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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早稻田大学藏《春在园尺牍七》体现俞樾晚年的学术见解：因声求义的方法论、精审的考据实践以及清代经学流派和《说文》学史的研究，在文献学、语言学以及语言学史等方面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关键词：《春在园尺牍七》；因声求义；考据；学术流派；学术史 《春在园尺牍七》为晚清巨儒俞樾书信集，现藏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特别资料室，共收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二十九年（1903）13年间信件35通。除第4通《与金友筠》、第29通《与李傅相》分别为其孙与写字生代抄外，均为先生手迹。而《春在堂全书》所收《春在堂尺牍》仅止于六，《春在园尺牍七》自是弥足珍贵。王宝平《早稻田大学所藏俞曲园遗稿〈春在堂尺牍七〉》[1]、赵厚均《早稻田大学藏春在堂尺牍补释》[2]先后分别整理并考释了14通、21通，为进一步研究俞樾晚年政治、文教的思想，文献学、语言学的学术见解，以及与朋友、门生之间的诚挚情怀提供了可靠的同时资料，但二文未对书信学术价值作挖掘。本文从文献学、语言学角度对该书信集的文献价值作考探，请方家正之。 一、方法论 任何一个学科都注重材料、方法、理论，任何一个成熟的学者都重视方法论，俞樾亦然，其书信体现了因声求义的训诂学方法。该法突破汉字形体的局限，通过分析音和义的相互关系、声音变化的轨迹来探求词义。它萌芽于汉代，正式形成于明代，系统化于清代高邮二王，①具体包括破假借字而读以本字、探求同源词、揭示方音变化轨迹三个方面。在俞樾的群经、诸子研究中，主要体现为破假借字而读以本字。 俞樾师宗高邮二王，崇尚声音训诂之学，这决定于其“复古”②“反本”③的世界观。在《又与于香草》④中，他说：“惟足下来书，颇以乾嘉以来崇尚声音训诂之学，为当时提唱诸公咎，窃谓不然。不通声音训诂，不能读古书；不能读古书，不能读圣经贤传；不能读圣经贤传，又安能通圣人之道乎？然则诸老辈教人讲求声音训诂，亦是下学而上达之法。盖门径固如是也。”俞樾认为，声音训诂之学是通圣人之道的门径。主讲云间书院期间，“治经以高邮王氏父子为宗，其大要在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3]677 这种认识成果和实践在《春在园尺牍》（1-6）中亦有体现。俞樾多次谈到明假借对于读古书的功用，如《上曾涤生爵相》，“而樾所心折者，尤在高邮王氏之学，尝试以为读古人书，不外乎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而三者中通假借尤要。⑤故王氏之书用汉儒读为、读曰之例破通假而读以本字者居半焉。樾虽无似窃不自揆，私有譔述，所著《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各三十卷，妄思附《经义述闻》《读书杂志》之后。王氏已及者不复及，一知半解掇拾其闻”。⑥又如《与王补帆同年》，“欲讨论声音、训诂，莫妙先熟读高邮王氏《述闻》《杂志》二书”。俞樾利用明假借之法训诂实践之例，如《与沈吉斋》指出，《尚书·君牙》中“君牙”之“牙”为“雅”之假借字。《礼记·缁衣》：“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资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郑玄注：“雅，《书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尚书》篇名也。”又如《与吴平斋》认为，汉建安《弩机》中之“市”字为“韍”之古字，“韍”为“黻”之音近假借字，象两弓相背之形，义为弼正，《礼记·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左传·桓公二年》“衮、冕、韍、珽”（孔颖达疏引徐广《车服仪制》）皆是其证。 俞樾以因声求义为方法论，研究群经、诸子，遂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并由此总结规律，归纳条例，著成《古书疑义举例》，“以读若字代本字例”[4]57-59即为条例之一。因商代甲骨文至秦统一时期恰是汉字的假借字阶段，⑦群经、诸子又产生于这个阶段，故破假借字而读以本字是其重点。