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山东中医药大学 李心机我认识刘渡舟先生是从读先生写的文章开始的。 我是山东中医学院1962年入学的六年制本科学生，那时的本科生是整日读书、背书，应付每一节课老师的提问。所以同学们对各学科的了解，除了课本，其它关于学科状况、学科中的领军人物等等多不甚了解，用今天的眼光看，很是有些呆头呆脑的，不像现在的大学生，都是两个眼珠子滴溜转。所以，那时并不知道北京中医学院有一位伤寒论大师刘渡舟先生。1978年人生有幸，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我本科毕业工作10年后，36岁时成为山东中医学院李克绍先生的开门研究生。史载那一年全国各学科报考研究生的人数为63500人，录取10708人。北京中医学院也录取了建院以来的第一批研究生。从这时起，我才真正关注《伤寒论》学术界的现状与过去，以及全国各中医学院的学科领军人物。我从文章中最先认识的是刘渡舟先生。 1978年秋，刚开始读研究生时，入学的这些人中，在年龄、学历、生活经历方面差距比较大，研究生怎么“读”？心中还没有个底。我是从一位W姓的学自然科学的学者那里得到启发，并借鉴他的方法，运用浏览与精读相结合的方法，翻阅了图书馆馆藏的几乎全部中医期刊中关于《伤寒论》理法方药的论文，并做了大量的卡片，目的是想了解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20年来，《伤寒论》学术界的状况与《伤寒论》研究的动态与形势。刘渡舟先生的大量学术论文进入我的眼底，吸引了我。除了论文的内容之外，我还关注到先生温和的文风与流畅的语言。 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刚刚开始读研究生时，读到的1978年上半年先生在《新医药学杂志》（现在《中医杂志》文革前后的名称）上发表的《对〈伤寒论〉一书几个问题的探讨》。虽说是“几个问题”，实际上文章涉及了《伤寒论》中几乎全部的重要问题。这篇文章在方法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筛选出了我正在思考的问题：即当今在《伤寒论》研究中，最让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原来是这样几个问题：文中论及了《伤寒论》的临床定位、六经概念、脏腑表里关系、传变、六气、主症、兼症变症、治则方剂等方面。文章对这些问题作了全面且深入浅出的论述，虽然其中有一些观点与我的导师李克绍先生有所不同，但对于我却很有启发性。在读研究生阶段，我还读了先生在《新中医》上发表的《小柴胡汤加减方证的应用》，在《湖北中医杂志》上发表的《谈谈成无己对〈伤寒论〉的贡献》。凡是研究《伤寒论》的人，必不可少的得先研究一下成无己是怎么解读《伤寒论》的。先生对成无己《注解伤寒论》非常地熟谙，横解、竖解，融汇贯通，让我非常钦佩。这段时间我还读了先生的《〈伤寒论〉刍言》、《桂枝汤加减方证的应用》、《论八纲辨证与六经辨证的关系》等一系列论文。 令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刘渡舟先生在《新中医》1978年第1期发表《阴虚性的肝胃不和证治》一文后，有一位孟姓读者在同一期刊1979年第5期发表《喜读〈阴虚性的肝胃不和证治〉——略论肝火入胃伤津证型》，对先生《阴虚性的肝胃不和证治》文中的观点提出商榷意见。为此，先生在《新中医》1979年第6期发表《不宜把“肝火入胃伤津”代替“阴虚性肝胃不和”》一文，对商榷意见作出答复。我认真地研读了双方的讨论文章，先生的答复温文尔雅，展现出大家的风范与气度。1980年秋天，我在撰写研究生毕业论文时，还从头至尾认真地研读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先生编著的《伤寒论通俗讲话》。这是继我的导师李克绍先生1978年出版《伤寒解惑论》之后，伤寒学术界少有的几部影响极大的研究《伤寒论》方面的专著。 三年研究生学习期间，我只是从文章中认识先生。古人说文如其人，我想像中先生一定是一位学识渊博，临床经验丰富，温和敦厚的长者。虽然没见过先生，但我心里却是仰望着先生。 1981年初秋，我研究生已读满三年，9月8日学校组织毕业答辩。