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上下5000年的漫漫历史长河之中，北宋可以称得上是一段群星闪耀的时间。 在那时，我们见证皇权向巅峰迈进、经济腾飞，文化馥丽；在那时，我们也同时见到政权并立，战乱交替，无数的色彩，交织于北宋的历史天空之中。  在这段瑰丽广袤的天空之中，有这样两颗星辰。他们各自灿烂，却又经历黯淡。他们对立、攻击，政见观点仿佛隔着万千银河，有时却也惺惺相惜，在对方危亡之际，伸手相携。 他们便是并立于唐宋八大家之中的王安石与苏轼。 少年才子王安石，致力变法救贫弱自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中国的历史舞台迎来了北宋。 宋建国之初，南征北战，平定南平、楚、后蜀、南汉、南唐等，基本结束了唐末以来中国分裂割据的局面，一个庞大的中央帝国开始建立起来。  宋代统治者在建国之时，便充分吸收了唐末以及五代以来发生的各种弊政乱政，总结出一套盛行于宋朝的祖宗之法。 宋代祖宗之法是一种在中央加强君主专制，削弱相权；在地方削弱地方权力，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与法度。 但是为了限制相权而设置的各种相互制衡的官吏，导致了北宋官僚队伍的过分冗杂；为了限制武将权力而设定的更戍法等，则导致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状态。 总而言之，宋代的祖宗之法在发展过程中渐渐走向了一种畸形路线，最终导致了冗官、冗兵、冗费的状态，以至于积贫积弱。 宋代的统治者在意识到这种问题之后，采取了多种措施加以改正。例如宋仁宗时任用范仲淹等人实行庆历新政，但是改革不彻底，不系统，使得许多政策随着宋仁宗的去世而渐渐搁置。  北宋的时间纪年，渐渐走到了宋神宗的阶段。神宗即位之时，北宋初期所制定的众多法度已经出现了许多弊端，积贫积弱的现象更为严重。 民生凋敝、经济迟滞、政治混乱，内患众多的同时，边境又有辽朝和西夏虎视眈眈，想要从北宋嘴里分得一大块肥肉。 面对这样内外交困的情景，即位时还不满20岁的宋神宗，决心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想要祛除夜空的阴霾，就必须要有繁星点缀，在这时，王安石走进了他的目光之中。 王安石是有名的少年英才，自幼时期就酷爱读书，有过目不忘之本领，聪颖好学的王安石并没有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相反，年少的他随着围观的父亲游历各地，将整个国家的积贫积弱看在眼中。  他了解民生的疾苦，又甘心为他们呼号求救。于是，年少的他就著书立论，主张改易政事，移风变俗。 公元1037年，年幼的王安石随着父亲到京城游历，在那里，他们在同乡，当时的文坛之星曾巩的推荐之下，结识了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 自那时起，年幼的王安石就给欧阳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人心有大志，文章立意深远，将来定为国家肱骨之臣。 后来王安石得中进士之后，欧阳修还专门设宴为其庆贺，席间，二人互赠诗文。 欧阳修写下著名的《赠王介甫》一诗，诗中高度赞扬了王安石的文学艺术水平，甚至拿他与诗仙李白相比肩。  这样的一位英才，本应在政坛大放异彩，但由于王安石的政见在当时看来过于激进，他主张全盘否定宋初以来的各项法度，这让原本欣赏于他文采的宋仁宗也无法同意。 他一心想要在政治前线改变当时的弊政，因此，面对众多难以发挥他政治愿望的职位，王安石均辞而不就。这位力求变革之人，与刚即位的宋神宗在政治想法上不谋而合。 神宗即位之初，便因慕王安石之名，起用他为官，并表示自己对王安石政见的兴趣。 君臣二人相互论政，王安石深得神宗器重。熙宁元年，王安石上书神宗，引经据典、分析时事，希望神宗同意变革，公元1069年，王安石领导的变法正式开始。  