章太炎继承这一形音义互求、以音为关键的学术思想，分上古音韵部为二十三部，提出娘日二纽归泥说，并全面研究汉语同源字。直到现在，我们在研究古汉语假借字、训释词语、探求同源词时，因声求义都是最有效的研究方法。 二、考据 清代的古文献学继承汉代经古文学的传统，以考据见长。俞樾师宗高邮二王，以考据方法为治学手段，是清末考据学派的突出代表。其考据，举凡词义、礼制、史实、名讳等方面，皆有精要之处，体现出崇尚实证的朴学之风。 《与顾咏植明经》考辨词义。该信指出“解疕疡为化疡，谓是内症化外症，此恐不然”。《周礼·天官·医师》：“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郑玄注：“疕，头疡，亦谓秃也。身伤曰疡。”贾公彦疏：“疕，头疡，谓头上有疮含脓血者。又云‘亦谓秃也’者，秃含脓血者则入疕中；秃而不含脓血者疕中可以兼之，故云亦谓秃也。”孙诒让正义：“疕为头疮专名，他疡不得称疕，而疕得通称疡。”可知“疕”既可专指头疮，又可泛指所有疮，“疡”则专指身疮。“疕疡”，泛指疮疡。顾咏植释“疕疡”为“化疡”即“内症化外症”，不确。“疡”字从“昜”⑧，《说文·勿部》：“昜，开也。一曰飞扬，一曰长也，一曰强者众皃。”段玉裁注：“此陰陽正字也。陰陽行而侌昜废也。”俞樾“疡者，当是发于阳”，正是。“疕”之声符“匕”为女阴之象形，⑨“疕”，金文作“
“匕”均属前者。 《与李古渔别驾》考证礼仪。该信回答李古渔“《昏礼》醮子”处所：“鄙意醮子于寝。” 这一点，贾公彦疏《仪礼》、郑玄注《礼记》均有明文。《仪礼·士昏礼》：“父醮子。命之曰：往迎尔相，承我宗事。”贾公彦疏：“女父礼女用醴，又在庙。父醮子用酒，又在寝。不同者，父礼女者，以先祖遗体许人，以适他族，妇人外成，故重之而用醴，复在庙告先祖也。男子直取妇入室，无不反之，故轻之，而用酒在寝。知醮子亦不在庙者，若在庙以礼，筵于户西，右几布神位，今不言，故在寝可知也。”《礼记·昏义》云：“父亲醮子，而命之迎。”郑玄注：“醮之礼，如冠醮与？其异者，于寝耳。”质言之，醮礼、冠礼之别在于处所不同：醮礼在寝，冠礼在庙。同时，俞樾以《唐礼乐志》皇太子纳妃之礼为证：“据《志》言，皇太子纳妃之仪云：临轩醮戒，有司设御座于太极殿，阼阶上西向，尚舍皇太子席位于户牖间，南向。夫言临轩醮戒，又言于太极殿，则不于太庙可知。”《唐志》之言甚明：醮戒于太极殿。太极殿始建于曹魏明帝，直至唐代均为皇宫正殿，皇太子于此醮礼，而非宗祠太庙。俞樾考证的是。另外，俞樾还指出，“醮子之位仍与冠礼同” ，兹不赘述。 《与沈凤士广文》考证史实。该信为沈凤士释“申生事，谓六日之胙虽旨甘，亦必色变臭变”之疑：“其事在冬日，非盛夏郁蒸之候；其地在晋国，非吴越炎之乡，则至六日而不变容，或有之。”申生受骊姬之事，《国语·晋语》有详述：“骊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梦齐姜，必速祠而归福。’申生许诺，乃祭于曲沃，归福于绛。公田，骊姬受福，乃寘鸩于酒，寘堇于肉。公至，元诰按：自田猎而归也，已六日矣。召申生献，公祭之地，地坟。申生恐而出。骊姬与犬肉，犬毙；饮酒小臣，亦毙。”“申生乃雉经于新城之庙”。[5]279-280《春秋左氏传·僖公四年》则曰：“大子曰：‘君实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谁纳我？’十二月戊申，缢于新城。” ⑩可知，因受骊姬投毒嫁祸之害，忠义的申生于晋献公二十一年（前656）十二月戊申自缢于新城之太庙。《春秋》多用周历，晋献公十二月戊申即周历十二月二十七日。周历以冬至所在的建子之月即夏历的十一月为岁首，比夏历早两个月，所以周历十二月二十七日实为夏历十月二十七日，其时正值初冬。春秋时期的黄河流域属亚热带气候，正由周初的寒冷时期变暖，在初冬时节日平均气温不会超过5°C，在这种情况下，申生所归、骊姬所受之福——祭祀的肉食保存六天是没有问题的。?如此，则俞樾“其事在冬日，非盛夏郁蒸之候”解释为是。 《与朱振生》考辨名讳。该信为朱振生考辨曾祖名讳，俞樾考之以《甲辰同年录》，参之以杭州籍贯，断定“副榜第一名朱炳文，字彪如，号寅谷，亦号瀛阁，又号葵生。嘉庆丁卯正月二十八日生，杭州府禀生，是为令祖无疑”，并对朱振生母亲所提供的“晓阁”之号进行考订，然“疑晓阁是少阁之讹，少阁乃瀛阁之孙，尊公乃少阁之子，则瀛阁之孙也”，“而足下乃瀛阁君曾孙也”。考据之风甚密。 三、经学流派与《说文》学史 俞樾不仅注重材料、理论、方法，还关注学术流派和学术史——清代经学流派和《说文》学史。这些观点仅见于《春在园尺牍七》，其学术价值无可替代。 《与瞿子玖学使》评价清代经学流派：“本朝经学超越元明，盖有三派：毗陵一派，主微言大义，流弊最多，康氏之学亦出于此；新安一派，主名物制度，其用力最勤而实无益于当世，即如戴东原考订车制，果能制一车以行陆乎？