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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这首脍炙人口的古诗《梅花》，是北宋文学家、政治家王安石所写。对于多数人来说，可能王安石的文学家身份，比他的政治家身份更著名一点，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太多的诗词和散文。其实，历史上的两宋在三百年来，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件事是国家屡遭游牧民族的入侵直至靖康之耻； 而另一件事就是“王安石变法”。 在名相济济的王安石时代，其实，也有很多伟大的政治家，例如：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但是，最终只留下了文章传世，而他们的政治家身份也渐渐被人遗忘了。  一向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也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民无能名曰神”，意思就是说：无法去评价，对这些人，对这些事，对这个时代，他不知道如何评价，这或许就是他们作为文学家流传于世的原因吧。纵然他们曾经的职位、权力、影响力都要远远大过他们的文章。 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但不失大家风范。 不过，我们要是用心回顾一下北宋的历史，就会发现，王安石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他这一生，做过最惊天动地的事，就是熙宁变法，因为，这是他经营了大半辈子的事业，也与变法紧紧的连在一起，世人也称之为“王安石变法”。然而，就是因为这一场变法，上千年以来，有人捧他，同样，也有人踩他，言辞非常极端，褒贬不一。 捧他的，比如：北宋的黄庭坚，对王安石评价是这样的：“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就连后世老蒋也表示对王安石的欣赏：“至于秦汉以后的政治家，所最佩服的就是王安石... ...” 而踩他的，比如：南宋的朱熹，他评价得很难听：“安石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奸邪… …流毒四海… …而祸乱极矣。”而且《鹤林玉露》的作者罗大经也认为：“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 ...” 在那个年代，封建学者把视他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怪物，而资产阶级学者却把他捧上天，觉得他就是资本主义的先知。不过，王安石的死对头司马光，说了一句还算中肯的话：“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从这句话也不难看出，王安石是个执拗的人，还被同时代的人们戏称为“拗相公”。但是，从他这份执拗里，我们看出了他不过是一个想把实事做好的人。  那么，王安石怎么会有改变世界的想法呢？故事要从公元1021年说起： 在临川军判王益府上，有一位婴儿降生了，王益为孩子取了个名字——王安石。却也是这一天，两宋的不少文人都把这孩子的降世描述得格外玄异。 在《铁围山丛谈》上有这样一段的记载：就这一天，有一只修炼成妖的獾子精，趁着夜黑人静的时候，鬼鬼祟祟钻进了大宋江南西路临川县一户官员家庭，紧接着，传来一阵嘹亮的婴儿啼哭声，惊醒了王府所有人，没错，是一个后来把大宋折腾得惊天动地的“妖人”呱呱坠地了。 其实，这不过是他们后来对王安石的一些无稽诋毁罢了。 实际上，年少时期的王安石，受到父亲的影响，对各类史书格外入迷，而且，跟着父亲走南闯北，接触过无数不同阶层的人世，小小的年纪，就已经看尽了世间疾苦。 这时候的北宋，已经陷入到了人民困苦、国家贫穷的困境，而且，强敌也在不断地引起战争，试图要征服大宋，可以说是水深火热，危在旦夕。 而那些朝廷之中的大臣们，没有一个能实干的，大多只会纸上谈兵。 或许是看尽了人世间的苦难，少年时期的王安石，内心渴望着能改变这个不美好的世界，便有了立志从政的坚定想法。 在十六岁的那年，王安石跟着父亲去了京城，并认识到了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欧阳修十分欣赏这名少年的才气，并给予了两句高度评价： 翰林岁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只是，此时的欧阳修不会想到，这位少年才俊在不久将来，居然会站在他政治的对立面，成了他的死对头。 王安石得到前辈的肯定后，内心更加坚定了从政的想法。为了能考取功名，他没日没夜的看书。不知不觉的过了五年，二十一岁的王安石去参加科举考试。如愿考中进士，从此，走上了一条“以天下为己任”的仕宦之路。 但是，王安石在接下来二十多年的仕途生涯中，对功名是淡漠的，只想着一心研究改法。最初，王安石被派到淮南做判官。宋朝的制度的：地方官一旦任满一期，就可以参加馆阁考试，考上后就能去京城当官。 等到王安石在这个地方上任满一期后，他却没有去参加馆阁考试，依然继续做地方官。到了后来，欧阳修直接向皇帝举荐王安石为谏官，谁能想到，王安石这次还是拒绝掉了，他拒绝的理由是：家中祖母年事已高，脱不开身。  