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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好，我们今天读《传习录·中卷》《答聂文蔚》，第二书当中的一段话，聂文蔚呢也就是聂豹，聂豹字文蔚，号双江，是江西永丰人，他是王阳明晚年弟子。聂豹入门比较迟的，但是对阳明学的传承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他也是江右王门学派的一个代表人物。他见到王阳明的时候，王阳明已经是专门在讲致良知了。那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给王阳明写信，提出了他的一些问题，王阳明则非常详细的给他回信解答了他所提出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看其中的一段。 一．必有事焉 集义是致良知 “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我们从这一段当中，可以看到至少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王阳明的心学和孟子学说的传承关系。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看到王阳明对孟子的某些方面的批评，“必有事焉”和“集义”都是孟子曾经提出来过的观点。孟子在和告知辩论“仁内义外”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出养浩然之气这个问题，并且强调浩然之气，至大至刚，配义与道，是集义之所生也。浩然之气是养成的，既然说是养成的，就表明它是有一个养的基础的，是天之所以与我者；如果你没有一个天之所以与我者来作为一个前提、作为一个基础，你怎么养呢？那就没法养，那就变成无根之木。 孟子很有意思，什么东西是天之所与我者？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我们这个本然之性、本善之性，你涵养它，扩充它，终究能够充塞乎宇宙之间，那就是浩然之气，孟子非常强调浩然之气是集义之所生。浩然之气怎么养？孟子当时提出，“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有把它读成而“无正心，勿忘，勿助长”的，自古来的都有两读，朱熹也做过解释。 正是在讲到勿忘勿助长这么一个事情的时候，孟子说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现在已经成为成语，那就是揠苗助长。种植这个庄稼，你不能去希望它涨得快，然后就去把它拔起来，苗要枯的。不能揠苗助长，那么你又要知道，苗在土地里，你需要去管理它，除草、施肥、浇水等，顺其自然之性，自然便能够成长起来。我们人的本然天性，仁义礼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原本是以这样四端的状态而存在的。你既要涵养他，要扩充它，你又不能去人为地助长它，这就叫做，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 王阳明这里呢给聂文蔚的这封信当中，他就提到，必有事焉，集义和致良知是什么关系？王阳明很明白的说，“‘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在孟子思想的意义上，王阳明把必有事焉和集义统一到了一起。所谓的集义说起来也简单，朱熹的解释就是好比是积善，莫以善小而不为，是可以累积的。怎么累积？那你见善即为，这个是集义。见善即为，不是善在外，所谓的善，只不过是和自我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相合的那个东西。你去做，在孟子的意思上，并不是说是驰逐卓于外、向外追寻，反而是向内求放心的功夫，这个是必有事焉，也是集义。为什么又说集义即是必有事焉？因为这样的一些集义的功夫，毫无疑问是必须体现于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事情的事件的，是必须要介入你的本身的主体性活动的。 王阳明不只是把孟子的集义和必有事焉，统一到一起，并且强调一句，集义只是致良知。在这个意思上，王阳明就把自己的致良知的学说和孟子的集义的学说联系到了一起，统一到了一起。集义只是致良知，那么也就是说致良知也必须是、只能是一个必有事焉的工夫，不能停留于口头言说，而必须体现于实实在在的日常行事。 的确，儒家是非常强调所谓的实地践履，那也就是实践这个词的中文来历，孔夫子当年也说过，“吾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事行之深切著明也。” 王阳明接着说， “说集义则一时未见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功。”尽管王阳明把致良知和集义统一到了一起，使自己的致良知的学说和孟子接上思想的脉络。但是他又说，说集义有点让人一下子啊摸不到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功。王阳明当年在江西讲学，说人人都有良知，这个良知只要一提一点，没有不通不透不明的。所以他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功，致良知同样就集义一样，不是一个停留于口说而能够达成的事情，而是必须付诸实践的。 二．著实致知 则无忘助之病 “故区区专说致其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 前边他是把良知、集义、必有事焉，统合到一起，接着他要以良知把格物、诚意、正心等等这些统合到一起。