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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历史上传统文人的典范，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其诗词流传千古，其人格魅力光耀古今，其随遇而安的豁达无人望其项背。然而，他评价别人一语中的，鞭辟入里，但轮到自己了，却总是糊里糊涂，以致于一生颠沛流离，受尽了坎坷。 他写的《留侯论》、《晁错论》中，一再强调“忍”：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 他清醒地看到，明确地指出，只有心存高远志向，才能容忍眼前的困难和耻辱，方可成就一番事业。然而，他的实际行为呢，和他说的道理却是南辕北辙。 当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的大局已定，苏轼却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让王安石很是愤怒，就指使人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却没有表现出基本的“容忍”，当他的建议未被采纳，还有人说他坏话时，他立即表现出自己极大的不满，马上要求调出京城到杭州，赤裸裸地显露自己内心的想法，并写了不少讽刺新法，致使'乌台诗案'发生，差点身首异处。后时来运转，宋哲宗即位后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他却在反对新法的大潮中赞扬新法取得的成果，又成为司马光等守旧派的对立面。在变法派的眼里，他是守旧派，在守旧派的那边中，他又是对立的变法派，实在是夹在缝中，两面都不喜欢。 如此睿智的文人，却犯如此有关政治立场的错误，实在是太低级，太天真。 他在《贾谊论》中认为，贾谊是“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意识是：像贾谊这样的人才，不是汉文帝不重用他，而是贾谊不能利用汉文帝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批评贾谊不会利用条件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抱负。 “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谨其所发哉！”他评论，贾谊这样的臣子，孤傲不群，与常人不同，一旦不被重用，就会忧伤颓废，不能重新振作起来；他批评贾谊，你这样的人啊，应该有节制地发泄自己的情感，而不应该放任自己的情感。 而苏轼自己呢，他批评别人不能节制情感，而自己却放任情感，还差点丢了性命。他43岁调任湖州知州后，立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他们还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自认为是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讨伐苏轼之声。苏轼于是被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若不是王安石劝阻，苏轼也许就身首异处了。 清醒准确地看到他人问题症结，临到自己了，却糊里糊涂，不能准确地研判形势，只是一味地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真理，不顾一切地去说和做，最终为自己酿下大错。这不但是苏轼的缺陷，也许就是文人基因里的毛病吧。所以自古文人多悲哀，“诗必穷而后工”，文人总是与郁郁不得志相随，常常和穷困潦倒相伴。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用自己的体会写出的这句诗，道出了此中缘由：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套用之：文人不暇自哀，而哀他人；哀他人而不鉴之，亦使他人而复哀文人也。 *作者：王子皿，鱼羊秘史原创专栏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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