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龙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最近是如此之火，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其实，《人民的名义》无论是小说还是电视剧，从文艺理论角度来看更像是一种图解现实的概念化作品。
它图解的是目前人们最最关心的反腐现实，并且在观众看来是“大尺度”的图解，因此哪怕有概念化嫌疑，观众也愿意不予计较。
剧中最红的人物无疑是李达康。在网上，有李达康的各种评论，有李达康的扮演者吴刚的各种采访，有李达康的金句，甚至有李达康的表情包……
李达康刚正不阿，雷厉风行，六亲不认，不拉帮结派，不贪污腐败，对原上司赵立春及其儿子赵瑞龙，对有恩于他的前同事易学习、王大路，甚至对妻子欧阳菁也不讲违反原则的情面。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李达康想骂谁就骂谁，想撤谁就撤谁。
这样的不寻找“政治资源”，不讲究人情世故的高官，是对“厚黑学”、“成功学”和“关系学”的啪啪打脸。
但在现实中，李达康这样树敌无数的官员也许只能活两集，或许只能成为“厚黑学”、“成功学”、“关系学”的反面例子。
在现实中很难存活的人物，按照一般文艺理论分析，就是不现实、不真实。
“不真实”的人物为什么如此受欢迎？因为李达康的形象契合了人们的心理需求。
李达康说：“以前老百姓不相信政府会干坏事，现在老百姓不相信政府会干好事。”“现在老百姓对干部的感觉，就是无官不贪。”“坦率地说，我们的一些干部，其素质已经远低于一般国民素质了。”“现在严重的问题，不是教育群众，而是教育干部。”……
说真话、能干事、敢负责、不腐败，这是人们对官员的心理期许，而李达康恰恰满足了这种期许。
如果某种形象、某种品质在现实中俯拾皆是，那么这种形象和品质在文艺作品中就不新鲜，就缺少魅力。
艺术的满足，就是产生于现实中的空缺得到了填补。文艺作品中那些超人般的英雄，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但他们存在于人们的心理诉求之中。
然而，人们为什么会批评写实作品中的“雷人”形象和“雷人”情节？这是因为“雷人”形象和“雷人”情节完全超出了现实，是所有情境中所有人都做不到的，比如手撕鬼子，你找个人来撕撕看？
而李达康的所作所为，并非所有情境中所有人都做不到的。假如有良好的机制——权力得到严密的监督，用人遵循严格的规则，行政公开，决策透明……也就是说，当那些官僚、懒政、腐败的土壤被移除之后，“李达康”们的出现率和存活率就会大为提升。
良好的机制，能让想贪的不敢贪、不能贪；不良的机制，会让原本不敢贪的人也经不住各种诱惑，最后加入贪腐的行列。比如高育良，这个原汉东大学的知名法学教授，就是倒在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诱惑之下。
如果不从机制上遏制这种风气，那么连李达康这样的清官，也难免晚节不保或者官位不保。
李达康走红，反映了人们追寻清官的意识。但这种意识假如不升华到追求并建立良好机制上，人们的心理追求就很难变成长久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