区区就是他自己的一个谦词，就是我。这个专说我们要稍微体会一下，并不是真的就只说良知而不说别的。什么叫专说？实际上的意思是以致良知、以良知之说去统摄儒家全部思想，那致良知是怎么个事？王阳明这里用最简单的话说就“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我多次强调过这个意思。我们人的现实生活，或者说我们作为一个人的生命存在，我们事实上总是处在各种各样的和人的、和物的、和事的、包括和我们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对象性的交往关系当中，在王阳明那里，这样的交往关系的存在，恰好就是我们真正能够表达我们自我主体性的场合、情景，脱离了这个情境，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谈致良知的。所以要随时就事去致良知，把我们自己内在的作为我们真实生命的本原的良知呈现出来，表达到、体现到、落实到当前这个时间状态之下的当前空间环境，也就是情境，这就叫做致良知，这也就是必有事焉，这也就是集义。 王阳明更强调“便是格物”，这就是格物。因为你实实在在地去致你的良知，呈现你的良知，表达你的良知，那么你所与之交往的人也好、事也好，都能得其理、得其正，得其意，这还不是格物是什么呢？这当然也是致良知，这是由内向外通过自我实践活动以为中介，把自己的内在和外在的作为交往对象的人事物统摄到一起，连接为一个整体的根本环节。我们前边已经多次说起过了，心身意知物，这是通体一贯，全体浑沦。你使你的全部的活动能够本源于本然良知的自我发用，那就叫做致良知。这样的致良知的结果，做事那么事得其正，与人交往，那么见父自然之孝，见朋友便自然信，心身内外全体一贯，这就是格物，格者正也，物者事也。 “著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这要注意了，什么叫著实？著实那可不是虚，这里面存不得一丝一毫的虚妄。实是什么？良知本体就是实。说著实，那就是切切实实、实实在在，没有任何虚假；本原于自我良知，把良知本体的本原的真实状态，一毫都不走样地表达出来，这就叫做著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为什么呢？良知同时就是心体，心体的发用便是意，王阳明说，心之所发便是意。如果你著实去致良知，那么你凡心体之发的意就一定是合乎良知本身的本原状态的，那意怎么能不成呢？ “著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意必固我，这个话是孔夫子说的。“子绝四：勿意、勿必、勿固、勿我”，意必固我，总而言之只是一个我。这个我当然不是己，我多次也提到过这个事，在我们的这个古代的文本当中，“我”“己”“吾”这几个字实际上是一一区分的，很容易被我们今天忽略掉罢了。意必固我总而言之，只是一个私心私意。如果有私心私意的存在，那么我们就不能叫做著实致良知。所以王阳明在这里说“著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所有这些意必固我哪怕是一分一毫，一厘一忽，都要去除干净，便是正心。 我们的良知就是我们的心体，心体安其自身的本原状态来呈现来表达，那不是正心是什么呢？难道我们还要去另外立一个标准把它正过来吗？那显而易见不仅是不可能的，即便可能也是多此一举的。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去掉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私心私意在良知表达过程当中的间杂，就叫正心。 王阳明接着说，“著实致良知，则自无忘之病。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无助之病。”勿忘那就是别忘，忘了就是放心了，助长了就是就是揠苗了。人总是处在现实的生命活动当中的，每天早晨眼睛睁开到每天夜里眼睛闭上睡觉，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处在天地人的种种交往之中，实际上都是一个必有事焉。著实去致良知，我们这个心本体便时时在焉，而不是心不在焉，能够确保你一个心在焉，那自然没有这种忘的毛病。你没有一毫意必固我，所有私心私意私欲统统去除！那自无助病，就是宋人揠苗助长那个助，不是扩而充之的那个助，这个要搞清楚。 “故说格、致、诚、正，则不必更说个忘助。”因为在王阳明看起来，只要是着实去致良知，便是格物，便是诚意，便是正心。既然已经说了格物了，说了致知了，说了诚意了，说了正心了，那就没有必要再去说勿忘勿助长了。 三．勿忘勿助 就得病处立方 孟子之所以要说忘助，也就勿忘勿助长。 “亦就告子得病处立方”，在王阳明看来，《孟子》这篇当中它是有情境的，就是和告子的论辩，王阳明在这里说，孟子之所以要说勿忘勿助，那是有一个特定的语言环境的事，就告知得病处立方。告子得病处是什么处？告子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告子认为意是外在的，仁可以说是内在的，告子还说我不动心。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 孟子当时就跟他说，不得于心，勿求于气，没问题，可以这么说。因为你心是本源呐，心中有不得，结果你要去来个外求，那不是缘木求鱼吗？所以这是可以的。但是你说不得于言，务求于心。孟子说不可以，为什么不可？言为心生，既然不得于言，你恰好应当返回心去寻求，才有可能真正知言。像孟子所说的那样，我知言啊，知什么言？这个诐淫邪遁之词都无所逃乎其间，通通明了。结果你说不得于言，勿求于心，那不是放弃本原吗？ 