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办古籍编辑培训班，多次蒙邀讲课，内容又多与版本校勘有关，却没有很正式的讲稿。今年接到邀请，遂把校书的体会赶写成稿。供同道参考。论述校勘的书和文章已经很多，因时间关系，来不及一一学习，或许有的看法已先有发表，闭门造车，出门合辙，信无掠美之意也。
一、古籍校勘的基本内容是对校 古籍校勘最基本或者说最核心的内容是不同文本之间的对校。陈垣先生总结的“校法四例”，是“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后三种都是“对校法”的辅助手段。这里只讲对校法。 用于对校的不同文本，有的是印刷的本子，宋朝人叫“版本”，因为印刷总要先制版，制版有雕刻木版，也有活字排版、清中期以来的石印版、玻璃版（珂罗版）等。套印本的版，有雕木版的，也有活字版、石印版、珂罗版。石刻书籍主要是历代石经。如儒家经典有东汉熹平石经、魏正始三体石经、唐开成石经、五代蜀石经等。佛教典籍以北京房山石经最了不起，从隋朝刻至清代康熙年间，有计划地刻了一千多种佛经，可以说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大藏经》，与开成石经——刻在石头上的《十二经》一样，影响巨大，价值很高。人们从石刻上拓印纸本，称为“拓本”，也是版本的一种类型，可叫“石本”。 非印刷的本子，主要是写本。例如简帛写本，主要有战国楚简，汉代的银雀山竹简、武威《仪礼》简、马王堆帛书等，其中的书籍较多。至于居延汉简、敦煌汉简、长沙三国吴简，则以非书籍的文书为主，校勘学上用途不大。简帛之后是影响巨大的敦煌写本，北朝、唐代至五代、北宋的产物，以唐代为主，内容以佛经为主，也有经、史、子、集及道教典籍，这些四部典籍的写本，校勘学上意义较大。宋、元、明、清都留下了不少抄本，傅增湘收藏的《洪范政鉴》就是宋代宫廷写本。但传世较多的还是明清至民国间的抄本。明代天一阁旧藏的抄本、山阴祁氏淡生堂、常熟赵琦美脉望馆抄本以及明内府抄本《永乐大典》都很有名。清代抄本尤其丰富，明末清初毛晋汲古阁抄本很名贵，其中影抄宋本特别重要。其他如钱曾述古堂、朱彝尊曝书亭、赵氏小山堂、汪氏振绮堂、鲍氏知不足斋、孔继涵微波榭、刘喜海味经书屋、刘承干嘉业堂抄本，都有一定数量传世，并且很受重视。而庞大的《四库全书》，也是抄写了七份，在校勘上不可轻视。 近人把印刷的版本与非印刷的写本都叫“版本”，这个概念就变大了。不同文本的对校也就可以叫“版本校”。 校勘的基本内容是不同版本之间的对校，那么调查确认版本就成了校勘工作的第一步。 二、版本调查与研究 了解一部书的不同版本，主要手段是查书目和题跋。 要校勘一部书，总是要看过这部书，并初步认定其价值，也就是说至少见过一个本子。那么了解该书的版本，就从你手头的这个本子开始。一般说来，一本书有序言或者后记，你把序、后记看一遍，确定这部书的作者、写作成书的年代。所谓版本，就不会早于写作年代。从写成的年代算起，最早的版本当然是稿本。稿本可以是作者亲笔的手稿本，也可以是作者请人誊清的本子，就是说，稿本不一定是作者亲笔。这其中的关键是，稿本必须是一部书的原始文本，必须与作者有直接关系。如果作者的原稿是夹注在别的书上的，在作者去世之后，有人进行了过录整理，这个整理本就不算是稿本，而只能是整理者的整理稿本。如果说它具有原始性的话，也只能是整理者的原始文本。如果有人得到稿本，过录了一份，那这个过录本也不是稿本，只能是一个抄稿本。原因很简单，这些文本的产生已与作者无关了。民国七、八年间，李之鼎根据《慈云楼藏书志》的稿本过录了一部，有几十册，这个过录本后归刘承干嘉业堂，属于抄稿本。原稿本归叶景葵，现在上图。今天处于电子计算机时代，作者自己录入电脑的文本当然也是稿本，只是不能称为手稿本而已。