这是王安石在变法之前的人生轨迹，在这段人生轨迹之中，欧阳修起到了很大的提携作用。 同样，这位当时的文坛领袖也曾在嘉佑年间提携过另一位新人，他便是著名的宋代词人苏轼，王安石与苏轼这两颗繁星在欧阳修这里，有了短暂的交汇。 英才苏轼大起大落的人生轨迹嘉佑二年，苏轼赴京赶考，而欧阳修正是这场科举考试的主考官。 当时的欧阳修正与其他的文人同事接续韩愈在唐时便提出的古文运动，着力于革新诗文，改变词藻华丽、华而不实的文坛乱象。 担任主考官的欧阳修，既是考官，也是年轻人才的挖掘者，在众多千篇一律的策论文章之中，一篇名为《刑赏忠厚之至论》的策论，以其独特的视角，清丽的文风赢得了欧阳修的侧目。  这篇文章有深度，有新意，文思也正是诗文革新的前进方向。 但因宋朝时极为重视科举考试，为了科举公平，选拔更多人才。对考生实行拟录、涂名之法。因而，考官是不得见考生的名字的，欧阳修见此文如此清新脱俗，又有诗文革新之风，误认为这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 因自己为主考官，如若给自己的弟子的文章评为第一，易被认为是特殊关照。因此，欧阳修便给了此文第二名。 而到后来苏轼前来拜谢之时，欧阳修才知道，原来这是一名新生的文坛之星所作之文章，不禁夸赞道：“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与王安石一样，欧阳修的赞扬与推荐，使得苏轼在京城名声大噪，就在这位诗坛新星即将步入政坛一展身手之时，苏轼母亲去世。 于是，苏轼、苏辙兄弟回乡守丧。守孝期满，苏轼回京，其回京之后大展身手，考试应中，入朝为官。 几年之后，苏轼之父苏洵去世。苏轼、苏辙兄弟人再次回川守孝，等苏轼此番守孝三年回朝之后，他与王安石这两颗辰星的再次交集出现了。 苏轼守孝期满回朝之后，正逢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地进行，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之下，大刀阔斧地开始了他的变法，在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改革。 在经济上实行青苗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等，在军事上实行保甲法、保马法等。其中诸如青苗法极大地震动了宋初以来的农村经济制度。  同时，王安石的变法虽然有着好的出发点，但是由于侵犯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且下级官员实施不力，甚至有一些官员利用新法变革谋求自身利益。 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之下，朝廷的守旧派对以王安石为代表的革新派，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其中就有苏轼以及曾十分赏识王安石的欧阳修等人。 因宋神宗十分支持王安石变法，且革新派势力在此时仍处于极为强势的状态。因此，与新任宰相王安石作对的苏轼等人被迫离京。 王安石在变法之中，对于文化方面的改革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因而，他对许多有文采之名士还是十分看重的，苏轼便是其中之一。 虽然苏轼在政见上与王安石有着很大的矛盾，但是面对这位文采斐然的新星，王安石仍决定在与苏轼分别之前与其进行文学上的切磋。  其中便流传下来一个绝妙的上联：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这一上联妙就妙在：半塘山塘皆为地名。而七里与三里半相对，正是半塘之数。 通过这一对联，王安石既是展现自己的文学底蕴，也是借对联告诫苏轼，其人心性过大，应见磨性子，后路才能更加宽阔，对不上来的苏轼心性略收，踏上了外放之路。 熙宁四年，苏轼出京，任杭州通判。三年后，调往密州任知州。又过三年之后，被调任徐州。 