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二三事——列车启动的那一刻。。。

工宣队在某一天召开大会，宣布了我们的下一步的去向，就算作是总动员了。那个年月，也没啥好说的，就像下达命令一样。我记得从动员大会到走的那一天，满打满算也就是个把月的时间。

接着就是报名，谁心里都清楚，乡是一定要下的，走不走都得走，报名报名，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而且，工宣队强调，第一批走的还光荣，要是有“问题”的话，头一批还不让走！弄的怪吓人的。

要说那时候的年轻人真奇怪，我至今都不能理解自己和我们这一代青少年学生（老初一，当时大都十四、五岁，还算不上是青年吧），当时怎么都那么听话那么服从安排那么虔诚，把自己真的当成了“任你随便搬”的“一块砖”，要不然就是当时都麻木了。这事要搁现在，不说全部，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孩子会“打死也不走”。

说远了，话题回来——接着就是校园的大操场，一面面的石墙壁上，被批准的第一批走的、所谓没有问题的、无比光荣的学生们的大名单，一个班一个班的亮相。我和我妹妹都报了名，也都当然地成了头一批下乡插队的“光荣”一员。我俩在一个学校，我在高二，她是老初三。

那个时候，我爸爸关在“牛棚”，一直不许回家，就是“死班”，工资也给停了，每月发给三十元钱的生活费，我妈妈在“学习班”，还好，晚上可以回家。自从知道她的两个女儿不久就要到农村插队，妈妈很少说什么也很少嘱咐什么，只是默默地为我们姐妹俩准备行装。扯布，买棉花（是因为下乡发给的棉花票，还是当时棉花不要票证，忘了），买其他能想到的日用品，连着许多晚上带灯给我俩做穿的用的。我妈妈是属于心灵手巧的人，会一手的好针线活儿。我们从小到大穿的衣服，甚至鞋子，都是她工作之余给我们一针一线地做的。我回城工作以后，都二十四、五，二十六、七岁了，我穿的棉袄，裤子，棉袄罩衣还都是我妈妈给做的。更别说我结婚时候的很多嫁妆了。

当时下乡的学生每人发了一些票证，都有什么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凭票买过一双棉水袜子，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都这么叫，很奇怪的叫法，不是袜子，其实就是一双黑色橡胶底棉的高腰到脚脖子的类似农田鞋的一种靴子，还买过几块肥皂。那些日子，常常是夜里起来的时候，还看到我妈妈在灯下缝制衣服，家里那架上海产的蜜蜂牌缝纫机的踏板“达达达”地响个不停，寂静的夜里，听的十分清晰。

我妈妈给我和妹妹俩每人准备了一整套的衣服，记得一人给做了一件半大棉袄，黑色的咔叽布面，茧绸的里子，絮的厚厚的棉花，两个斜插大口袋，领子用的深褐色的抓绒，竖起来很暖和，密密的针脚，细细的做工，跟商店里卖的成品半大衣不相上下；还有棉裤，裤子，上衣，甚至连文胸都是她给做的。除了棉的，其他的都是每一种好几件。

临走的前几天，我和妹妹去“牛棚”跟爸爸道别，这一去不知道何时才能再相见，心里不知是个什么滋味，别说是下乡以后了，即便是现在，也是成月成月地不许见面。记不得是和谁人联系，通知了我们见面时间，还告知了我爸爸要我们顺便给带的物品。那天去到的时候，我们只能在大门口等候。父亲迈着蹒跚的脚步走来（在牛棚里经常受到毒打，很久后一次被允许回家，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身旁还有一个“造反派”跟着。与其说跟着，不如说是盯着或者监视着。至今很清楚地记得，父亲要我们给他带降压药，名字我还记得，叫地巴唑，父亲当时脑后面脖子处起了疖子一直不愈，让我们给带的外用药膏依可度（也叫鱼石脂）。父亲要一双劳动用的军用胶鞋也叫解放鞋。这些东西递给父亲的时候，跟着的人逐一检查，连胶鞋的鞋里面都用手摸了又摸，生怕里面还放了什么别的可疑的东西。去之前，我给爸爸写了张纸条，把他要的东西都写在了上面，我是怕万一见不了爸爸，就只得把这张纸条转交给他，所以带的东西记得很清楚。这张纸条，他去世以后，又转到了我们家人的手里。