之所以称为稿本，也是因为它是与作者直接相关的原始文本。 如果有正式的印本，那么稿本有时候是印本的前身。当然有的印本是根据传抄本印行的，有的则是根据更早的印本印行的。根据稿本印行的本子，如果印行于作者生前，由作者经办，或作者指导他人经办，那么这个最早的印本属于“初刻本”，是弥足珍贵的。鉴于在印行过程中，要根据稿本重新写样，刊刻并刷印清样，进行校对。写样以及校清样过程中，对形式或格式要调整，甚至对内容有修改。而出版过程中产生的这些写样和校样大都没有留存下来，因此，即使是初刻本，也与存世的稿本往往存在距离。我们无论影印古书，还是标点校勘古书，都应考虑用初刻本，而不用稿本，因为作者生前经办的初刻本，才可以认定为定本，其内容的最终锤炼、字句的斟酌、文字的校正，往往产生于正式刊印这一关。这一点，如果你发表过文章、出版过著作，看过自己的清样，应该不难体会。《四库全书总目》武英殿刻本，就是经过纪昀一再改订，版面反复改刻，最后印行的，留存于世的《四库提要》稿本有若干种，恐怕都不能取代武英殿刻印的《四库全书总目》作为定本的位置。 初刻本还有初印本和后印本之别。后印本有时经过作者的进一步改订，成为最终的定本。从著作权法角度说，这是作者个人意愿的最终表达，具有权威性。但也有的是迫于形势而不得已改订的，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在文革中改订的本子，学术界就不认为具有定本的性质。这要具体分析。初印本由于保存较原始的面貌，流传不广，而具有特殊的价值，受到收藏者和研究者的特别重视。 初刻本以外的版本，一般认为时代较早的版本更重要。宋刻本胜于元刻本，元刻本胜于明刻本，明刻本胜于清刻本。抄本也是这样。 同一时代的版本，又分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那么官刻、家刻胜于坊刻。这也是指一般情况下。官刻书籍一般是正经、正史、佛教大藏经、道藏，以及官修书籍、皇上御制诗文集等。家刻则往往是文人诗文别集、学者个人著述，以及学者校刻丛书等。坊刻则往往与科举有关，所以经书的坊刻本也颇多。至于有一定市场需求的正史、诸子、著名文学家的诗文集、戏曲、小说、日用工具书、医书等，也有数量很大的坊刻本。官刻、家刻、坊刻的区别，主要在于主持刊刻者和出资者的身份。而正是由于主持刊刻者身份不同，其财力和文化学术水平、品味追求有高下之别，因此坊刻本大都校勘不精，讹误较多，常用俗字，且开版较小，文字较密，墨色不佳，用纸低廉，印本纸张馀幅狭小，几乎一展卷即可判断。官刻、家刻则恰恰不同，大都校勘不苟，刊刻整齐，纸墨精良。有的家刻本展转修版刷印，纸墨不佳，但是风气仍与坊刻有雅俗之别。坊刻本也有白纸初印、刀法精熟的，但校勘不精、多用俗字则仍难改变。 《尚书》的早期版本，如宋王朋甫刻本、宋刊纂图互注本、李盛铎藏宋刻本、宋魏县尉宅刻《尚书注疏》、南宋末山西平水刻的《尚书注疏》、元十行本《尚书注疏》、明永乐本《尚书注疏》，都是文物价值很高的“善本”，但全都是坊刻本。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校勘不精、多用俗字。情况不同的则是南宋国子监刻单疏本《尚书正义》、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八行本《尚书正义》，都是典型的官刻本，校勘精审，用字规范。明代嘉靖间李元阳刻《尚书注疏》（《十三经注疏》之一），主持人李元阳为福建巡按、江以达为提学佥事，属于地方官刻，由于刻书地点是坊刻盛行的福建，底本又是坊刻本元刊明修十行本，连刻工都是参与十行本嘉靖修版的一批人马，因此带有坊刻本的痕迹。比如俗字较多，有省简笔画的倾向，但在改正讹误方面仍有积极表现，呈现出官刻的特征。