高邮一派，主声音训诂，其事纤悉，然正句读，辨文字，于经籍不为无功。阮文达序《经传释词》曰：‘使古人复生，旦喜曰：吾言本如是。’此虽戏言，实确评也。鄙人生平致力于此，虽无能于役，亦有数十条惬心贵当者。使古人见之，或当把臂一笑。”按有清一代，古、今文经学贯穿始终，而又以古文经学为主，今文经学为次。其中古文经学发展包括三个阶段，清初期，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他们汉宋兼采、博通群集、经世致用；清中期，考据学全盛，形成乾嘉学派，按师承和地区分为吴派、皖派、浙东派，戴震为皖派代表；晚清、近代，俞樾、孙诒让、章太炎、王国维等坚持乾嘉学风。今文经学，自清初庄存与创立常州学派以来，晚清、近代今文经学重又兴起，经历了由学术到议政的变化。自刘逢禄以下，分为两歧：魏源、皮锡瑞等仍限于经学研究，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等则借以议政、变法。[6]448-450 俞樾书信虽未按历史顺序，穷尽列举有清一代的经学流派，却准确概括出影响最大的三派：一是毗陵庄存与，[7]10522-10523清代今文经学派（常州学派）创始人，长于《春秋》，发挥《公羊传》，宣扬《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其家学上承东林党人和唐荆川，下启魏源、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倡经世致用之说，行社会改良之风，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重大的推进作用。[8]二是新安戴震，清代考据学派的集大成者，以考据为治学目的，并以考据手段为主要特征而形成独立学派皖派之学，考证名物、制度、经籍等方面，辨伪纠错颇多。故梁启超称之为“前清学者第一人”。三是高邮二王，以精通小学、校勘见长，使因声求义的训诂学方法系统化起来，在古文献学上代表着清代乾嘉学派的最高成就。俞樾的评价抓住了清代经学的主流，体现出他过人的学术眼光和高屋建瓴的洞察力。 《与章一山》评价许学史即《说文》学史，“即以两君从事而论，郑多许少，诚如尊言，郑君弟子有《郑志》可稽，近时遵义郑氏辑《郑学录》，蒐罗其弟子至三十一人，可谓多矣。”“许君有子，郑君有孙，此适相称然许君弟子多不可考矣，后世传述许学者，亦复寥寥。尊著谓吕忱《字林》、野王《玉篇》不得为许学，此卓见也。《北史》黎景熙，字季明，从祖广，善古学，颇与许氏异同。《周书》赵文深传太祖命，与黎季明等依《说文》《字林》刊定六体，成一万余言，则许书行世未久，而即为黎学所乱矣。《北史》李铉，字宝鼎，以文字多乖谬，遂览《说文》《仓》《雅》，删正谬字，名曰《字辨》。此人在徐铉之前，而与徐铉同名同字，同有功于许学，亦奇。则宜与二徐同祀也。又，北宋之初有吴淑撰《说文五义》三十卷，此与大小徐同时者。其书三十卷，则每篇分为二，已用徐本矣，此亦宜与二徐同祀者也。自是以后，言字学者日出不穷，而治许学者实不多见，明代竟成绝学。及国初，以亭林先生之博洽，而始一终亥之《说文》，未一寓目；栎下老人周亮工并误以为始子终亥，可发大噱。直至乾嘉以来，乃始家有其书，人习其学，今则三尺童子皆谈《说文》，收之门墙，又虑人满。” 按俞樾对宋代、清代的《说文》予以高度评价，这符合《说文》学史：“从魏晋迄现代，《说文》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前科学时期和现代语言学时期。前科学时期起自汉末，终于清末；现代语言学时期，起自清末，直到当今。前科学时期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发轫阶段、发展阶段、巅峰阶段。发轫阶段始自汉末，终于北宋；发展阶段始于南宋，终于明季；巅峰阶段，有清一代。发轫阶段的代表学者是唐代李阳冰、南唐徐锴（小徐）和北宋徐铉（大徐）。……发展阶段的代表学者是南宋郑樵，元代戴侗、杨桓、周伯琦、明代赵撝谦，赵宧光等。” 清代是《说文》研究的高峰时期，“清代《说文》之学，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校勘和考证的工作，如严可均的《说文校议》、钱坫的《说文解字斠诠》、田吴炤的《说文二徐笺异》、承培元的《说文引经证例》等；第二类是对《说文》有所匡正的，如孔广居的《说文疑疑》、俞樾的《儿笘录》；第三类是对《说文》作全面研究，多所阐发的，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王筠的《说文句读》；第四类是补充订正先辈或同时代的著作的，如严章福的《说文校议议》、王绍兰的《说文段注订补》、徐承庆的《说文解字注匡谬》、徐灏的《说文解字注笺》等。