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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时，罗宗强先生和我陪同傅璇琮先生、陈贻焮先生游天津古文化街。另有一张宾馆前的答辩合影相片，可惜未能找到。 南开，这所国内名校，这所国际名校。 肇始于一九○四年，成立于一九一九年，曾与北大、清华并称西南联大。数十年历史，一系列闪亮的名字。著名爱国教育家严范孙，张伯苓，创始于艰难时期。周恩来，作为她的文科第一期学生，从南开走出，到法国，投身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著名数学家姜立夫，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著名化学家杨石先，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郑天挺、雷海宗，著名现代文学专家李何林、李霁野。名字前都要冠于「著名」二字。还有竺可桢、汤用彤、范文澜、吴大猷，都曾在这里任教。 到处是变化，到处看到新与旧的交错、交替。 一九七八年唐山地震的痕迹还在，但破烂的防震棚已经拆除，受损的房子外墙是一根根加固水泥柱。脏兮兮的小河沟边，垃圾尘灰飞扬，干打垒式的矮旧平房，一大片一大片，在那可怜地趴着。 但不远处新的教学楼宿舍楼正在建设。最显眼的是正对主干道大中路巍峨的化学新楼，和西边的经济学院楼群。是的，那是一个楼群，三层教学楼旁边，是耸立入云的二十多层高楼，高楼前又有一座蘑菇状的圆形教学楼。和它们相比，灰色外墙的数学新楼就不太起眼了。 一排排三层高的老旧宿舍楼还是那样热闹，年青的学子们让它富于朝气。那旁边，三栋六层高的宿舍新楼一字排开，那崭新的红砖墙体，雪白的楼体勾线和门面，在湛蓝的湖光映衬下，格外气派。 罗先生也迁了新居。但先生不满意。「西伯利亚。」那是南开校园西南一片草荒之地新建的教工宿舍楼，因此先生称之为「西伯利亚」。其实不错。三室，那时是学校面积最大的单元楼房了。位置也好，东边，是所谓金角，阳台本来就大，东向拐进去还有一大块。不久，那里就成了南开新的热闹的中心区，叫西南村。 人更在变化。那天，学校小礼堂举行高级职务教师聘任仪式，全校有教授一百多人，副教授四百多人。那时博士点二十八个，博士生导师五十二人。三十年后，这个数字翻了几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就有二十九个，每个一级学科下面都有好几个博士点。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七百多人。一九八一年实行学位制度以来，六年授硕士学位七百多人。而一九八六年一年，就招收硕士研究生一千多人。还有博士生。 那三栋一字排开崭新的六层宿舍楼，就是为研究生盖的。其中一栋还没拆脚手架，研究生们就迫不及待从全国各地一拥而入，住了进来。 天地更宽了。那六层顶楼，走廊东头一个大大的阳台。立于阳台，可以极目远眺。近处东面，是宽阔的运动场，北面，是一大片湖面。远处，都可以望到十几里路之外，东面可以远眺佟楼，北面可以遥望海光寺。至于南面，更是一马平川，想望多远就望多远，直到天际地平线。 天津也在变化。老旧平房正在拆除重建。南开校园东南面的拥挤路口，正在建天津市第一座宽敞的立交桥。不远处的水上公园旁，天津电视发射塔正在兴建。我们立于六层顶楼阳台，看着这座据称曾是亚洲第一高建筑的天塔一天天往上长，直至耸入云天。 又是一大串令人钦敬的名字，都是南开校园现实生活中人们熟知的。陈省身，吴大猷，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国际一流学者，有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南开的名誉博士，名誉教授。何炳林、陈荣悌、陈茹玉、申泮文、戴树桂、吴大任，藤维藻、谷书堂、薛敬孝、钱荣堃、魏埙、熊性美，魏宏运、吴廷璆、杨志玖、杨翼骧、王玉哲、吴廷璆、来新夏、刘泽华、冯尔康，温公颐、陈晏清、方克立。化学的，物理的，数学的，经济的，历史的，哲学的，当然还有中文的，除罗先生之外，还有朱维之、王达津、朱一玄，后来还有叶嘉莹。