万历十七年北京国子监刻《尚书注疏》（《十三经注疏》之一），则是十足的官刻本，用字极为规范，刊刻精工。其底本为李元阳本，但改正了李本的某些讹误。监本避讳很严，从朱元璋的“璋”字，到朱常的“洛”字，都缺笔避讳。朱常洛是万历皇帝的儿子，万历二十九年立为太子，后来成为泰昌皇帝，在位一个月就死于红丸案。“洛”字缺笔可能是刊成后修版。总之，这是少有的谨严的表现。后来的乾隆武英殿刻本、嘉庆阮元南昌府学刻本，当然都是著名的官刻本。毛氏汲古阁本以北监本为底本，较北监本互有短长，仍不失为较好的家刻本。 前面说一般情况下年代早的版本优于晚的,官刻本、家刻本优于坊刻本。那么，不是一般情况呢？就有刊刻、抄写年代晚，却胜于年代早的版本。例如明嘉靖时期出现覆刻宋本，清代至民国间更有覆刻宋元本的风气。这些本子比一般明刻本自然要好。例如南宋刘叔刚一经堂刻《附释音礼记注疏》，也就是宋十行本，是《十三经注疏》这套注疏本中《礼记注疏》的祖本，清代乾隆年间权臣和珅覆刻了这个本子，而宋刻原本不知下落了，那么这个清代的和珅本就优于更早的元十行本。元十行本我们看到的是明中期修版，有的版面缺字很多，嘉靖李元阳本、万历北监本，几乎都无法补上那些缺字，毛氏汲古阁本补了若干，却有臆补之处，受到批评。阮元的本子就是据元刊明修十行本刊刻的。因此，和珅覆刻的刘叔刚本自然优于元十行本以下各本。刘叔刚本是南宋福建坊刻本，当然也免不了坊刻本的不良习惯，但相对说，还是较好的本子。今天点校《礼记注疏》，可以考虑用和珅刻本为底本，而以宋刊八行本、宋刊单疏残本等为校本。 《十三经注疏》是一部丛书，这部丛书大约形成于南宋福建建阳书坊。刘叔刚一经堂刻十行本《附释音毛诗注疏》（日本足利学校藏，已影印精装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日本足利学校藏一部，另一部藏我国国图[卷一至二十九]、台湾故宫[卷三十至六十]）、《监本附音春秋穀梁传注疏》（国图，已影印）、《附释音礼记注疏》（仅有和珅覆刻本）以及宋魏县尉宅刻九行本《附释音尚书注疏》（台故宫，已影印）都是其残存部分。 南宋末年廖莹中曾计划开雕手节本《十三经注疏》，见南宋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贾廖刊书》：“又有《三礼节》、《左传节》、《诸史要略》及建宁所开《文选》诸书。其后又欲开手节《十三经注疏》、姚氏注《战国策》、《注坡诗》，皆未及入梓，而国事异矣。”南宋有刊刻节选本的风气，传世的《九经要义》、《十七史详节》就是大部头节本，而廖莹中手节未及刊刻的《十三经注疏》当属《十七史详节》同类的节本。廖莹中据以节略的底本《十三经注疏》应当是当时业已存在的一套丛书，这套丛书应当就是《九经三传沿革例》所说的“建本有音释注疏”的本子。 《沿革例》是元相台岳氏重刊廖莹中《九经三传》时根据廖莹中旧有的《九经总例》稍加增补而成的。明代内府同时藏有元盱郡重刊廖莹中《九经总例》和元相台岳氏《九经三传沿革例》，明代张萱《内阁藏书目录》卷二说：“《九经沿革》一册全，又一册全，宋相台岳珂家塾刊本，与《九经总例》相同。”这一例证是张政烺先生发现的。我们有理由推测，廖莹中手节的《十三经注疏》就是《沿革例》所说的“建本有音释注疏”的本子，也就是刘叔刚等刊刻的宋十行本。这是后来《十三经注疏》的祖本，特征是“有音释注疏”。就是说《十三经注疏》作为刊成于南宋末年福建书坊的一套丛书，其基本内容是十三部包含经、注、疏、释文的注疏。基于这样的考虑，《十三经注疏》之前的两大系列，单疏本、两浙东路茶盐司的八行本，只能视为《十三经注疏》的前身，而非《十三经注疏》的祖本。在今天整理校刊《十三经注疏》工作中，仍宜选用宋十行本及以下各《十三经注疏》本为宜。其中格式的分歧，释文的详略，《十三经注疏》都自成体系，难以与单疏、八行本合流。