其中以第三种最为重要。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被称为说文四大家。其中以段、朱最为杰出。[9]110俞樾抓住了宋代和清代两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因为二徐对《说文》校勘、恢复；而清代则是《说文》学的鼎盛期：据笔者调查，《说文解字诂林引用诸书姓氏录》共有学者254人，其中宋代2人，明代1人，清代214人，民国37人，清代占85%；[10]173-194《说文解字诂林引用书目表》共有著作480篇∕部，其中曹魏1部，宋代2部，明代1部，清代404篇∕部，民国70篇∕部，清代占84%。[10]133-155 诚然，俞樾对《说文》学的认识亦有不足，未能给唐代李阳冰和元明两代的《说文》学以恰当的定位。李阳冰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是我们所知最早对《说文》进行全面整理研究的学者，“他对《说文》所作的贡献，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自天宝安史之乱以后，盛极一时的文字之学逐渐衰落，典籍散佚。李阳冰在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八世纪下半叶），曾刊定《说文》，这对《说文》一书的保存与流传，是起到积极作用的，是有功绩的。否则的话，恐怕徐铉、徐锴兄弟连《说文》这本书也有可能见不着了。有很多古籍，就是在安史之乱中散佚的。徐铉是比较客观的。他说：‘李阳冰篆迹殊绝，独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此言为不妄矣。于是刊定《说文》，修正笔法。学者师慕，篆籀中兴’。这说明李阳冰只是‘刊定《说文》，修正笔法’，并无所谓‘擅改’《说文》内容之事。正是由于李阳冰的‘刊定’《说文》，才使得‘篆籀中兴’，在这一点上，徐铉对李阳冰还是充分予以肯定的。”“从徐锴《系传》的《去妄篇》中，我们可以知道，李阳冰只是对某些文字的说解，提出了一些与许慎不同的看法。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见解与许慎的见解混同起来，更没有把自己的意见，说成是许慎的意见。”“李阳冰之所以遭到攻击，其真正的原因，就在于‘以师心之见，破先儒之祖述’。后来以讹传讹，其罪名就变成了改窜《说文》了。”[11]49-52而且，李阳冰的一部分观点，如“龠”“封”“亥”等字的说解，从今天来看，无疑都是正确的。 元明两代的《说文》学代表学者有郑樵、戴侗等人。郑樵的代表作是《六书略》，他是“第一个撇开《说文》系统，专用六书来研究一切文字，这是文字学上一个大进步”。[12]序论戴侗的《六书故》是“一部力图改变自秦以来的文字研究现状，探究文字本源，研究本字变迁的一部具有革新意义的文字学著作。”[13]7杨桓、周伯琦、赵撝谦、赵宧光等人各有代表作，多以“六书”为名，形成“六书”派。“这些著作大都能不拘陈说，自创新义，对文字学研究领域是一次重要的开拓。”[14]120如戴侗阐发六书理论，指出“令长”二字非假借的错误，提出因声求义论等。 四、未释之疑 当然，俞樾先生也有未彻底解决的问题，如《与于香草》讨论五经次第，“鄙意以为《史记·滑稽传》所引孔子说最为得之。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人，《书》以道事，《诗》以达事，《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如此，则以《礼》《乐》建首，《书》《诗》次之，《易》《春秋》又次之。条理秩然，疑孔门原本固然也。”作为学术观点，于、俞二人观点有所本，可备一说。考之典籍，《庄子·天运篇》最早述及此事：“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庄子·天下篇》则进一步申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徐无鬼》《荀子·效儒篇》《商君书·农战篇》《淮南子·泰族训》《春秋繁露·玉振篇》及《礼记·经解篇》《史记·儒林传序》，皆是《诗》《书》《礼》《乐》《易》《春秋》顺序（《荀子》《商君书》未述及《易》）。究其原因，《诗》不仅是六经中较早成书的元典，还是西周、春秋时人神交流的媒介，西周时代君臣交流的媒介，也是春秋时代诸侯盟会聘问时“微言相感”的交流工具，“西周时代《诗》的重大社会功能使其曾居六经之首”。