我们父女三人都没有说许多话，没有流泪。我们互相注视着，生怕浪费我们之间见面的一分一秒。父亲只是嘱咐着，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劳动，注意身体。还不到十分钟，如同探监，身边的人就催促到时间了，叫我们离开。我俩走了，一步三回头，看到父亲依然在那里站着，依然没动。。。。。（第二年的这个时候，他就去世了）。

当时市里的中学，大部分都分在市属县的农村，离家很近。我们学校则和另外三所学校一起，分到最远的要乘火车才能到达的辽西农村。记得是一九六八年的十月二十日，这个日子我永远不会忘，因为十年以后的一九七八年，也是在十月二十日，也是在这同一天，我到大学报到。

户口是怎么去派出所销的，行李是怎么提前送到火车站的，说实话，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当年我们都不知道前方的路在哪里，怎么走？只知道上了火车，身份就成了下乡知青。我妈妈把家里的两个樟木箱子给了我和妹妹，我把家里能带走的属于我的所有所有东西都装在箱子里带走了，压根儿也没想到有一天能回城，也许真的就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了。

离家的那一天，十月下旬，已是深秋了，妈妈和弟弟去火车站送我俩，在火车站前我们四个人照了一张合影，那是个大晴天，天上没有一丝云。照片里，我弟弟手里捧着一本红宝书，我和妹妹挎着书包，都把妈妈给我们做的半大棉衣搭在胳膊上。我没让妈妈和弟弟送我们进站台。妈妈也没有坚持。有一个要好的我班同学送我到站台，她是烈士子女，留了城，分在市里一家部属大型国有企业。她送给我一个新搪瓷脸盆，时逢正是下山楂的时节，知我素爱吃山楂，她买了山楂送给我，一点不夸张地说，装了足足有半脸盆。

站台上，来送行的家长许多许多，互相之间都在站台上说着说不完的话，我坐在车厢里，亲人走了，没什么可期盼的，只等着列车发动。终于到了非上车不可的时间了，我从车窗望出去，送行的人和要上车的人难舍难分，拽着胳膊拉着手不想分开，上车的人频频回头，车下的人不住地挥别，还扯着嗓门嘱咐这嘱咐那。其实这时候人心里很乱，说什么也听不见，听见了也未必记得住。

就在火车发动的汽笛响起，火车轮子轰鸣的这一刻，忽就听到车厢里不知哪个班的同学“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像得了传染病似得，瞬间就有很多同学一起哭起来，还不是大哭，是嚎哭。声音撕心裂肺，像要下地狱，又像进油锅。记得当时火车的广播里还响着欢快的革命歌曲。悲切的哭声和欢快的歌声混在一起，像乱哄哄的大合唱。

那时候我没哭，一滴眼泪也没掉，大脑一片空白。我很反常，尤其是这样的离家这样的场合。因为过去我妈妈常批评我的眼泪不值钱，我曾是个爱哭鼻子的人。

即使下乡以后，我也从没哭过，没有一滴眼泪。有的女生，夜里想家哭，接到家书哭，干活哭，没活干挣不到工分也哭。我没有，什么情况下也没有眼泪。

要是没记错的话，火车是下午三、四点钟启程的，坐了一夜。第二天的凌晨到达目的地。在火车上，我吃山楂，吃了一路，我把那半脸盆的山楂，全吃光了。别人嫌酸，我自己个吃，没有倒牙，胃也没有不舒服。这么多的山楂，都是怎么吃进肚子里的，一点感觉也没有。

现在回想起来，我竟然当时都没有和我妹妹坐在一起，她跟她的青年点同学在一起，我跟我的青年点同学在一起。当年的我们，傻不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