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倪方六在《群众》撰文指出：古代中国在治理国家方面有四种代表性模式： 一是节俭模式——“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节俭模式”，是古代管理国家的基本手段，代表人物是汉文帝刘恒。刘恒在位期间，禁扰民、禁送礼、禁浪费，甚至连显示皇权威严的诸侯、属国献供礼等都废止了。即位初，有人献千里马，刘恒就此诏告天下“朕不受献也”，“令四方毋求来献”。刘恒在位23年竟无一项大型建筑，连小建筑也不搞，只要是劳民伤财的，一律不批。据记载，刘恒曾想造个露台，召来工匠预算，要花费“百金”。这笔开支对皇家来说，连毛毛雨都不算，但刘恒觉得不妥，放弃了造台计划，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汉代流行厚葬之风，刘恒移风异俗，奉行“薄葬”。甚至连自己平时的穿着也不讲究，都是粗布衣，普通鞋。后宫嫔妃也都不穿高档时装，“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普普通通。刘恒开创了封建帝王着“亲民装”的先河，汉代学者刘向曾评价刘恒是“节俭约身，以率先天下”。其“节俭治国”思想，体现出了封建时代“以孝治国天下”的核心价值观。 二是民本模式——“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在古代，执政者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民惟邦本”，简称“民本”。用今天的话来说叫“执政为民”。以这种思想来治理国家，被称为“民本模式”，代表人物是唐太宗李世民。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唐太宗李世民最有“民本意识”。他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李世民说话喜欢引经据典，他常提荀子的观点：“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李世民曾认真研究了朝代兴迭规律。李世民的“民本模式”，就是借“仁义为治”实现的，表现为“宽律令”，具体操作分为礼刑并用、简约划一、宽仁慎刑三个层面。李世民在位年号为“贞观”，故史家赞誉李世民的治国模式为“贞观之治”。 三是新政模式——“天地革而四时成”。“五经”之《易经》中的第四十九卦即为“革卦”，古人释注中有句话叫“天地革而四时成”，揭示出改革的重要性及其规律。从先秦到清末，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影响的改革有近百起。依靠改革，把改革作为国家治理手段，被史学家称为“新政模式”，代表人物是宋仁宗赵祯。北宋是中国古代推行新政模式最为积极的一个朝代，尤其是十一世纪中叶后，改革成了主旋律，宋仁宗赵祯推行的“庆历新政”即出现在这一时期。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北宋对西夏战争惨败，直接促使皇帝赵祯“欲更天下弊事”。此时，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派已有共识，形成了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集团”。庆历三年九月，赵祯特开天章阁，召见范仲淹、富弼，范、富二人随即提出了一揽子改革计划，范仲淹的《十事疏》便是这轮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赵祯接受了这些改革建议，渐次实施，颁行全国，这就是北宋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就此揭开了后来包括王安石变法在内的北宋系列改革序幕。 四是峻刑模式——“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所谓“峻刑”，即严刑。唐宋以前治理国家讲究“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即所谓“轻刑”思想，属于“仁术”。宋元以后，执政者奉行“为政以德、正己修身”，但不轻刑律，晋人葛洪“非峻刑不能止”的观点为执政者认同。“峻刑模式”又被称为“重典之治”，代表人物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在明纲常的同时，重法度，严吏治。他声称，“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后人简称“乱世用重典”。长期以来，朱元璋都“以重典为整顿之术”，实施“猛烈之治”。朱元璋编定了《大诰》，实行“法外用刑”予以“严打”。朱元璋的峻刑治国模式，史称“洪武之治”。虽然未完全达到目的，但效果明显，明朝官场“干净了一百年”。 （秦枫摘 编）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