欧阳修也算是个执拗的人，他是不忍这样的人才一直做着卑职，便说服王安石：“既然想要俸禄养家，那就做群牧判官吧，这样俸禄才够，可以养活一家子。”到了公元1058年，王安石进京述职时，向皇帝上奏了一封长达万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臣愚不肖，蒙恩备使一路，今又蒙恩召还阙廷，有所任属，而当以使事归报陛下。不自知其无以称职，而敢缘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幸甚。臣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声色狗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 ... ...” 在万言书中，他写了自己多年做地方官的经历和感悟总结，并讲出了令人担忧的社会现实，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京官不曾察觉到的。然而，仁宗是个中庸的皇帝，对王安石提出的改革建议没有太放在心上，至于那封万言书，早就被淹没在如潮水般的奏折当中了。 后来，朝廷多次向王安石投来橄榄枝，升他大官。而他还是像以前那样，执拗地推辞不去。好在，王安石是善于分析形势的，既然仁宗皇帝没有给他一次真正发光发热的机会，那就等。至于不入朝的原因，他只是在等那个能与他一拍即合的人罢了。 终于，王安石在四十六岁那年，等来了他的伯乐。 就像汉景帝遇到晁错一样，刚刚上位的宋神宗在想要富国强兵的时候，遇到了一心变法的王安石，于是，两人一拍即合，打算一起改变大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年仅二十岁的宋神宗即位后，为了改善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就启用了王安石提出的改革办法。 在短短三年里，王安石从江宁知府到“越次入对”再到登上宰相职位，只为了能够更好实施变法。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元日》 这首诗是王安石在1069年的春节写下的，这里的“春风”有着不同的意义，在王之涣的笔下，它是个很懒的家伙，从未度过玉门关；在在欧阳修笔下，春风也未曾到过天涯。但是，在王安石笔下，春风是带着满满的暖意来到了汴京城。 不过，王安石还是把改法看得太乐观了，新法施行才刚刚开始，就遭受到了极大阻碍。一朝的文武百官，半朝人都投了反对票。如果，不是有神宗在撑腰，王安石可能没有办法再经营下去了。可惜的是，世人并不懂他想让世界变得更好的苦心，只把他看作异端，是个疯子。 但是，王安石顾不上这些了，只一心经营变法。然而，每推行一个新法，等于是在朝堂内外拉了一遍仇恨，一场“变法派”和“守旧派”的拉锯战就这么开始了。  为了变法顺利进行，王安石硬下心肠，光是驱逐政敌反对派还不够，就连反对自己变法的恩师、领导、朋友、亲信也从没手软过。比如：对王安石有过举荐之恩的吕公著，两人曾经是政治盟友，却因反对变法，被驱逐了。 再一个，著名的守旧派司马光，在变法开始之前，他和王安石交情不错。在变法之后，他三番五次劝王安石“浪子回头”，并列举实施新法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回信（《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的指责逐一反驳，并批评士大夫阶层的因循守旧，表明坚持变法的决心。此后，王安石也就不再和他来往了。 还有韩维，对王安石也有过举荐之恩，也是变法的反对者。后来，有一次他把民间有人因为躲避保甲法，而断腕断指的情况报告给宋神宗，因此，王安石对他的意见很大。当神宗想要提拔韩维时，却遭到了王安石的极力反对。最终，韩维只能辞了职，离开了朝廷。 接下来要说的则是对王安石有过提拔之恩的欧阳修，当年，十六岁的王安石随父进京，老先生对他的文采可是大加赞赏啊，而且，一直都在努力的提拔王安石，可以说是不遗余力。欧阳修因为对变法不满，便向神宗提出了辞职的请求，有不少大臣劝神宗挽留。 谁知，王安石却说了一句狠话：“如此之人，在一郡坏一郡，在朝廷坏朝廷，留之何用！”简直是一个活脱脱的“白眼狼”！ 再后来，皇宫里莫名出现了一幅《流民图》，图上是宫里人从未见过的悲惨景象：骨瘦如柴的老者，伤心哭泣的大汉，蓬头垢面的村姑，吞吃垃圾的儿童… …这么说吧，图里的每一个人形如饿鬼，都不忍心再看一眼。 太后看完这幅画，直接泪流满面，对皇帝说：“这个卑鄙小人王安石，分明是在搅乱天下，皇帝你可是有负社稷啊。” 宋神宗一直是信任王安石的，但是，在一片激烈的反对声中，难免不动摇。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官员传达上来一则消息，民间对变法非常不满。而且，在那个迷信的时代，有不少人认为：现今的天灾人祸，就是变法导致的，甚至，连太后也反对变法。 宋神宗心里明白，不给他们一个交代是不行了。 很快，王安石也知道了这个消息，却只是一声长叹：“神宗终究还是动摇了，我这些年的坚持，怕是要功亏一篑。” 宋神宗也是没办法，不得不罢免了王安石的职务。  1074年，是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的这一年。 不过，做不做宰相对于王安石来说无关紧要，他更在意的是，新法能否继续实施。在离任之前，他向神宗提出请求：希望皇帝能任用自己的得力助手吕惠卿为参知政事，好继续推动变法。但是，这个吕惠卿心思压根不在变法身上，而是想做更大的官，想要取王安石而代之。 他为了取代王安石，一方面不停的打击王安石的弟弟，一方面也借其它案件故意陷害王安石。