因为这是国家十年动乱后恢复研究生招生以来的第一届毕业生，也是山东中医学院创院以来第一届研究生毕业答辩，所以学校领导非常重视，答辨场面隆重，特邀请刘渡舟老师任《伤寒论》专业研究生答辩委员会委员，同时还邀请了南京中医学院的陈亦人先生。 刘老，是我早闻其盛名，但一直未见其面的长者，这是第一次见到他老人家。答辩那天，《伤寒论》专业研究生答辩委员会五位老先生并坐在桌子后面，和蔼的面孔掩盖不了答辩会场上那严肃的气氛。那时还没有现在的这些电脑啊、PPT之类的东西。我的同门师弟蔡绪江比我小10多岁，他在我前面答辩，一口气把论文背下来了，尽管用的是济宁方言，但背得非常流畅。我没有那个背的本事，我只能硬着头皮，用胶东方言宣读了我的论文。所谓的“宣读”，就是“念”啊，不过念得倒是挺流畅的。我一面念着，一面偷偷地微微抬起头，看看坐在台上的刘老师的眼神与神态，心里想：这可是北京来的权威啊，权威的意见会有一锤定音的影响力啊！我论文的题目是《论<伤寒论>之六经》，其主要论点是强调这个“经”字，在这里是“过程”的意思；指出在《伤寒论》六病诸篇中的“经”字，含有经络意思的条文极少。而这个论点与刘老师的一贯看法是大有些不同的。先生的观点是：如果离开中医的传统经络学说而去解释《伤寒论》六经，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从《内经》到《伤寒论》经络学说本来是一脉相承的。 宣读完了论文，我在想，我论文的观点与刘老师学术思想中关于六经的论述不同，评审结果会是怎样呢？心中难免有几分纠结。但是几天后，我得知：我的答辩成绩是“优秀”。先生学术的大气包容，胸怀的宽阔，提携后学的精神，让我感动了几十年！ 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当了《伤寒论》学科的教师，开始了我的《伤寒论》学习、研究与教学的人生。刘老师所写的文章成为我日常阅读杂志、期刊关注的重要内容。1982年，我买了一本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伤寒论十四讲》，先生多数论文的观点大多都收在其中，并且充实了主要方药的运用。一天，我正在家中认真地研读《伤寒论十四讲》。老朋友、兄长级别的同行，正在临沂工作的朱晓明先生利用来济南出差的机会，登门来访。也是好多年不见，久别相逢，应当有说不尽的话才是，但他看到我手中的《伤寒论十四讲》，顺手拿过去就看，一上眼就放不下了，爱不释手。我一看，这位读书人，虽然喜欢我这朋友，但更喜欢这本书，于是我只得割爱，说把书送给他了。他一听手中的《伤寒论十四讲》送给他了，于是放下心，合起了书，这样我们才有了说话的机会。那情景，现在想起来令人回味。 1982年，我陪同李克绍老师参加在河南省南阳市召开的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仲景学说研讨会。在开会期间又见到刘老师，隐约记得好象穿着一身银灰色涤卡中山装，红光满面地坐在主席台上主持大会。身为晚辈，作为他老人家主持研究生毕业答辩的晚生，我本应到刘老师跟前向先生请安，问一声好，但先生太忙了，一是会务，二是先生接待他的同辈人太多了。我有些拘谨，只好悄悄地靠后站，遥遥仰望着略有些发福的先生。 1985年10月16日，我的导师李克绍先生应邀参加了刘渡舟先生根据卫生部1982年制定《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主持的《伤寒论》整理研究课题论证会，后期又应邀参加了《伤寒论校注》书稿的审定会。大约是1988年冬，李老师从北京回到济南，我去看望导师，老师很是兴奋，忘记旅途劳顿，满脸笑容地给我讲审定会的情况。导师说，会上有湖北的李培生先生，上海的裘沛然先生，还有福建的俞长荣先生等《伤寒论》研究大家，会上大家畅所欲言，七嘴八舌，肯定了刘渡舟老《伤寒论》校注工作下了很大功夫，同时也提了不少意见与建议。导师说，在会上我对刘渡舟教授说：“刘老啊，众口难调，这主意还得您来拿啊！”导师对刘渡舟先生的工作给予了坚定的支持。导师也表达出了自己的看法，说：《伤寒论》校注中确实有一些问题的解释，一时难以让所有的人完全满意；不过有一条原则，所有的解释都得与临床结合起来，经得起临床的检验，这就要破除一些传统的错误看法。导师又说：刘渡舟教授是临床家，病看得好。他是大连人，是跟营口王志远学医，在大连行过医。听导师的口气，好像对营口的王志远老前辈当年也是闻其盛名的。