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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仕途上的坎坷，首先来自王安石。他的思想、性情与王安石悬隔胡越，故所王氏所恶。 宋神宗在所出策题里问：“生民以来，称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诗书所称，其迹可见。以至后世贤明之君，忠智之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虽未尽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详著之。” 苏轼答道：“其施设之方，各随其时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从众，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众，舍己从人。’又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诗书所称，大略如此。未尝言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也。” 苏轼引经据典，说明凡治世秉政之君臣，必心存畏敬，决不至妄言“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这“三不足”，翻用的是王安石的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神宗得此策，以示安石，安石强按怒火，言道：苏轼虽有高才，但所学不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遂有此跌宕之文。并请神宗贬黜之。当时两朝元老、向神宗举荐安石的曾公亮赶紧说：苏轼不过有些不同意见，哪里就有什么罪过呢？ 过了几天，王安石又来找神宗说：“陛下何以不黜轼，岂为其才可惜乎！譬如调恶马，须减刍秣，加棰朴，使其贴服乃可用。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且如轼辈者，其才为世用甚少，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 你不服，就要打到你服。苏轼这样的绝代仙才，在王安石眼中，只与马匹等价。马性活泼，不肯就范，就不给它饭吃，就要鞭打，直到它肯听话。活脱脱一副专制者的面孔。王安石容不下任何不同意见：吕公著、韩维，是安石借以立声誉的；欧阳修、文彦博，曾向朝廷力荐安石；富弼、韩琦，曾为安石上级而有擢拔之恩；司马光、范镇，平日与安石处朋友关系很好，一概排斥不遗余力。欧阳修见朝政日非，乞致仕，冯京请神宗挽留，王安石竟说，欧阳修附丽韩琦，吹捧韩琦是社稷之臣，这样的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何用？神宗乃许欧阳修退休。其人之刚愎凉薄，可见一斑。对向日之恩人尚且如此，更不要说他素蓄不满的苏轼了。 王安石这样的性情，以为文人，每能著为出人意表之奇文；以为执政大臣，适足为天下之害。正因他不能兼听，身边也就聚拢了一群阿谀的小人，最后身为所信任的吕惠卿所卖。古来专制者，莫不如是，最终落得孤家寡人的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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