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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三虎教授我的经方梦第3讲 我是1985年考上南京中医学院伤寒专业研究生的。当时的研究生竞争十分激烈,全国报南京中医学院伤寒专业的58个人,上线的10个人，面试的5个人，有2个分别转入内科班、温病班，剩下3个人。我是宋立人老师的研究生，还有2个是陈亦人老师的研究生。南京中医学院是我国五所老校之一，当南京中医学院成立的时候我才出生。南京中医学院伤寒教研室之所以影响全国，跟当时的学术带头人有关，他叫宋爱人，是苏州名医，是我导师的父亲。当年宋爱人如果从苏州到南京的话，南京报纸上都要刊登“宋爱人先生今日抵宁”的消息，说明当时的盛况。宋爱人先生到南京中医学院以后注重教学和培养人才，我的导师宋立人和陈亦人先生当时都是青年才俊，是他们共同努力，编著了在20世纪非常有影响的《伤寒论译释》上下两本书，在当时极其出名，影响非常大。当时书上署名的是南京中医学院伤寒教研组，实际上是他们几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当我成为宋立人老师第一个研究生的时候，陈亦人教授在伤寒教研室当主任，在我面试的时候，因为我当时是从农村去的，不会讲普通话，所以我看到了中年女教师鄙晲的神态，也看到陈亦人先生赞许的眼光。陈亦人老师当时教我们研究生《伤寒论》，收益匪浅，而且对我非常好，当然他没有在当面夸我，但是他给别人公开讲，我是他赞许的三个青年伤寒学者之一，已经非常难得了。还有可以证明这句话的就是，陈老师在我1992年出版的《经方各科临床信用与探索》这本书出版后，亲自在硕士、博士生课堂推销这本书，然后把钱寄到西安。而我们宋立人老师作为当代中医学家，知识渊博，他最大的功绩就是主编了《中华本草》，这一套书当时定价两千六百元，收载了八千至九千味中药，是当代“李时珍”。陈亦人先生和宋老师对我都非常好，而陈亦人先生尖锐深刻的治学观和我们宋老师宽厚平和的治学观都对我以后学术风格的养成产生了深厚影响。作为一个伤寒专业研究生，我到了南京以后，怎么学呢？有一天走着南京的大街上，说实话当时我确实觉得，考上研究生了这以后就是做大学问的基础，是当博士、教授的料，不做基本的研究工作，不积累资料不行，恰好在大街上多看了一眼，就发现了装帧非常漂亮的读书卡片，我一下子几乎用了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三千张。尽管我说的比唱的好听，我还是想用歌曲来表达我当时的心情：“走在南京的大街上，买了卡片我喜洋洋。图书馆里把身藏，不管他白天还是晚上”。这样的话我就在这三年里形成了读书、读文献、记卡片的习惯，前后记了两千多张，由于我积累了这么多卡片，以后还真是派上用场了，取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可以说我也是吃张仲景这碗饭成长起来的。因为当时我刚到四医大，正好赶上“首届青年教师成才奖”的评选活动，在这个展览上，除过30多篇论文，我的2000多张卡片也引人注目。其实初选名单里没有我，结果两个教授坚决要求把王三虎加上，主管的人说“因为他不符合条件啊，因为他不是本科毕业啊,教龄也不够两年”，结果，众议难违，拨乱反正，我成为获奖者。也就有了提前晋升讲师的资格，这也是带教书随军的必备条件。 在边读书边做卡片笔记的过程中，也是深入思考乃至上升到理论的过程。除过对读书学经方感兴趣，无他。我考上研究生的时候就发表过6篇文章，加上在南京上学的三年期间一共发表了30多篇文章，那个时候是有稿费的，我的稿费虽然不能和工资相比，却也解决了不少问题。记得当时我用两篇文章的稿费，给我女儿，那时她才两岁，买了一个三轮车带回去，我感到非常自豪。我发表的这些文章中有关经方的综述就占八篇，也有一些是心得体会和争鸣文章。当时我也是风华正茂、锋芒毕露。比如说，五苓散，我既在《国医论坛》发表过五苓散的综述，也在《四川中医》发表过“五苓散不主蓄水证质疑”，在《陕西中医》发表过“也谈蓄水证—与杨中芳同志商酌”的争鸣文章，这主要是锻炼了我对经方的情感，和经方如何研究的思路，实际上我就走向了经方新用、经方活用、经方扩大应用的治学之路。我的结胸病的研究，用我们师弟的话说我这人“抠字眼”，首先我解决“胸”和“胸中”不一样，我说张仲景说“胸中有寒”，没有说“结胸”是“胸中”，那么这个“胸”说明它的范围要比“胸中”要大，仅这几句话的意思我就在《河南中医》头版头条发表过论文。