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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图与父亲最好的告别在人生的最后一刻活的有价值，意味着没有厌倦感，没有孤独感，也没有无助感。当人们探索什么才是最好的告别方式时，也引出了一个艰难的问题：什么时候应该努力医治，什么时候应该放弃治疗？阿图经过大量案例研究发现，经过放化疗和过多医疗干预的患者寿命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延长，反而采用姑息疗法的患者往往活得比放化疗的患者更长。姑息疗法与医学抢救治疗的优先顺序正好相反，医学抢救治疗以治病为先，以延长寿命为先；而姑息治疗则以病人的舒适度为先，根据病人身心情况来调整治疗手段。很多人在进行化疗以后身体和精神快速崩溃，医学抢救治疗的负面效果几乎难以避免。  在阿图的父亲70岁出头的时候，被检查出脊髓长了肿瘤。阿图立即找了两位最有经验的神经外科医生咨询，一位医生提议尽快开刀把脊柱切开拿去肿瘤，并且告诉他们手术的代价是几周之内可能四肢瘫痪，但没有别的选择。另一位医生建议，应该等到阿图的父亲自己觉得情况不能忍受、想要考虑治疗时才做手术。医生分三种类型，家长型、资讯型、解释型。第一个医生就是家长型，以医学权威来指示患者做决定，这也是目前最普遍的医患交往模式。资讯型就是医生把所有数据和事实告诉患者，该怎么做由患者裁决。越来越多的医生对病人的了解少之又少，而对科学的了解越来越多。 事实上，这两种类型的关系都不是人们想要的，我们既想了解信息，又需要掌握和裁决权，同时我们也需要指导。阿图认为，他和父亲遇到的第二个医生就是解释型医生，这种医生的角色是帮助病人确定他们想要什么。解释型医生会询问：“对你来说什么最重要？你有些什么担心？”得到了答案之后，他们会告诉你哪种方法能帮助你实现优先目标。其实，这也是一种共同决策的模式。于是阿图跟父亲商量，虽然查出了脊柱瘤，但依然可以自由的打网球、给自己的病人做手术。就这样，这种相对健康的状况保持了整整四年的时间。所有人都觉得这种幸福就像天上掉下来的一样。而如果一开始就让父亲做了手术，那他可能早已瘫痪在床。 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阿图的父亲都开开心心的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直到有一天开始出现破绽——他打网球的时候，球拍开始从手里飞出去，手指的抓握能力丧失了。父亲非常沮丧，他甚至不再喝酒了。阿图隐约觉得，他们来到了岔道口。他曾目睹几十位病人经过同样的岔道口。严重的危机逼在眼前，艰难的谈话总要开始：“爸爸……你觉得手术时间到了吗？ 如果情况恶化的话，你的目标是什么？为了阻止病情的恶化，你愿意做哪些取舍？“父亲只说，“是该做手术了。我只希望，不要让我太痛苦。“阿图尊重了父亲的选择，送他去做了手术。手术之后恢复得还不错，又生活了好多年。直到最后病情到了不可逆的状况，把父亲接回了家，采用用了不让父亲痛苦的姑息疗法。当父亲疼得厉害的时候，阿图就帮他打吗啡，如果还疼就再打。他带着父亲到院子里坐，一家人越来越珍惜最后相互陪伴的时间。有一天午后，阿图听到爸爸的呼吸声越来越弱，直到悄声无息。有一段时间他们觉得爸爸已经走了，过了一个多小时，他的眼睛睁开了，露出微笑，家人们坐在周围聊着天。过了很长时间，真的没声音了，检查后才发现，才知道爸爸真的走了。 根据阿图一家印度教的传统，用火化的方法安葬了父亲，把骨灰撒进了圣地恒河。仪式结束之后，阿图按照习俗还得喝几口恒河水。恒河水对于世界上最大的宗教来说是神圣的，但同时也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阿图虽然已经预先服用了适当的抗生素，但后来还是得了贾第虫。他觉得这样的仪式把父亲同比我们自身大得多的事物连结在了一起。这是一个完美的告别。 思考死亡是为了活得更好思考死亡是为了活得更好。那些理由不仅仅是在生命的尽头或者是生命衰弱时才变得紧要，而是在人的生命过程中都紧要。无论什么时候身患重病，身体或心智因此垮掉，最重要的问题都是同样的：你怎么理解当时情况及其潜在后果？你有哪些恐惧，哪些希望？你愿意牺牲什么，不愿意做哪些妥协？最有助于实现这一想法的行动方案是什么？近几十年，姑息医疗的诞生把这种思考带入对垂死病人的护理中。生命是一条单行线，生老病死的进程不可逆。正是如此，末期病人和老人才会成为无效治疗和精神照顾缺失的牺牲品。好在社会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亟待解决，我们正在为生命的末期关怀开辟安宁缓和医疗的新路径。 我们相信，到那一天，生的愉悦与死的坦然都将成为生命圆满的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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