韩绛对吕惠卿的异常有所察觉，立刻告诉了宋神宗，并且，请求让王安石回来复职。等到王安石复职后，吕惠卿就被发配到了离京城千里之外的荒芜地方。 事情也算是告一段落了，对于吕惠卿觊觎过他的宰相一职，王安石并不在乎，他只要新法能继推进就行。没曾想，王安石的儿子却不能接受这个结果，他打算搜查并夸大吕惠卿的罪证，要让背叛父亲的小人牢底坐穿。 结果，他的计划被一个小吏外给泄露了，传到了吕惠卿耳朵里。吕惠卿为了自保，连忙写了一纸诉状汇报给皇帝。就这样，一直以来承受着变法压力的宋神宗，脑中紧紧绷着的一根弦断了，开始对王安石心生厌恶。尽管王安石多次极力辩解，宋神宗也完全听不进去了。 吃了哑巴亏的王安石回到家后，对儿子来了一顿劈头盖脸臭骂。儿子也不是软包子，和父亲一样都是刚烈性格，不久之后，竟活活气死了。 面对儿子去世的悲剧，王安石心再强硬，还是流泪了。他对这个时代是彻底失望了，心力交瘁。过了一段时间，他向神宗递上了一封辞呈，神宗只是默默地应允了。 就这样，王安石第二次罢相，离开了京城。 其实，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是他久久不能释怀的，也不由得感慨：“人活一世，不过是大梦一场罢了。”王安石始终不愿再回到朝廷，他真的累了，也不想再追名逐利，只想过上“数间茅屋闲临水，窄衫短帽垂杨里”的悠闲生活。 但的，王安石的这个小小梦想还是不能如愿以偿，皇帝执意让他回来复职。无奈之下，王安石只能应允。直到宋神宗去世后，他的政治生涯总算画上了一个句号。不过，王安石倒是一直没忘宋神宗的知遇之恩，为了表达感谢，便写下了一首《浪淘沙令》： 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 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 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亡只在笑谈中。 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直到新一任皇帝宋哲宗上位，再加上，太后的垂帘听政，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守旧派也得势了，不久，他们彻底废除了新法。  一言不发的王安石，默默背上所有的罪名，黯然离开了这个时代舞台。再后来，他才完整的知道，原来在执行新法过程中的那些年，很多支持他的人，并不是追求这场变法的结果，而是不要影响到了自己的前程就行。所以，看似执行地很好，实际上，朝廷内外早已是怨声载道了。 比如：免役钱，如果，征收钱的是二分，他们就可以征个三分到五分，理由是，为了预防碰到灾荒时节，万一百姓不能交上。这改法一出，苦了不少百姓，能不怨声载道吗。其实，王安石是从无害人之心的，却没能想到，会让更多的人流离失所。 在王安石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来到金陵隐居，过了一段相对轻松的晚年生活。也就是在这一年，刚出狱的苏东坡被贬到黄州，隔天就顺江东下，去金陵找王安石叙叙旧。两个从前明明是站在对立面的人，如今，却好得像一对知己。 苏轼明白，自己这一路来的坎坷，和王安石变法无关；王安石也知道自己隐退，只是时运不济，与苏轼站的旧党无关。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王、苏两人结伴共游，谈禅谈诗谈学术，也谈政治得失，好不快活。 但是，快乐的时光是短暂的，两人终究还是要分别，各奔天涯。在临走前，苏轼写了一首诗《次荆公韵四绝》，送给了王安石：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诗中的大意是：苏轼看见老宰相王安石骑着毛驴，孤独地走在荒野之中，他一脸病容的模样，早已没了当年的那番风采。一见到苏轼，就劝苏不如在江宁买一些田宅落户，好与他做个邻居。苏轼感叹，如果，是在十年前，两人就能做邻居，那该有多好哇。 尤其是这首诗的最后一句，不难看出，苏轼对于王安石是抱着一种相见恨晚的遗憾的。 两年后，王安石在失望中去世了。 从此以后，在那个荒陂上，再也见不到那个孤身骑驴的身影。  史载，王安石病逝后，葬钟山南麓东三里，原宝公塔与草堂寺之间。王安石家人，除父亲王益和大哥王安仁葬牛首山外，其生母吴氏，弟王安国、王安礼，子王雱也葬于钟山南麓。明初，钟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被朱元璋选为陵寝之地后，靠近陵寝的蒋山寺宝公塔、八功德水等古迹被迁走，王安石及其家族墓亦被迁走。一说是迁至麒麟门，另一说是迁回老家江西。 纵观王安石的一生，不免让人觉得唏嘘，可以说，他这一生是谋国不谋家，可惜的是，他最终却落得个孤家寡人的悲惨下场。世人只是看成败结果的，结果是成功的，大家就会说他“坚持”，但是，如果是失败了，大家则会说他太“固执”。 有人说，人生无非是两种意义：一是为快乐，一是为信仰。王安石原本也可以选择潇洒快乐的活着，但是，他却义无反顾选择了做实践信仰的牺牲者。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可以说，在这十五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国强兵”的效果还是十分显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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