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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在别处”，这句话几乎适用于每个人，文人也不例外。古代文人中有一个庞大而特殊的群体：贬官。与其说，贬官们遭遇了仕途的厄运，不如说，他们奉旨踏上了旅程。与自发驴友相比，贬官们绝无轻装上路的欢快心情，他们是满怀懊侬，踽踽独行的失意文人。 不过，相对于囹圄之祸，被贬谪到别处似乎是一种不错的命运。黔、滇、湘一带是僻远穷苦之地，是历朝历代贬官们的流放之所。那里的乱山荒寺、老树丑枝、废寺颓垣、幽林枯岩、悲风曛日，构成了与繁华相去甚远的荒寒风景。 当然，惨败的风景与落魄的文人构成了天然的和谐。可以说，异地的风景成了漂泊文人的一面巨大而形象的镜子。柳宗元是“永贞革新”中落马，被遣至湖南一带，从一个权倾朝野的近臣变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冗员，这是他命运中发生的180度大转弯。在永州五年间，他经历了丧母殁妻的人生变故，又加上家遭大火，数病缠身，一向乐观通达的柳宗元变得孤僻绝望，自命为“僇人”。 “立身一败，万事瓦解，身残家破，为世大谬”这几个字是柳宗元当时处境的真实写照。这个时候，他觉得这个处于楚地最南边的永州与自己“同命相连”，在这枯山野水中生长的万物，也与自己相类。 一旦与这里的风景开始惺惺相惜了，就意味着他将要走出人生的低谷。柳宗元从“僇人”的阴影里走了出来，每日或登高山，或入深林，或穷回溪。累时，便披草而坐；渴时，便倾壶而醉；倦时，便相枕而卧。不到几年，就写下不少游记。 这些游记并非是文学的产物，而是柳宗元心灵的宣泄品，是困厄命运的副产品。柳宗元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书写着这些不为人知的恶木秽草，这些不被人识的隅鸟蛮虫，是因为它们也如他自己一样，都被人冷落了。 与其顾影自怜，倒不如为同类之物鸣不平，也算是发了一番“正义的牢骚”。他笔下的那诡云谲雾、怒红骇绿、翳花朽草、疏土顽石，哪一样不让人凄神寒骨？那万物在他的打弄下，也蒙上了一层层挥之不去的寂寞感、哀愁感、悲苦感。 “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这是他看山；“溪路千里曲，哀猿何处鸣。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这是他听猿；“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是他观世。但是，倘若柳宗元当初不去永州，断不会写出这般绝灭孤独的意境。 心事与身世，仿佛飞云袅雾，终其一生都如影随形。与柳宗元一样，苏轼不也是被遣放的被动旅行者吗？不过，他与柳宗元不一样，初从达境入穷途时，他或许也像大多失意文人一样，再也不写“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样的词句，而转向“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悲凉之境。 而苏轼终归是苏轼，待他半生归来，仍是当日少年。再看他的诗词，满目晴川芳草。譬如这首《减字木兰花》，是苏轼在脱蜕之后的心境写照。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身在瘴气弥漫的儋州，几乎无一字写悲言愁，相反地，他流连于适意中。苏轼的这种转变，让人不得不喟叹：这才是苦难之后的大了悟啊。 柳宗元和苏轼，似乎是贬谪文人的两个极端之例。面对命运的折摧，前者心虑神哀，后者情空意广，虽皆不合时宜，却是南辕北辙。 古人云：穷愁方著书，今人语：愤怒出诗人，都是一样的道理。与柳宗元并称为“韩柳”的同时代韩愈，就道出了其中的本质。他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到了“物不平则鸣”的道理，古往今来，无一物一人能例外。从哲学的角度观，韩愈是睿智的。但是，人生往往何尝不是失于此而偿于彼的呢？柳宗元也好，苏轼也罢，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人生的负荷有几斤重，他们在文学上的造诣就有多高。 东坡曾自言：“心似己灰枯木，身若不系孤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自嘲，亦是自表。而柳宗元也在多年后忆及那段在永州的时光时，这样写到：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汀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 一场奉命而行的旅程，不管他们有多拒斥，都像是一次人生不得不经历的修炼。而贬谪文人的失意之笔，则像滤光镜，一重一叠，从他们人生苦旅的起点到终点，登时聚现出掖藏在心灵深处的缺陷。 文/玄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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