苏轼不仅有文学方面的才能，其在吏治工事方面也小有成就。  其在徐州任上时，遇黄河决口引发南清河决水，危急存亡之时，他带领官兵守城筑堤，扛过洪水之后。他又上书申请增筑旧城，修筑堤岸。 本来恬淡为官，远离京城政事，已经成了苏轼的生活状态。但天有不测风云，苏轼一生中最严重的一次大落来临了。 元丰二年苏轼前往湖州就任，知州上任，向皇帝致谢表本为例行公事，然苏轼所呈《湖州谢表》，因其心性仍为诗人、文学家，在以官吏身份上表之时不经意间在文章中，出现了些许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文字。 而这些文字则被新党抓住，认为其蔑视圣上，藐视朝廷，讽刺政治，包藏祸心。 随后，以此表为始，他们翻阅苏轼众多诗文，像是后世明清时期的文字狱一样，在其中尽数苏轼不敬朝廷之文辞。 神宗震，刚上任不久的苏轼被立即押解赴京，众多与其交好的文人旧友也相继受牵连，史称“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将苏轼推到了将死之悬崖，新党中的激进派人物，历数苏轼之罪状，尽最大可能欲置苏轼于死地，但众多守旧派元老则纷纷上书，请命为苏轼开罪。 最终还是变法派中元老级别的人物，当时已退休于金陵养老的王安石向圣上上书：“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苏轼方得从轻发落。 王安石与苏轼，人生的上下联说回王安石，王安石变法颁行时间不足一年之时。朝野围绕变法的利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甚至有私下的暗中斗争。 王安石秉持着最好的出发点所实行的众多措施，也渐渐走向了他所未曾设想的局面。 例如保甲法，其推行原本是为了加强地方安保、改革腐败的兵役制度，但是却收到了更为严重的后果。 地方官员以此压迫百姓，在当时，有一些百姓为逃避兵役，不惜自残身体，竟出现了当时隋炀帝暴政时期所出现的“福手福足”的再次发生。 变法推行几年之后，遇天灾，大旱，饥民遍地，饿疫遍野，再加之新法实施中出现的种种弊端，百姓更加民不聊生。 随后，神宗坚定支持王安石的内心也产生了动摇，在太后以及众多守旧官员的集体请求之下，王安石被罢相。 后来王安石虽短暂恢复丞相职位，但是由于守旧派势力此时极其强大，且变法实施极为不顺利。变法派内部也已经出现了分裂状态，王安石自觉回天乏术，新法难以为继。 后因其长子病故，王安石身心俱疲，十分悲痛，托病辞去丞相之职。 但就算自身已陷于囹圄之中，在苏轼“乌台诗案”发生后，他仍以病躯坚持为其脱罪，或许从王安石为苏轼提出那篇上联之时，他便把文人相惜之情一并寄托于其中了。 元丰八年，神宗去世之后，在高太后的控制之下，刚即位的哲宗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史称“元祐更化”。 王安石所奋斗数年的新法变革在一时间化为泡影，失去人生目的的王安石，在多重悲痛以及愤懑夹杂的情况之下，于江宁病逝。 苏轼得以从轻处罚后，被流往黄州任团练副使，他火热的政治欲望在此时已经烟消云散，他寄情山水，写下前后《赤壁赋》等千古佳作，后又辗转汝州常州，期间还经历了丧子之痛。 元祐更化后，苏轼熄灭的政治火苗再次燃起，他以为自己可以再次一展宏图，为国效力，但亲眼见证了元祐新势力对变法的全盘否定，和对变法人士的残酷打压之后，他的政治火苗再次熄灭了，他深知，这政治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罢了。 自请外调的苏轼再赴杭州，留下了苏公堤、东坡肉，后又被调任多个地州，哲宗亲政后再次被贬，远赴惠州，后贬至儋州，这已是远无可远的天涯海角之地了。 此时的苏轼，心性早与那当年潇洒直接的少年才子不同，变得释怀、安贫乐道。 最终，苏轼病逝于得到大赦回京的路途中。 虽然他一生未能对出那个下联，但是这对联只是没用文字的形式展现出来，这两位少年才子跌宕起伏的一生，也许早已相对相宜。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