当然这不妨碍另外整理单疏本、八行本的行为，而整理单疏本、八行本的成果可冠以《诸经单疏本丛刊》、《诸经八行本丛刊》，不见得要冠以《十三经注疏》之名，否则真有张冠李戴之嫌，反不如各行其是，来得科学。 我们从事校勘之前进行版本调查，不仅要了解有哪些版本、藏在何处，还要了解前人对这些版本的认识，这些认识包括版本的类型，各个版本之间的关系，以及校勘的质量。当然不见得都有结论，即使是有，也不见得正确，但参考价值是不容小看的。 调查版本的办法，主要是查找各家书目的记载。就目前看，可以先查傅增湘的《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总目》、台湾《中央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台湾《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以及日本静嘉堂、宫内厅、内阁文库、东洋文库、京大人文所、东大东洋所、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等藏书目录，加上网上信息，如古籍普查平台、学苑汲古等，可以获得十分之九的版本线索。 在获得版本线索之后，还要进一步查找前人的有关著录和论述。传世的版本，尤其善本，往往曾经前人收藏，因此顺着收藏印章、题记等线索，查找有关书志、题跋，是有效的途径。还可以通过《古籍版本题记索引》这样的工具书查找线索。总之，要把前人的有关记述、评价找出来参考。例如《毛诗注疏》宋刊八行本久已亡佚，日本澁江全善、森立之等《经籍访古志》著录：“《毛诗注疏》零本八卷，旧抄本，求古楼藏。原二十卷，今存卷一上、卷四上下、卷五、卷六上下、卷十二上下，凡五册。有‘多福文库’朱印。此本系影写宋本，其体裁正与足利学所藏宋本《易》、《书》、《礼记》注疏符。山井鼎作《七经考文》日，未得此种本，故于《诗》、《春秋》唯以南宋附释音本校之耳。则此本虽曰残缺，亦最可贵珍也。”求古楼是嘉庆道光时期日本最著名的藏书家狩谷望之的藏书楼，他收藏的这部五册旧抄残本，体裁与足利学所藏宋刊八行本《周易注疏》《尚书正义》《礼记正义》同，是宋刊八行本《毛诗注疏》的残抄本，弥足珍贵。杨守敬《观海堂书目》（国图藏抄本）著录：“《毛诗注疏》五本，一、四、五、六、十二卷，影宋黄唐残本，日本古抄本。”观海堂藏书归故宫，迁往台湾。《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著录：“《毛诗注疏》存五卷，日本室町末期抄配备江户中期抄本，五册，存卷一上、卷四、卷五、卷六、卷十二。”虽著录稍异，而此五册日本残抄《毛诗注疏》一脉相承，踪迹固清晰可考也。经清华大学刘蔷教授、台湾故宫许媛婷女士大力帮助，我们终于获得校勘的机会，委托门生李寒光、许媛婷女史助理魏宏城分工校勘。台湾故宫考虑到该书已经耐不住翻阅，特别进行了装裱修复。这种精神值得大陆的同行学习。版本调查就是要顺藤摸瓜。校勘学离不开目录学、版本学的支撑，从这里可以体会到。
三、确定校勘方案 整理古籍，因为有不同的目标，方案不尽一致。总体上说，有繁、简二路，姑且叫详校派、略校派。我们熟悉的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大抵属于详校一路，把主要的异文都列出来，有的作了是非判断，有的也不表态。阮元之前，日本山井鼎、物观《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也算是详校派，但山井鼎重视的是宋本、古本的异文，至于元刊明修十行本、李元阳本、北监本的异文，山井鼎虽然校了，却很少列举其异文。阮元吸收山井鼎所校的宋本、古本等异文成果，加上十行本、李元阳本（闽本）、北监本（监）、毛晋本等版本的异文，就比山井鼎更详细了。