导师还说：刘渡舟教授少我7岁，他是属蛇的。先生说这些话时，我能感觉到很有些兴奋，因为导师早年也曾在大连行过医。我没问过这两位老人家是不是在同一时间段在大连行医？不过我能想像到，二人曾经都在大连这同一个地方行过医，这本身就把两位老人的心拉得更近了。 研究《伤寒论》的人都说宋臣林亿等校定本好，但好在哪里？并不是很清楚。所以在青年时期读本科阶段，我对林亿等人校定的宋本《伤寒论》，只是怀有一种神秘感、蒙笼感。1978年跟随李克绍先生读《伤寒论》专业研究生以后，才知道了凡是研究《伤寒论》的人，虽然人人都说宋本是最好的版本，但谁都没有见过真正的宋本；同时又说赵开美翻刻的《伤寒论》“逼真”于宋本，但赵开美翻刻本也几近绝迹。几百年来，研究《伤寒论》的人几乎没有几个人见过，于是心中一阵茫然。 1991年，由刘渡舟先生主持的《伤寒论校注》，是以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藏赵开美原刻本《仲景全书》中之《伤寒论》微缩胶卷为底本进行校注、并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这是几百年来，第一次向世人展示赵开美翻刻宋本的真正面貌。这是几百年来《伤寒论》学术界的一件大事。 我初步见识到赵开美翻刻宋本《伤寒论》的原版格局与文句真实面貌，就是通过刘渡舟先生领衔校注的《伤寒论校注》排印本。200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我的《伤寒论通释》时，我在《凡例》中特别强调：“本书以1991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刘渡舟主编的《伤寒论校注》为底本。”刘老主持的《伤寒论校注》为我的《伤寒论通释》增加了通释的底气。 1993年10月，我去北京参加首届亚洲仲景学说学术会议，先生一身藏蓝色的西装，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会议期间，我只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向先生鞠了一个躬，问了一声好。1996年夏天，那会儿我在中医系当副主任，有一次去北京出差，从家里特地带了两瓶当时山东特别流行的特产“孔府家酒”。在京期间，我打听着找到了刘老师的家，记得先生住的楼层好像比较高，门的方向是循着楼梯上去左拐。我轻轻地敲门，通报自家姓名；开门后，我先深深地向刘老师鞠一躬。先生一身居家衣着，“噢！山东的李老师来了。您（导师）李老师好吗？”我说：“谢谢刘老！我老师挺好，他还让我代他问候您！”落坐后，我说：我来北京出差，特意抽时间来看望您老。前几次，开会见到您，没机会近距离与您老说说话。我这次只带了两瓶山东特产“孔府家酒”请您品尝。先生很客气地说谢谢我。我说：“您老参加我的研究生毕业答辩，这就确立了咱一老一少的师生缘份。”先生听了哈哈大笑起来。不一会儿话题说到《伤寒论》，刘老说：“您李老师的学术观点是谁也动不得的啊！”说完自己又笑了起来。我说：“我老师对学问非常较真，从不马虎，不随大流。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虽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却没有门户之见，不论是谁，只要是讲得对，讲得好，就给予充分肯定。您老的研究生，裴永清老师的一篇论文论“黄疸必伤血,《论“黄疸必伤血，治黄要活血”——学习〈伤寒论〉〈金匮要略〉体会》，发表在我们学校的《学报》上，我老师大加赞扬，向我推荐，当面对我说：裴永清这篇文章写得好。我亲自见过李老师在不同的场合，都说起这篇论文写得有水平，有深度。”刘老听了，抿着嘴笑。看得出，他老在为自己的研究生骄傲，心中非常得意。（李克绍老师只知道裴永清这个名字，估计没见过裴老师本人；我也是几十年但闻其名，未曾识过面。）就这样，一老一少天南海北愉快地聊了20分钟左右。我怕耽误他老人家的休息，就客气地告辞了。刘老师送我出门口，我鞠躬致谢。这一晃二十多年了，这一幕，却是久久难以忘怀。 今生有幸，因《伤寒论》而遇到了刘渡舟先生。今年是刘老诞辰一百周年，往事中许多零碎的片断，接续起一段美好的经历，铸就了一份让我珍惜、铭心的师生缘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