有意思的是我的论文答辩中答辩主席提的问题正是我发表过的“《伤寒论》131条之我见”，这种情况，不要说当时，就是现在发表文章比较容易的情况下也还是不多见的。我的毕业论文“结胸病的研究”分解开来前后一共发表了7篇，以后还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 我虽然日语口语差，但我的翻译能力强。期间发表过4篇译文。一篇是小建中汤治遗尿，一篇是甘麦大枣汤治疗小儿情绪性惊厥，非常有实际意义，因为农村中这种病非常多，我们中医文献中我目力所及没有见过，而日本人用这个治疗非常符合临床实际实际。还有一篇叫《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治疗甲亢性心功能不全》。我还译过一篇叫《肾病综合征的汉方治疗》，他是用补中治湿汤，实际上是四君子汤和平胃散去甘草加黄芪。 在研究生三年期间，我个人看病的机会比较少，只不过是在我夫人单位有一个看门的老头的孙女患了雷诺氏综合征，手足冰凉，疼痛的厉害，我用当归四逆汤获得很好疗效，这老头多年还是“念念不忘”。其他虽然也治过一些病，但都不是从经方入手的，比如说用虎潜丸治疗痿证等。 我在学校勤于写文章，曾发表过一篇文章是针对陈亦人教授人民卫生出版社的《伤寒论求是》。非常有见解，我写的文章就是“入之愈深，得之愈真——陈亦人教授《伤寒论求是》读后”。刘兴旺博士当时在南京读温病博士，他看到我其中的一句话“市场疲软，此书何以不疲软？”就记住了我。因为当时这本书卖得很好，我这句话言外之意就是这本书写的很好。当时全国市场货卖不动，市场疲软一语成了热门话题。而陈亦人教授的书却很快脱销了。陈亦人教授送我的书还是他自留的一两本。所以我们要写文章，所以要用善于引用一些鲜活生动的语言。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叫“学问日进，老而弥坚—李克韶教授书文读后”。黄煌教授给我寄了他新出的《张仲景五十味药证》、《中医十大类方》，读后有感而发，写成“药虽是旧，宏之惟新——读《张仲景五十味药证》”一文，发表在《中国中医药报》。当然我这里有尊重老师的意思。现在我常自嘲当我当助教的时候，什么都是教授好，当我当助教的时候，还是要把学生、把助教、把主治医生放到重要位置，这也是学做人。 那时候中医杂志比较少。因为我当时发表了一些文章，在学术界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现在我说“我这么多年淡出经方人的视野”。在当时，《实用中医内科杂志》专门派编辑来找我当他们的业余编辑审稿改稿定稿。刘渡舟教授专门派他的两个女研究生到南京找我，可我当时太书呆子了，没有记清名字。我研究生毕业以后，有一次到北京，当时我们孙思邈研究所所长和我一起去找刘渡舟教授，请他作为我们孙思邈研究所的顾问，刘渡舟教授正好上门诊，围了一大圈学生，看的一个病是用小柴胡汤治疗肝病的，看完以后，我说“刘老，我是从陕西来的，我叫王三虎”，老先生七八十岁的人一下子站起来脱口而出说“你的文章写得好”。这我绝对不是虚吹，我是说刘教授大家风范，经方中间有大家，有大人物，只有心胸宽阔，才能成为大家、大人物。还有我们陕西中医学院杜雨茂教授，当院长多年。我虽然不是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也不是杜老师的研究生，但是杜老师对我非常好。我的校友张晓峰，从黑龙江中医学院毕业以后想留在西安、咸阳，因为他不认识人，我直接就找杜教授，杜老师答应了。虽然以后没有办成，我还是很感激的。以后我又给他联系到西安市中医医院，他现在是陕西名中医。前几年我还和杜老师的得意门生刘吉祥教授到他家里拜访过。当晚，杜老师一反常态的好谈，讲他得意的病例，领我们参观他的私人图书馆，赠送他的新著。在回来的路上，刘夫人张金艳说没见过杜老师今晚说这么多话，我说：知音人听话偏长不是。 总之，在我读伤寒、学经方的道路上，刘渡舟教授、陈亦人教授、宋立人教授、李克韶教授、杜雨茂教授、黄煌教授都是我非常好的伤寒前辈，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的东西。用用司马迁的一句话讲就是“高山仰止，大航行至，身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一直是用这句话自勉的。我要向他们一样有宽阔的胸怀，有活到老学到了的心态，为经方事业、为中医事业做出我应有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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