俞樾赞扬阮本读一本如读数本，就是基于这个考虑。张元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也属于详校派。日本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加藤虎之亮《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勘记》都是十分详细的校勘记，属于校记中的详校派。 校记比较简要的，如乾隆武英殿刻《相台五经》的“考证”，乾隆武英殿刻《二十四史》、《十三经注疏》的“考证”，大都是在涉及是非时才出校记，对一般异文就不出校记了。建国后中华书局点校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的校勘记都是略校一路。王仲荦先生承担《宋书》点校，单独撰写了《宋书校勘记长编》，就是校记较繁的一路，而中华书局正式出版的点校本《宋书》，校记也是王仲荦写的，都是简要一路，那是中华书局体例使然。我们看王仲荦在《长编》中经常于考证之末加注：“径改不出校。”读者可谓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在中华书局计划修订《二十四史》点校本时，徐俊等领导曾到王仲荦先生家拜访。夫人郑宜秀教授交出《长编》遗稿，中华书局马上影印出版了，精装16开三册，可谓传世佳作。这个《长编》属于详校。 为什么会出现繁、简两路校勘记呢？这是为了不同读者的需要。一般读者，阅读繁琐的校勘记，没有兴趣，而从事学术研究的读者，又希望异文信息尽量全，只有信息全了才能下出更正确的结论，这是科学研究的起码道理。1986至1987年我们山大古籍所研究生班曾经在王绍曾、霍旭东先生指导下点校《清人笔记丛刊》十几种，齐鲁书社计划出版。后来因出版形势困难，退了稿，还给了退稿费。陈新先生曾应邀审阅这批稿件。陈先生是古籍整理的名家，他明确反对繁琐校记，认为罗列异文，不判是非，是没有用的校勘记。他还明确批评关德栋先生的《贾凫西木皮词校注》校记过于繁琐。在陈先生主持《全宋诗》工作中，也曾对我说，傅增湘、缪荃孙的校本没有用。近数十年来，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等主导的古籍点校模式，都是“底本不误而校本误的不出校记”。照这样的模式，繁琐校勘记就应当灭绝了。可事实并非如此。我想，应当是读者的不同需求使得繁、简两路校记都得以生存。持两种观点的专家没有必要相互批评，各行其是可也。 那么校勘记在什么情况下宜简，什么情况下宜繁，就不能不认真考虑了。我认为经典著作、文化要典，应当允许校勘上的繁、简二本存在。繁本供研究者参考，简本供一般读者阅读。繁本应采取清朝人说的“死校法”，对异文详加罗列，只把部分异形异体字排除在外。简本则对异文严加考察，底本不误而校本误的不出校记；底本误而据校本改的出校记；校记尽可能采用较早的祖本的异文，而不是罗列所有版本；明显的误字径改不出校。这样校记就大大简化了。 至于特殊文献，如出土文献、敦煌文献，其校记更应不厌其繁，异形异体字完全不能省略，而应细大不捐、一律罗列，必要时要摹写原样或复制截图，力求向读者传递准确信息。 一般文献，面向一般读者，就可以考虑首先整理校记简略的本子，以应读者需求。
