中医学院伤寒教研室刘渡舟教授的硕士研究生，也是刘老第一位研究生，毕业以后留校在伤寒教研室工作。我们决定请裴老师出来为大家做一次讲座。当时我们已经学习了《伤寒论》，当时主讲老师是郝万山和聂惠民老师，裴老师没有给我们上过课。
当我们代表系学生会找到裴永清老师表明来意以后，裴老师很客气地回绝了了我们的请求，我当时就明白了，裴老师有组织有纪律，我们应该先找系里的领导。我们先找到了中医系的主管副主任是刘燕池老师，按照刘老师的指点我们又去教研室主任聂惠民老师，中间细节按下不表，最终找到了中医系总支书记张文贵老师，张文贵老师用毛笔字当场写了一个批示，意思是请裴老师放心大胆工作，满足学生们的要求。我拿着张书记的条子再次来到裴永清老师家中，裴老师把条子小心收起来，终于同意了我们的请求。
于是在北京中医学院主楼2教，裴老师利用晚上的时间为大家连续做了几场讲座，我记得教室坐的满满的，台阶和窗户上都挤满了学生。当时巩固专业思想教育的时候，又是记考勤又是查宿舍，总是怪怨学生逃课，没人考虑教师的问题，教学内容的问题。讲座结束以后，我们买了一个上面插着两只笔的鹿形陶瓷的笔架送给裴老师，我记得花了14块钱，裴老师很认真地收下了，至今还摆在家中。这次讲座影响了中医系在校的84/85/86三个年级的学生，真正巩固了专业思想，恢复和提升了对中医的信心，后来这三个年级中涌现出一批铁杆中医。
从此以后我开始跟随裴老师抄方，当时还没有双休日，就是在星期日的下午，骑车去大柳树北站的中医门诊部，风雨无阻直到3年后毕业。90年我毕业留校做行政管理工作，但是也没有间断跟随裴老师学习，师生情谊延续十年，直到1997年我出国前夕，裴老师正式收我为徒，当时参加拜师仪式的有我的父母还有中医教育家刘振民教授！
转眼20多年过去，裴老师已经年届70，看着我一步步成长起来，也是由衷的的高兴。在我的恳求下，裴老师同意为厚朴一期的学员讲授《伤寒论》，初步定名为《伤寒论四十讲》，师父的心愿是为后人留下些东西。
不能来听课的朋友也不必遗憾，裴永清老师已经同意把讲座录制音像，将来我们会制作成音频视频作为公开课通过媒介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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