他们当中有院士，他们有的从国外留学归来，都是国际国内知名教授，顶尖学者。每个名字背后，都是厚重的学术成果。 各种学术报告，国际知名学者，国内知名教授。各种学术沙龙，讨论传统文化，国际问题，现实问题。我因此听了项楚先生的讲座。项楚先生是罗先生大学同学，四川大学教授，著名的敦煌学家和俗文化研究大家。还听了其它讲座。真是开阔视野。不论老一辈，还是中年、青年一辈，都在做事。做研究，做学术，写论文，写书，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国内的，国际的。 入学是十月，但我感到是春意。八十年代整个是春天，是社会的春天，也是学术的春天。全国科学大会上，「科学的春天」 的报告，那声音犹在回响。是的，那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春天。 博士三年，又一次学生集体生活。 就住在那三栋一字排开的宿舍新楼。由北到南，十六栋，十七栋，加上还未完工的十八栋。十七栋，顶层六楼，基本上都住的博士，那一届只招了二十几个博士。前一届还没有毕业，第二年第三年又招了一批。十六栋住了一些，其余的都住在十七栋。所以对外说，住十七栋六楼，就知道是博士生。 化学的物理的基本上在实验室，白天见不着。文科的多在宿舍或者图书馆看书做事。吃饭的时候，都会从屋里出来，东头那大大的阳台特别好。从食堂打饭菜回来，特别是晚饭，手端着饭菜，都会到阳台聚谈。春天或秋冬晴暖时分，阳台上特别舒服。夏天晚上，阳台又是乘凉的好去处。 不是吃饭时候，做事累了，也会从屋里出来，到阳台上伸伸腰脚，眺望远景，放松一下。东边的大操场如果开运动会什么的，还可以站在阳台上居高临下，作首长接见状，向操场聚会的师生招手：「同志们好！」天黑了，兴致来了，有时还从屋里拉根电线，挑灯夜谈。 聊天，说闲话。说各专业的趣事。说各自的导师到哪里开会回来，带回什么消息，国内的，国际的，英国的，美国的，日本的。有时还能知道院士的消息，因为有的导师就是院士。我们因此知道拓朴学，知道高分子，知道元素所，知道世界上一些划时代的科学论文，常常只有一两页纸。当然也知道南开化学厉害，经济厉害，历史厉害，在全国排二排三，有的专业甚至排名第一。 这是南开的骄子。学校把这些人当宝贝。担心研究生们吃不好，开座谈会专门讨论如何改进食堂工作，改善伙食。又担心博士们成天看书做实验不锻炼，影响身体，专门组织博士生跳舞。知道博士生们不愿多跑路，便把舞会办到楼上。六楼中段往洗手间，有一个过道式的厅。加上旁边走廊，大致可以容一二十个人。专门找了会跳舞的女生，容貌身材好。就在门口，博士生们开门就是，又是周末。女生舞伴们先是静候，后是主动邀请。博士生都是男生，就是不跳。先还围着看看，后来一个个散去。硬把那些热情漂亮的女生舞伴冷落在一旁。 和几个数学的玩得比较好。一屋住两个人。和我同屋的就是数学的，叫王向军。但一开始和王向军却合不来。他爱喝酒，而且时不时邀一班外面的人到屋里喝酒。爱抽烟。要么就整天不做事，要么就通宵达旦做事，而且一支烟接着一支烟。我习惯白天做事，爱安静，晚上睡觉一盏灯就在床前刺眼地亮着，整个房间烟腾雾罩，特别受不了。 我和他年龄相差十多岁。那时，文科的博士生年龄一般比较大，都有三十几岁，理科的比较年轻，都只二十几岁，王向军年龄尤小。可我提出意见，他却爱理不理似的，眼睛看着别处，轻描淡写地说一句：「是吗？」 后来其它的数学的告诉我说，王向军做的是拓朴，这是数学里最难做的，全靠空间想象，漫无边际的严密思维。那是非常艰苦的思考，一旦进入思考过程，不能停止，要一路想下去，一环扣一环地想下去，直到有一个结果。一般人想不出来，但王向军聪明，有才，能思考。我才理解，为了全身心沉浸于拓朴的思考，他要一支烟接着一支烟，为了想通一个问题，常常几天几夜不能睡觉。 这太累了。因此要放松，要喝酒。他是河北人，性直仗义，当地有很多朋友，因此常聚在一起喝酒。 理解之后，我也就不在意。他的朋友来喝酒，我就到阅览室看书，或者到外面走一走。晚上，就在床前挂个东西，挡一挡灯光。好在我适应能力强，晚上还能睡着。 他也不再大大咧咧，开始留意小节。有朋友来，有时带到外面聚餐。晚上不开大灯，只开桌前小灯，并且也用东西挡着。抽烟似乎没有办法，有几次我发现他晚上轻手轻脚，走到门外，抽一支烟，进来再接着思考做事。这让我反而不好意思。 