四、选择底本 无论是校记繁的，还是校记简的，都有选择底本的问题。一般主张选择错误少的本子作底本。原因是底本不误而校本误的不必出校，底本错误少了，校记自然就少。所以选择错误少的本子作底本，可以配合略校派的主张。 至于详校，选择底本应考虑该本在传世版本中的兼容性。什么是兼容性？举例说，《尚书注疏》传世版本以十行本系统最通行，有宋刊九行本、元刊明修十行本、永乐本、李元阳本、北监本、毛本、阮本七个版本。不能兼容的版本则是单疏本、八行本、平水本、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本。这几个不能兼容的版本主要是内容和结构差异。单疏本只有疏，没有经、注、释文。八行本有经、注、疏，没有释文。殿本大幅改变了十行本系统的结构，虽然具备经、注、疏、释文，也无法兼容。库本是殿本的过录本。平水本自成系统，与各本不兼容。所以底本应在十行本系统选一个。选什么本呢？应当是版面清楚、整齐、内容齐全的本子。宋刊九行本年代早，清朗，体例与十行本系统基本一致，但六册缺少一册，不适合作底本。元刊明修十行本，明版占了大半，明版部分简化字、俗体字非常多，而且有缺字。永乐本同样是俗体字、讹误字稍多。李元阳本以元刊明修十行本为底本，虽有改善，而仍留有元刊明修十行本的缺点：简笔字、俗体字稍多，且有缺字。符合条件的是北监本、汲古阁本、阮元本。三本之中监本较早，文字规范，适合作底本。当然用阮元本也可以。 选择底本，须亲自检看已知各本，加以比较，挑选内容完整、文字清晰者。不可震于盛名，盲目决定。我们校《十三经注疏》，曾考虑用《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之元刊明修本《十三经注疏》。原书北京市文物局收藏，钤“刘盼遂印”。阮元《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所据“宋十行本”实与此本同版，刷印微有早晚而已。及与门生张学谦、李寒光二君逐册检视，则大失所望，几不敢信为阮刻底本，明版抽换过半，俗字讹字甚多，且不乏墨丁缺字，甚至整片缺字。阮元重刊，文字已基本规范化，开版整饬，且附校勘记，已判若两本。学者能目验元刊明修十行本的，百不一二，只是就阮元《重刻宋板注疏总目录》所云“十行本为诸本最古之册”，后来闽、监、毛本“辗转翻刻，讹谬百出”之语，奉十行本若神明。实则元刊明正德嘉靖重修版之十行本为《十三经注疏》最劣下之本，其本经阮元重刻，真有脱胎换骨之感。因此，元刊明修十行本，作为校本，绝不可少，作为底本，则势所不能。古籍整理的底本，应以内容完整、文字规范、版面清朗，作为选择标准。当然，俗文学作品、民间文献，绝无官本、家刻传世，则另当别论。
五、确定校本 底本既定，其他版本均可为校本。 对于校记简略一路，周祖谟先生《洛阳伽蓝记校释叙例》分析最透彻，受到黄永年先生推崇。《叙例》云：“《伽蓝记》之传本虽多，惟如隐堂本及《古今逸史》本为古。后此传刻《伽蓝记》者皆不出此两本。故二者殆为后日一切刻本之祖本也。校《伽蓝记》，自当以此二者为主。如振裘挈领，馀皆怡然理顺。苟侈陈众本，而不得其要，则览者瞀乱，劳而少功矣。”周祖谟先生的分析，可以说是对略校派主张的最好概括。按周先生的意见，《洛阳伽蓝记》的对校本是明代如隐堂本和《古今逸史》本。其馀各本则作为参校本。所谓参校本，就是不需要全部通校的本子，只作为抽校参考而已。周祖谟先生的目的，显然是整理出一部错误较少、校勘记简明的《洛阳伽蓝记》读本来。周先生的这一目的也达到了，受到学术界的一致好评。 然而《洛阳伽蓝记校释》却不能认为完成了该书的校勘工作。这个姑且不论。1936年到1937年，周祖谟先生曾完成了一部校勘名著《广韵校本》，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广韵校本》的校勘过程中，周先生就没有采用后来《洛阳伽蓝记校释》的校勘路子。总体上看，《广韵校本》走的是繁琐一路。1989年周先生写了一篇《我和<广韵>》，回顾了这项工作。该文很有参考价值。周先生选用的底本是清代康熙年间张士俊泽存堂刻本。今天看，这个本子雕镂精工、印本清朗，可谓光彩照人，而又不难获得。另一个康熙本曹寅楝亭刻本同样精雅，而且讹误较少，但流传不广，不易获得。可见，选择底本固然要求具备基本条件，但也要考虑是否通行易得。