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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未见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功。故区区专说致其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著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实致良知，则自无忘之病。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无助之病。故说格、致、诚、正，则不必更说个忘助。孟子说忘助，亦就告子得病处立方。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告子助长，亦是他以义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又焉“不得于言，勿求于 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弊乎？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不若《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极精一简易，为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也。 【译文】 “必有事焉”仅为“集义”，“集义”仅为“致良知”。说到集义时，或许一时还把握不住关键所在。说到致良知，那么一时间就可实地用功了。所以我只说致良知，随时在事上致良知，就是格物。实实在在地去致良知，就是诚意。实实在在地致良知而无丝毫的意、必、固、我，就是正心。实实在在地致良知，自然不会有忘的毛病；无丝毫的意、必、固、我，也自然不会有助的毛病。因此，说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时，也就不用再说勿忘勿助了。孟子主张勿忘勿助，也是就告子的毛病而言的。告子主张强制人心，这是犯了助的毛病，所以孟子只谈助长的危害。告子的助长，亦是因为他以为义是外在的，不懂得在自己的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所以才有了助长的毛病。若时时从己心上去“集义”，那以，良知本体自会洞明，自会明辨是非，丝毫也不能逃脱。又怎么会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毛病呢？孟子“集义”、“养气”的主张，对后来的学问固然有很大贡献，但他也是因病施药，说个大约，不比《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十分精一简炼，彻头彻尾，永无弊病。 【评析】 王阳明为了论证“致良知”说，强调《大学》、《中庸》的宗旨是合一的。他认为，《中庸》的“慎独”就是《大学》的“致知”，“慎”就是“致”，就是个人的内心省察和主观努力；“独”就是“良知”，是主宰天地万物的绝对本体。所以，“慎独”即“致其良知”，也就是求得本体的工夫。与孟子“集义”说大同小异。 【Amore】 前一篇文章中说“必有事焉”，其实说的就是“知行”。此文说“良知”，其实说的就是“必有事焉”的去处。必有事焉，阐述的是工夫，是“致良知”中的“致”；而“良知”，它生而有之，存在于我们的内心深处，只是因着蒙尘而不易为我们所体察罢了。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阳明先生倡导“人须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说的就是知行合一的工夫。而良知在心，如何让它发光，如何让它引领自己的人生，才是心学的终极所在。对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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