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我叫他小王。我们一起留校，两家常有来往，有时一起聚餐。几次评职称，都错过了，他一点也不在意，「管他呢！」照样抽烟喝酒，朋友相聚，当然也照样思考他的拓朴学。结婚生了一个儿子，还有一套很宽敞的单元房，太太仍然受不了，和他离婚了。 中文系那一年招了两名博士生，和我一同入学的有肖占鹏。在职的，本科硕士都在南开大学，导师是王达津先生。六十年代初，王达津先生就是罗宗强先生的研究生导师。肖占鹏有才，能力强，长得英俊帅气。读本科时就显露才华，作为培养对象，毕业时，共青团中央要他。南开做工作，把他留下来。博士期间，成立博士生会，第一届，他是秘书长，第二届，他是主席。毕业后，仕至天津市出版局局长，一个人同时管着下面三家大出版社，还兼着在南开中文系带博士生，帮着罗先生做大项目。 人也极好。对导师王达津先生极好。王达津先生家里有大小事，需要帮忙，或者拿不定主意，总是说：「找肖占鹏来。」对中文系师生上下也很好。后来身居局职，不论什么事，找到他，总是尽力帮忙。 对我自然很好。博士招生考试，同一考场，初次相识。我原花钱住招待所，他马上给我在研究生宿舍把住处一切都安排妥当。床是单正平的，被子是王立新的。单正平、王立新都是肖占鹏的好友，也是才子，王立新后来留校，成为希伯来文学研究专家，汉语学院院长。单正平则不太顺。性直，又受(国讳）风波牵连，硕士毕业和后来博士毕业，两次报留校，都被拿下。后来去海南。写杂文，出过集子，成为国内一家。因题目多有敏感话题，后来的杂文集也出不了。 他们对罗先生特别尊敬，肖占鹏因此对我也特别关照，「罗先生看中的人，没错。」毕业留校后，特别是升任局职之后，有事找他，只要开了口，他必周到办全。 都是精英。化学的，物理的，数学的，经济的，历史的，哲学的。他们的导师，很多就在前面那串令人钦敬的名字里。这些博士也都经他们导师精心挑选，除前面说过的肖占鹏、王向军，数学的，杨庆季、王运通、秦前清，到武汉大学，到美国，留学，定居。化学的，有留校，到人民大会堂领取国家科学大奖，有到广东创业的，不一两年，传回消息，在那边有了自己的产业，买了地，盖了大房子。哲学的，王南湜，后来是哲学系主任。历史的，朱凤瀚、赵伯雄、张国刚，李治安、杨栋梁，或在南开，或在北大、清华，或是国家历史博士馆的馆长，南开历史学院、日本研究院的院长，古籍研究所的所长。经济的，也有清华学科带头人，天津市政府部门负责人。 当然也有意外。一博士，才华能力出众，受(国讳）风波牵连，开除党籍，几次评上不职称。但后来学术上还是起来。一个化学的，才貌均俊，到日本，做实验，接触化学用品太多，得癌症不幸早逝。还有两个，一男一女，男的英俊有才识思想，女子貌美有才且开朗热情，双双博士，到美国，高速路上一场车祸，被来车死死压在车底下。 学习生活是紧张的。 课程不多。两门外语，一外日语，二外英语。看似简单，其实吃力。难度加大。研究生有中期筛选，其它课有弹性，一外是硬碰硬。压力很大，再不敢掉以轻心。语法重新系统弄一遍，正常教材之外，惯用型，各种语法专用书，一大堆找来。词典随身带，背单词，商务的《简明日汉词典》默读了一遍又一遍，翻破了一本，又买了一本。录音机，听了一遍又一遍。最后，还是涉险，专业翻译只是勉强过关。日语啊日语！真是笑着进去哭着出来。 英语相对比较简单。基本的语法，基本的词汇。但也不知深浅，不知要学到什么程度。英语老师很好，叫夏维华，一位非常慈和的老先生。江西老乡，对我特别好。夏老师夫人姓陈，是附小的老师，上海人。毕业留校后，为太太调动找工作，还有其它事，夏老师和陈老师都为我们四处想办法。夏老师有位老母亲，我们称夏奶奶，也特别慈和。陈老师作为媳妇，对夏奶奶百依百顺。夏奶奶九十多岁仙逝。夏老师也年过九十，仍然健康。用得一句老话，叫仁者多寿。夏老师英语课讲得清楚，考试也不太难，都过关，我的分数不低，八十多分。 政治课，开学上了一次课。老师布置书目。书目比较简单。「大家都是博士，都有水平。自己看吧。」临考前又上一次课，再讲一些内容。大家问：「这是不是考试范围？」老师不作声，只是笑笑。考试果然在范围之内。这让我省了不少心。大家都过关，不过成绩都不高。几道大论述题，我自觉答得不错，但只有七十多分。 专业课简单。魏晋诗文，还有老庄思想。 「关键是论文。」罗先生说。 九月从江西专程到南开，几门入学考试结束，我去拜望，罗先生就喃喃自语：「论文写什么呢？」入学之后，安顿好住处，再去拜望，先生又是喃喃自语：「论文写什么呢？」 开学好些日子，罗先生说：「写玄学吧！写魏晋玄学与文学。」过些日子，罗先生又说一遍：「写玄学吧！写魏晋玄学与文学思想。」 但具体怎么写，先生没说。只是接着说：「做一个目录吧！把相关研究成果找出来。」具体怎么做目录，也没有说。 先生没有多说。后来我理解，这不需要多讲。读博士，重要的是悟。导师最重要的是指导，是指引一个方向。做学术，方向很重要。其余的，要自己悟。脑瓜不开窍，才要手把手地教。这没法读博士，也没法做学问。