周先生的校本则包括：曹寅楝亭重刊宋本、黎庶昌《古逸丛书》覆刻宋本、《四部丛刊》影印南宋巾箱本、傅增湘旧藏北宋本、日本金泽文库藏北宋本、王国维临黄丕烈过录段玉裁校本、王国维用巾箱本校泽存堂本、涵芬楼藏影写宋本、元泰定本、明经厂本等十种。周先生还认为，鉴于“《广韵》是依据由唐代流传下来的《切韵》、《唐韵》系统的韵书加以纂修的，校勘《广韵》应当尽量应用所能见到的唐代的《切韵》和《唐韵》的写本”，周先生掌握的这类写本有二十种之多。周先生描述其工作程序说：“这十种都要往复一一对校，辨别异同。”他说：“我在进行校勘的时候，先以张氏泽存堂初印本作为底本，与其他宋本和元明两代的刻本对校，凡有不同，都记在泽存堂本的书眉上。这是一道工夫。然后另取一本泽存堂本与上述的二十种唐五代韵书对校，同样把不同处记在书眉上，这又是一道工夫。有了这两个校本作基础，然后进行一字一行的校定。举凡文字的形体、反切的注音、注释的文句都一一审核，刊正谬误。凡板本上不能解决的，自然要去检书定其是非……凡是有校改，如误字、脱文、衍文，都书于泽存堂初印本书眉上，并按《广韵》卷次、韵部、叶数的次第写成校勘记。凡有不知，只有阙遗，不敢妄下雌黄。”又说：“经过校订、摘录，最后写定《校本》，并写出三千四百七十七条校记清本。”其中“共校正讹误一千九百八十七处”。就是说还有约一千五百条校记是不能断其是非的。《广韵校本》出版的模式是：正文影印泽存堂本，而把《校勘记》附在书后。很明显，周祖谟先生的《广韵校本》在校勘上走的是详校一路。在从事《广韵》校勘工作中，周先生就没有顾忌“侈陈众本”、“览者瞀乱”的问题。 在确定校本的问题上，略校派要求确定版本系统，找出不同系统的祖本，以祖本与祖本详细对校，其馀后来刻本则只作参校。而详校派则要把掌握的主要版本全部通校，细大不捐。校勘记则尽量全面，即使不能断是非的，也要写进校记。黄焯先生《经典释文汇校前言》说：“今以宋本校徐本，凡遇宋本有疑似处，虽明知其误，亦录存之。”又说：“凡清世诸师校语，其于《释文》字体音义不甚关切的，也都录存。因此类校语系经展转迻录，别无刻本，与其过而废之，不若过而存之。”从黄焯先生的《前言》看，也属于详校一路。不过详校也不是什么都记，不加别择，对常见的异形字，一般也不入校勘记。
六、分校与分校记 在确定底本和校本之后，先将底本复制成单页的复印本，拿底本的复印本与一个校本对校。为了尽量把异文都校出来，应当校二至三遍。如果初校、二校、三校换人办理，更有效。校本有多种，首先校哪个本子呢？不妨选择与底本关系较近的本子先校，由近及远，依次对校。我们校《尚书注疏》，以万历北京国子监刻本为底本，北监本的前身是李元阳本，北监本的后身是毛氏汲古阁本，可以考虑先校这两个本子。 校对时，底本和校本都摆在桌子上，往复对比，一字不遗。凡遇不同，即写在底本北监本上，天头、地脚、左右馀幅，空间要精心安排，井井有条。异文要工楷照写，不可用行书，不可换字体。异文与底本对应字之间用线连接，明明白白，不必用其他符号。 初次校书，立即被异形异体字困扰。如眞、真，峰、峯，随处可见。又有“真”字内三横两横之别，“富”字上有点无点之异，以及异字同形，如己、巳、已之难分，不胜其繁。大型校书活动，需集体开会，逐步汇集《异形异体字表》，凡入表者，不再出校。我为《十三经注疏汇校》制订了确定两个字为异形异体字的四项原则：第一，在原字基础上的繁化、简化或重构；第二，音义全同；第三，不构成新字；第四，在一定范围内通用。就是说，两个字之间，无论字形、字音、字义都不会与别的字产生纠葛，并且要通用。偶尔出现的异体异形字，即使符合前三条，也不鼓励不出校记。因为每少出一条校记，就丧失一条信息。从事敦煌文献、出土文献整理的专家，不会同意排斥异形异体字。那是特殊文献，完全可以理解。而对传世文献，大量把异形异体字写入校勘记就极难操作了。我们把阮元本《尚书注疏》与它的底本元刊明修十行本对校，请非专业的大学生对校，告诉他们，凡有不同即划出来，结果满纸都是，难以想象。