[15]但进入战国时代后，各国之间的问题主要靠武力解决，《诗》《书》礼乐地位下降，失去赖以发挥社会功能的特定历史环境，而《易传》的产生，则悄悄地提高《周易》的社会地位，西汉中期《周易》经传经整理修订跃居六经之首，“《易传》的哲学突破使《周易》成为中华古代学术的核心”。[15]后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改序为《易》《书》《诗》《礼》《乐》《春秋》，《说文解字叙》至阮元之《十三经注疏》均承之，并沿用至今。 又如《与徐花农》回复徐花农“宋时命妇封典”之问时，“不知何以又有‘淑人’之封”，“硕人、令人名号，《宋史》不载”，“事远无稽，史文又缺略不备”，他建议“此等处不能质言，不如浑言之为妥”。考之史书，宋代命妇制度的确立和更改共有五次，第一次是宋太祖建隆三年（962）确立封号制度，宗室女子为公主、郡主、县主前三等封号，文武臣工妻母封号共分国夫人、郡夫人、郡君、县君四等。[16]4084-4085第二次是北宋末年徽宗政和二年（1112）改定外命妇封号和等级，共分夫人、淑人、硕人、令人、恭人、宜人、室人（后改为安人）、孺人等八等。即把宋初的国夫人、郡夫人合称夫人，郡君分为淑人、硕人、令人、恭人四等，县君分为宜人、室人（安人）、孺人三等，原有封号，按等对换。封赠原则是“通直郎以上初封孺人，朝奉郎以上封室人（后改安人），朝奉大夫以上封宜人，中散大夫以上封恭人，太中大夫以上封令人，侍郎以上封硕人，执政官以上封夫人。”[17]626-627第三次是徽宗政和三年（1113），应蔡京建议，把公主、郡主、县主分别改为帝姬、宗姬、族姬。第四次是徽宗政和六年（1116），又恢复宋初的国夫人、郡夫人制度，并被南宋沿用。第五次是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把帝姬、宗姬、族姬等封号恢复为宋初的公主、郡主、县主等封号，余则一仍其旧。所以《宋史·职官志》云：“外命妇之号十有四：曰大长公主，曰长公主，曰公主，曰郡主，曰县主，曰国夫人，曰郡夫人，曰淑人，曰硕人，曰令人，曰恭人，曰宜人，曰安人，曰孺人。”[16]3837因此，徐花农《诵芬咏烈编》有疑问的“淑人”“硕人”“令人”等命妇封号实为北宋末年所设，可以质言。
注释： ①〔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序》第2页：“训诂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诘鞠为病矣。”上海：世界书局，1974年。 ②《与孙仲容孝廉》（《春在园尺牍七》）：“愚意百年后必当复见唐虞，或且复古封建，一洗秦以来郡县上下相蒙之积习”，“使孟子生于今日，亦无他说，惟曰‘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如是而已”。《与王子庄山长》（《春在园尺牍七》）一书中，俞樾盛赞王子庄之文《祖制不可变论》，认为复古要分步骤进行：“夫以复古而中兴，则知变古之必至于中衰矣。窃谓当今之世，必复三代之古而后可以言治，何也？郡县之天下，不能制四夷，封建之天下乃可以制四夷。封建不可以骤复，则宜复唐藩镇之制，以驯至乎复古封建之制。”“四夷之横，至今日而极，将来必有复封建之一日，但吾侪不及见耳。” ③《孟子·梁惠王上》：“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盍亦反其本矣。”在《与翁叔平尚书》（《春在园尺牍七》）中，俞樾认为孟子的“反本”思想即强国之道：“窃谓自强贵有强其强也，孟子‘反本’一言乃自强之上策”，“中国自有制度，但能持以实心，则亦足以为国。”孟子的“反本”思想即“行仁政”思想，郭振香《情与孟子的反本求真之学》有述，见《儒学全球论坛（2006）孟子思想的当代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69页，2006年。 ④见《春在园尺牍七》。以下书信未注明出处者，均同。 ⑤这种看法，俞樾也写入《群经平议自序》：“本朝经学之盛，自汉以来未之有也。余幸生诸老先生之后，与闻绪论，粗识门户。尝以为治经之道，大要有三：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得此三者以治经，则思过半矣。……三者之中，通假借为尤要。”见《春在堂全书》第1册第1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 ⑥《上曾涤生爵相》（《春在园尺牍二》）、《与沈吉斋》（《春在园尺牍二》）、《与王补帆同年》（《春在园尺牍四》）、《与吴平斋》（《春在园尺牍五》）见《春在园全书》第5册，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528、531、564、577-578页。 ⑦刘又辛《论假借》认为，汉字发展经过形意字、假借字和形声字三个阶段。形意字的时间下限是商代甲骨文，假借字阶段时间从商代甲骨文至秦统一，形声字阶段从秦汉到现在。见《通假概说》第132页，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 ⑧《早稻田大学所藏俞曲园遗稿〈春在堂尺牍七〉》移录作“易”，误，当正。 ⑨不同于“亦所以用匕取饭”之“匕”，见《说文·匕部》。 ⑩《春秋左氏传·僖公四年》，见阮元校注《十三经注疏》第17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史记·晋世家》作“太子曰：‘被此恶名以出，人谁内我？我自杀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杀于新城”。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646页。 《论语·乡党第十》道出了古人处理祭祀胙肉的原则：“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第103-1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第2版。 〔清〕汪中说：“古学之兴也，顾氏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阎氏也；专言汉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见凌廷堪《校礼堂文集·汪容甫墓志铭》，《续修四库全书》第14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51页。 〔清〕阮元《经义述闻序》：“我朝小学训诂远迈前代，至乾隆间，惠氏定宇、戴氏东原大明之。高邮王文肃公以清正立朝，以经义教子，故哲嗣怀祖先生家学特为精博，又过于惠、戴二家先生。经义之外，兼核诸古子史。哲嗣伯申继祖，又居鼎甲，幼奉庭训，引而申之，所解益多。著《经义述闻》一书，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证曲隃而得其本意之所在，使古圣贤见之，必解颐曰：‘吾言固如是，数千年误解之，今得明矣。’”见王引之《经义述闻》第1页，世界书局，1975年。 张标、陈春风《〈说文〉学的回顾与前瞻》，见《说文学研究》（第一辑）第32页，武汉：崇文书局，2004年。李秀娟则认为《说文》学史经过初始期、建立期和延续期三个阶段，见其博士学位论文《黄季刚先生之说文学研究》第3-10页第二节《〈说文〉》及其发展历史》，台湾辅仁大学，1994年。 唐代陆德明最早探讨六经次序问题，赞成《周易》居首说，理据是六经著述时间的早晚，见《经典释文·序》第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杨伯峻承之，见文史知识编辑部《经书浅谈·导言》第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周予同则认为，以《诗》为首的次序是今文文学家的意见，用《易》居前的次序是古文学家的主张，前者按六经内容深浅程度排列，后者按时代先后排列，见《经今古文学》，收在《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6-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增订本。徐复观认为，《诗》为首的次序正是五经博士建立的顺序，《周易》居首说是受刘歆影响，见《中国经学史的基础》，收在《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第57-58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金景芳认为，《周易》居首说是刘歆为抬高经古文学派的有意之作，见《孔子的这一份遗产——六经》，收在《金景芳古史论集》第135-136页，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廖明春认为，《诗》为首的次序是先秦时期和西汉初期人们的共识，《周易》居首说虽然出自经古文学家，实与孔子晚年前后经学思想的变化密切相关，见《“六经”次序探源》，《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32-42页。 