王阳明在这里说，孟子当时也是迫不得已，因告子如此种种不究根源之说，不明根源的观点，而提出了他的匡正之方。比如说告子强制其心，那是助的病，所以孟子专说助长之害，并且说了一个揠苗助长的故事，那就强调勿助，不要去人为的，你觉得是个助，事实上反而是个害。 “告子助长，亦是他以义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告子之所以有助长的毛病。根源在哪里？是因为他以义为外，所以便不知就自心上“集义”。 孟子是非常强调仁义理智，统统是内，没有哪一个是外的。并且正因为它是内的，所以它就是我们的本来之性。集义不是一个以为义外，然后可以袭取，那就叫做义袭而取，那不叫做集义。怎么集义？孟子曾经说过“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自反不缩，虽褐宽博，岂无惴惴乎？你难道心里不觉得心慌没底气吗？集义是自我反省、自我反思，在当前情境当中应当如何做才合乎自我心体本原状况的，那叫做集义。 四．集义于心 良知洞然明白 “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什么叫做必有事焉？前边讲“集义，”连着集义讲，这里实际上是说必有事焉。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我们刚才谈到了集义这个意思，义是内而非外，所以所谓集义实际上是时时刻刻就当前状态，把我们自己内在的那种（在王阳明那里就是）良知把它呈现出来，这就是集义，就是致良知，所以说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自然是是是非非纤毫莫遁。 不只是是是非非，善善恶恶，纤毫莫遁。什么是善？合乎良知本体便是善；什么是恶？不合乎良知本体便是恶；什么是是？合乎良知本体便是是；什么是非？不合乎良知本体便是非。所以王阳明说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又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弊乎？”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无求于气，那是告子的观点，孟子当时说，你不得于心，务求于气，可但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则不可。什么意思？我们刚刚简单说起过了。因为集义是和养气连到一起的，养什么气？养浩然之气。孟子说了，这个浩然之气是集义之所生也，所以养气的过程也是集义的过程；集义的过程便是养浩然之气的过程。而在这里我还想补一句，按照王阳明刚才对于致良知的解释，那我们同时也可以说致良知的过程便是养浩然之气的过程。 养浩然之气，怎么个养法？在王阳明那里，便是随时就事著实致良知。在这里王阳明实际上也把致良知的学说和孟子养浩然之气统一到了一起。他又说了，“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固就是固然、尽管；对后代是大有功的。“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因什么病？因告子“义外”之病，而立这么一个要方。既然说是因病立方，那就是有对象性的、有情境的、有语境的，某种意义上说来便也是有偏，便也是未必能够涵括全体的。所谓说得大段，那也就是从大体上、从大的方面来说都是不错的。 但是“不若《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极精一简易，为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也。”尽管大段说的没错，但是那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它并没有体现为一个具体的功夫。孟子是这样子，他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个气怎么个样子？是至大至、配义与道、直养而无害，充塞乎天地之间。那怎么养？并没有把这些个如何养气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可以落实到日常生活的具体节目。 不如大学这个文本讲格物讲致知，讲诚意，讲正心。但是千万注意，所有这一些个讲法，王阳明的意思恰好是八目只是一目，所有一切都根源于致良知。倒不是像朱熹那个意义上面，先格物，再致知，再诚意在正心。 王阳明为什么这里又说不如《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极精一简易呢？精一我们多次提到过了，王阳明说惟精是惟一的功夫，你要把格致诚正所有这些功夫做到极致，达成那个无时、无处、无事，不致良知的状况那就叫做惟精惟一。分别说只是为一总说，说一总说就一定要展开分别说。格致诚正修齐治平都是分别说，而致良知便是总说，总说总是简易的，而分别说便似乎有复杂，但是复杂，只是简易在焉。 这里说尤极精一简易，因为你只需要立良知的头脑，你只需要做致良知一件事。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什么叫彻上彻下？在宋明的语境当中，形而上是合道也，形而下是合器也，这叫做彻上彻下，通体连贯。还要补上一句的话，那就是即先天即后天，人的存在原本便是先天后天的现实统一。 圣人之学，格致诚正等，全部归结到致良知是。王阳明往后也说过，我这个致良知是圣门正法眼藏；是金丹一粒，点铁成金；是千古圣人相传一点真骨血也。谢谢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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