先生实际指引了一个大的方向。魏晋玄学与文学是一个方向，先做目录，是又一个方向。原典当然重要，但这是不言自明的。进入研究，自然要知道相关原典，自然要进入原典。 做目录，颇费了时间。关于魏晋玄学与文学，有哪些研究成果，哪些研究论文和著作？全要弄清。到哪里找这些论文论著？要靠自己摸索。那时没有网络和计算机，全靠手检。 先找人家编好出版的几个现成目录书。古代文学的，古代哲学的。魏晋文学一块，玄学一块，与玄学有关，老庄和《周易》的也得找出来。现成的目录书肯定不全。至少近年的没有。于是查书库和学术期刊。书库里玄学、魏晋文学相关的研究著作，学术期刊刊登的相关论文。一本一本地翻，一篇一篇地录。 这还不够。因为南开书库没有的书和期刊怎么办？于是找到《全国报刊目录》和《全国总书目》。国内（港台除外）出版的著作，报刊发表的文章，全都有了。 钢笔，手写，笔记本做了满满两大本，后来又陆续有补充。那时没有条件去找港台的和国外的。国内大陆的，基本全了。 收获很大。有的只看题目，就知道是否有价值。顺着目录，可以很快找到需要的论文论著。研究现状了如指掌。知道提出了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知道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这时，罗先生送我新着，就是那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讲了一次。在他那三间新居的客厅，沙发围坐着。除我之外，有阮国华，还有张毅。阮国华已经从黄石调过来，张毅先读南开的硕士，我入学第二年，考取罗先生的博士生。阮国华和张毅这时都是罗先生科研规划「中国文学思想史」的成员。张毅写宋代，阮国华计划写明代。 以文学思想史课题讨论会的形式，讲的是「建安文学思想」。 罗先生让我到北京图书馆复印了一部书，台湾某学者的著作。也是做中国文学思想史。这位学者计划用五到六年时间全部写完。罗先生大吃一惊。罗先生也做文学思想史，仅隋唐五代一部，就用了七八年时间，后来的魏晋南北朝，还有明代，每一部都是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台湾这位学者居然只用五到六年时间，就要把从先秦到近代全部写下来。这位学者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已经出版，罗先生正做的正是《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题目完全重合。 罗先生于是一定要看到这部书，看他是怎么做的。我到北京，把这部五六十万字的书复印回来。罗先生看过，释下重负。原来，这部书的写法，政治社会背景一块，作家创作一块，文学理论一块。政治社会背景不过把历史复述一遍，作家创作不过把文学史复述一遍，文学理论则把批评史复述一遍。基本没有什么新东西。罗先生批了四个字：「大而无当。」 那次讲建安文学思想之后，没有再给我讲过课。他给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开课，我要去听。他不让，说，那都是一般的东西。「自己看书吧。」但平时有问题闲聊交谈比较多。谈学术现状，学术界谁谁谁在做什么，谁谁谁的治学特点是什么，谁的东西有货色，谁的东西没有多少看头。罗先生的眼界非常高。讲到「德才学识」。罗先生说： 「最重要的是识。」 我的博士论文怎么写，罗先生没有具体讲。但我明白，关键是实践，自己看书，自己实践去体会。《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和他讲的「建安文学思想」就是样板，就是标本。不能像台湾那位学者那样写，不能大而无当。眼界要高，要有货色，有见识。 