参考万蔼云《宋代命妇之研究》，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3年。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官制表格附表26，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703页。与《铁围山丛谈》中记录亦相符：“改郡君号为七等：郡君者，为淑人、硕人、令人、恭人；县君者，室人、安人、孺人。俄又避太室人之目，因又改作宣人。其制今犹存。” 《宋史》第2733页《礼志十八》：“徽宗改公主为姬，下诏曰：‘在熙宁初，有诏釐改公主、郡主、县主名称，当时群臣不克奉承。近命有司稽考前世，周称“王姬”，见于《诗》《雅》。“姬”虽周姓，考古立制，宜莫如周。可改公主为帝姬、郡主为宗姬、县主为族姬。”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仪制一〇》第2018页《政和六年五月八日》：“（政和）六年五月八日诏，特封开封府尹王革母李氏晋安郡太夫人。”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宋〕熊克著，顾吉辰、郭群一点校：《中兴小记》卷二第18页：“丙子诏依祖宗故事改帝姬复为公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参考文献： [1]王宝平.早稻田大学所藏俞曲园遗稿《春在堂尺牍七》[J].文献，2006，（1）：91-101. [2]赵厚均.早稻田大学藏春在堂尺牍补释[J].文献，2010，（1）：79-94. [3]俞樾.春在堂全书（第7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4]俞樾，等.古书疑义举例五种[M].北京：中华书局，1956. [5]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6]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7]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8]汤仁泽.清代今文经学诸问题——兼论庄存与和今文学派[J].学术月刊，2002，（5）：45-51. [9]王力.中国语言学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 [10]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1]姚孝遂.许慎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2]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13]党怀兴.《六书故》研究[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4]黄德宽，陈秉新.汉语文字学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 [15]黄丽丽.六经次序辨[J].甘肃社会科学，2008，（5）：142-150. [16]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7]佚名.宋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
作者简介：吴继刚，男，江苏徐州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写本文献、佛典文献、碑刻文献、史料学等研究，先后在《古汉语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辞书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CSSCI来源期刊文章2篇，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文章1篇，中文核心期刊3篇。现主持教育部古委会项目《历代石刻造像记辑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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