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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近日要求州内各级官员将薪水“晒”到网上，以接受加州居民的“检阅”。他说，自从居民知道南加州著名贫困市贝尔市每年给3个官员共发放160万美元后，人们就强烈要求知道当地官员的薪水。
事情还得从今年7月初说起。 一天，贝尔市53岁的贫民简·艾丽斯拾荒途经市政府门口，里面的清洁工叫住了她。清洁工指着一大堆废纸和垃圾说：“你帮我把这里的垃圾清理出去，我就把这些废纸全部送给你。” 艾丽斯欣喜若狂地答应了，她清理了垃圾后，立刻把废纸装进自己的人力车。自从丈夫去世后，她一直靠捡破烂度日。
艾丽斯满载而归，在整理废纸时，发现了一张贝尔市官员“工资单”，只见上面清楚地写着包括市政经理罗伯特·里佐、警察局局长兰迪·亚当斯、助理执政官安吉拉·斯伯希等人的年薪记录。
其中，罗伯特·里佐的年薪高达79万美元（总统奥巴马年薪约40万美元）、兰迪·亚当斯年薪达46万美元（比洛杉矶警察局局长年薪还多15万美元）、助理执政官安吉拉·斯伯希年薪为37.6万美元。其他人，比如市议会议员尽管是非全职性的职位，年薪也高达10万美元。美国媒体惊呼：里佐是全美收入最高的市长。根据美国政府的标准，贝尔市议会议员每月工资只有400美元。
贝尔市属于洛杉矶市管辖，是最穷的小城之一，约有居民3.7万，将近四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收入只相当于美国全国人均收入的一半，大多数居民都居住在简陋的平房中，4万美元的年薪在当地就是高薪阶层了。
当艾丽斯看到这张工资单后，感到无比愤怒和厌恶，她怎么也想不明白，当许多人都像她一样苦苦挣扎求生时，那些政府官员怎么能心安理得地拿着天价薪水。
于是，艾丽斯走上了街头，以演讲的方式宣传这件事：“美国总统都比贝尔市的那些官员挣得少，我认为这足以表明贝尔市官员的薪水高得太过分，贝尔市议会已经彻底背弃了对纳税人的责任！”随后，艾丽斯的举动引起了《洛杉矶时报》的关注。迫于压力，贝尔市官员和议员在7月26日召开了“反省会议”，200多个市民旁听。在这次会议上，政府审查机构的行政长官和助理行政长官、警察局局长等4位高薪官员宣布辞职。同时，迫于压力的议员们全票通过决议：包括市长赫尔南德兹在内的所有政府高薪官员和议员，都自减薪水90%。
当天晚上，白宫发言人代表奥巴马给艾丽斯打电话，为政府的管理不力和艾丽斯的热心监督表示歉意和感谢，他们还为艾丽斯送上了200美元的补偿，因为这些天来耽误了艾丽斯的许多工作（拾垃圾）时间，给她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一、权力与权利
二、抵抗权与法律
国家与公民在政治学意义上，存在一个二元分化的结构。权力与权利在职能上，无法像理想中的“善治”那样达到完好的境地。“人性原罪”的事实，将权力的集中引向了腐败与蜕变。当权力无法保障权利的时候，权力存在的必要性，或者说合法性，就需站在审判台上接受国民的审视。
真正的法治，绝对不是“中国式”的对内对外宣教“知法守法”的条条框框，而是应该带着警惕的目光，审视作为权力方的法律。真正的“宪政”国家，必须要以公民权利作为立国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宪法在颁布之后，就制定了十条《宪法修正案》。《权利法案》与《修正案》将美国公民的平等、自由以及权利保护以文本的形式加诸到了美利坚民族的血液中。坚固合理的分权与制衡的政治结构成为了“宪政精神”的守护神。
法律，并不总是合理的。真正的法治精神，是允许公民对权威说“不”（当然是在维护公民权利的意义上）。如果法律不允许人说“不”，而只强调服从，那这个法律只能是“恶法”或者“空法”。毕竟法是人制定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梭罗写出了他的政治学名篇《论公民的不服从》，科学论证了公民的抵抗权。
四、态度
在中国，同为普通公民，当我们遭遇不公时潜意识里应该都少不了反抗的想法。当然，个人有理智做行为导向，社会有法规在管辖运作，我们不能像艾丽斯那样“英雄无敌”，毕竟美国法治的精神在现实背景下，距离我们非常遥远。在“抵抗权”的现实意义上，艾丽斯的“抵抗”是政治博弈与社会制度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
因此，我们应该始终抱着乐观积极的态度在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中期待着，并努力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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