但是，谈何容易！看起来就是那点东西。玄学，就一个王弼，一个郭象。魏晋诗文，就那么几个作家，玄言诗，就那么几首。但是，问题在哪里？玄学有人做了，文学更有人做了，说清楚了吗？玄学怎样影响文学？只是一个玄言诗吗？玄学，有和无，自生，独化，只是哲学问题，还是同时是现实问题，是社会思潮？它怎样成为社会思潮？怎样影响士人心态？ 越想问题越多，越想头绪越乱。 当时我不知道，罗先生正做《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后来他出了书，我才知道。已经形成了很多想法，但是他当时都没有讲。 他不愿打乱我的思路，他是让我独立思考。 如果那时，罗先生把他的想法一五一十全告诉我，我可能便捷很多。但是，很可能就完全落到现成的框框里。罗先生的思想太厉害了，我不能不陷进去。陷进去，很可能就出不来。出不来，就很难有自己的思考。 没有办法，只有独立思考，深入到材料当中去，深入到问题当中去。这是训练。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找到事物之间联系，找到历史发展脉络，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思维的训练，学术的训练，这是切切实实的训练。 这是读博士三年最大的收获，也是后来跟从罗先生二十多年最大的收获。不是授之以鱼，而是授之以渔，而且这「渔」靠自己悟出来。先生指引一个方向，一个前景无限广阔的方向，剩下自己去悟，去探索。 头绪一点点清楚了，问题慢慢浮现了，也一步步深入了。有和无，自生和独化，其实质弄清楚了，玄学与士人心态，与文学，是有联系的，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玄学与文学，从正始到西晋，到东晋，到陶渊明，是有一个发展脉络的。…… 当这些出现在脑海不停游转的时候，当历史的生动面貌逐渐浮现在眼前的时候，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愉悦，一种在大海里畅游，登于峰顶尽情远眺的感觉。 论文一点一点出来，一章一章写好，送先生看。第一章，送上去，心悬着，有点像等候法院判决似的。一天，两天，三天。终于等来先生发话。只两个字：「可以。」第二章，先生说：「接着写下去。」第三章，先生指着其中一节，说，「确实是这样。」这一段，是以前没有人注意的。 进入一九(国讳）年四月。论文正紧张，却很难静下心来。 大字报，演讲，游行。学校有个学生第三食堂，三食堂前是交叉路口，一块空地，上课下课的，来吃饭的，必经之地。那些日子每天聚满了人。看周围墙上满贴着的大字报，听人慷慨激昂的演讲。教室，宿舍，食堂，都在谈论。时而，有人振臂一呼，呼拉拉长队人马便像潮水一样浩浩荡荡开出校门，走上街头。 北京，天安门广场，更牵动着人心。南开也有学生去。火车去不了，就骑自行车。回来的人说：「人太多了，人山人海！」「太……，天摇地动！」 研究生几栋楼也骚动着。研究生们，博士生们，都急急匆匆。匆匆去吃饭，匆匆看报纸，看大字报，听演讲，听广播，听各种消息。当然，还要匆匆看书做论文。六楼阳台，聚得更多了。话题都是一个，时局。 那天，清早。一个多月来都是喧腾，骚动，那天清早却出奇的安静。都在睡，其实都没睡。突然一个尖利的声音：「北京出事了！」声音过后，又是死一样的寂静。漫长的几分钟，整个世界仿佛静止了。接着有人大呼：「游行去！」呼拉拉，从宿舍涌出，汇集，潮水一般，漫过校园，涌上街头。 有去北京的同学回来了。「啊，太……」惊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在床上整整静躺了一周，才缓过神来。 几天过后，一切消停。我重新回到论文。强力静下心来，但再也回不到原来的状态。时局变动，担心整治秩序，取消毕业。最后一章匆匆扫尾。 显然不满意。罗先生沉想了好一会，决定还是组织答辩。 尊敬的傅璇琮先生签署的答辩委员会决议。 到北京送论文。走出火车，走出北京站。那时还只有北京站。四处是士兵，全副武装，荷枪实弹。找住处。一家旅馆，一问哪来的，南开大学，一看证件，学生，再问到哪去，北大。回答：「没房间了。」再一家，又没房间。再一家仍然没有。那时最忌讳的是大学生，我恰恰是大学生，而且是去北京大学的天津学生。 最后很偏，一家大车店一样的旅馆。总算让住。十几人一间，地铺一字排开，都是乡下农民进城办事的。 半夜，两三点钟吧。严厉的喝叫声把人从睡梦中惊醒： 「起来！起来！都起来！快！」 强烈的灯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睛。等睁开眼睛，眼前赫然站立两名士兵，又是全副武装，手端冲锋枪，胸前一排弹夹。 「把行李都打开，检查！快！」 邻铺农民打开一个个蛇皮袋，大大小小。士兵扫一眼，盯住了我。我是学生模样。 「从哪来？」「天津。」 「天津哪里？」「南开大学。」 「到哪去？」「北京大学。」 士兵顿时警觉。盯住了我的包。 「这是什么？」 那是我的论文。要送专家评审。那时还是原始的油印，大大的字，厚厚的纸，只能印单面，双页对折。论文字数不多，二十万字，却是厚厚的一大本。几本论文，就是满满的一大包。 那时最忌讳的是印刷品。他们的长官布置他们的任务，应该是重点查印刷品，查学生。我是学生，一大包正是印刷品。 我向他们解释，这是博士论文，要答辩，送专家评审，专家在北京大学。两个年轻士兵翻了翻，看不懂，也听不懂。 「答辩，什么答辩？博士，什么博士？」 那黑洞洞的枪口就在眼前晃来晃去。 解释了半天。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那年代，博士太少了，至于答辩，年轻的士兵更不可能知道是怎么回事。 最后，请来一个军官模样，他们叫他连长。连长问道： 「你是博士？」 我解释说，现在还不是博士，论文答辩通过了，经过学位委员会审查通过，就是博士。又解释说，答辩前，博士论文要送专家评审，专家评审通过，才能进行答辩。我就是去北京大学送博士论文。连长翻了翻论文，也看不懂。 「这是博士论文？」 语气已和缓许多，可以看出他新鲜好奇中带着一点羡慕。 一夜平安过去。十几天之后，论文要举行答辩会。再去北京，专程接答辩委员。到北大，先要找好出租车。找到一辆，问： 「到哪里去？」「到北京站。」 「要不要经过长安街？」「当然要。」 「不去。」 问为什么？你又不是暴乱分子。「子弹又不长眼睛。它知道你是什么分子！」给他加钱，也不去。「钱值什么？命值钱。」再找一辆，不去，又找一辆，还是不去。最后好不容易有一辆愿去。 要记住三位先生：傅璇琮先生，陈贻焮先生，张少康先生。他们是沿着司机们都不敢走的路线，乘车穿行于尚是戒严状态的城区，到北京站，到天津。 答辩如期举行。傅璇琮先生是答辩主席，答辩委员是陈贻焮先生，张少康先生，南开的王达津先生，还有罗宗强先生，这是答辩委员。另外，答辩会郝世峰先生，鲁德才先生也在场。 这应该是人生的重要时刻，应该是向各位先生认真请教的极好机会。但那紧张的情势，我心里除了紧张还是紧张。多少年之后，我才得以细细回味几位先生的教诲，才有机会再次向几位先生请教。 答辩通过，校学位委员会审查。全校就二十几个博士，审查是严格的。罗先生后来告诉我，每个导师要在学位委员会上陈述几分钟，说明论文的价值。不同的专业，特别是理科的学科委员们，学校的学术权威们，要了解论文的价值，然后投下庄严的一票。 第一届博士，据说有的高校在大礼堂举行答辩，书记校长全体参加。第一批博士，学位授予仪式在北京举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后来的博士，都有隆重的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仪式，身穿博士服，头戴博士帽，校长郑重地一个个拨穗。 罗宗强先生和王达津先生在答辩会上。 时值形势紧张时期，只躲在一家宾馆的一间小房间里答辩。 我那一年，除了审查的严格之外，其它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宣传，挤坐在学校宾馆的一个小小房间，悄悄举行答辩。毕业证书和博士学位证书，是简单一个通知，自己到办公室领取。 一切停当。那一天，中文系老教授鲁德才先生急匆匆爬上六楼，把办好的报到证件给我。他负责研究生事务。 「快去办报到手续，七月最后一天，明天报到，还可以拿半个月的工资。」 这是一九(国讳）年七月三十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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