所以务实的办法，还是要剔除那些反复出现的异形异体字。 初校完成一卷，并且排除了那些常见的异形异体字，剩下的异文就要严格根据约定，写入《校勘记》。 一校之后交付二校。二校重复一校的工作,逐字逐句重复对校，发现初校漏校、误校的文字，用另一种颜色的笔勾画出来，写在北监本复印件的上下左右空白处。同时还要检查一校的校勘记，有没有摘句错误，卷、页、行错误，记录异文错误。如果有，予以改正。至于新发现的异文，则写成《二校记》。二校之后，用同样的方式付三校，形成《三校记》。 北监本与李元阳本所有的内容都校完三遍，每卷都写成了三份校记，那么对李元阳本的对校工作就结束了。 用同样的方法校毛氏汲古阁本、元刊明修十行本、宋魏县尉宅本、阮元本、武英殿本、库本、蒙古平水本、八行本、单疏本，把注疏系统的本子全部校完。再扩大到白文本唐开成石经本、经注本李盛铎旧藏宋本、经注释文本纂图互注本、宋王朋甫本、元相台岳氏本等。都以同样的方式形成一对一的单本分校记，每个分校记同样包括一校记、二校记、三校记。 版本校完了，还要把前人已有的校记收集来，如日本山井鼎、物观《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清人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卢文弨《群书拾补·尚书注疏考正》、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等等。把这些校记分头按北监本的卷几第几页第几行拆分成条目，格式与分版本的校勘记相同。 以上这些成果会有数十份，我们叫“分校记”。
七、汇校与汇校记 上面的分校记虽然份数很多，但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按万历北监本第几卷第几页第几行哪句话哪个字分成了条目。 我们把所有的分校记复印下来，进行以下工作： 第一步，对所有的对校本按版本的年代排出顺序，给出序号。例如唐石经本序号1，单疏本序号2，八行本序号3。对前人的成果，也按形成的年代排出顺序，接着版本排出顺序号。 第二步，为所有的版本确定简称。如唐石经本简称“石”，单疏本简称“单”，八行本简称“八”等。 第三步，在复印的分校记上，每一条分校记的下方，写上版本的序号。例如唐石经本分校记，每条下方都写上“1”。单疏本校记，每条下方都写上“2”。 第四步，用剪刀把分校记逐条剪开。按每条所记北监本卷、页、行、句重新分编。同一句话的分校记聚在一起，按版本序号排顺。例如卷二《尧典》第三页第十六行疏文“载孚在亳”，共有版本异文校勘记五条，为八行本、魏县尉宅本、十行本、永乐本、阮元本，均是“亳”作“毫”。另有前人校记二条，一条为卢文弨《拾补》，一条为张钧衡《校记》。这样在“载孚在亳”句下共汇集了七条分校记。我们根据编号的先后，汇为这样一条校勘记： 《尧典》卷二第三页十六行疏：载孚在亳。亳，八、魏、十、永、阮作毫。○卢文弨《拾补》：载俘在亳。毛本俘作孚。孚当作俘。○张钧衡《校记》：伊训云：载孚在亳。阮本亳误毫。 从这条汇校校勘记，我们可以发现，“亳”字宋八行本、魏县尉宅本、元刊明修十行本、永乐刊本、阮元刊本作“毫”，而宋刊单疏本、平水本、明李元阳本、明北监本、毛氏汲古阁本、武英殿本作“亳”。张钧衡《校记》指出“阮本亳误毫”。 我们再看今人整理的本子。北大出版社《十三经注疏》本，用阮元本作底本，径改“毫”为“亳”，不出校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黄怀信先生点校本，用八行本作底本，改“毫”为“亳”，其校勘记云：“‘亳’原误‘毫’，阮本同。李本作‘豪’。今据宋单疏本改正。今《伊训》有‘朕哉自亳’。”总体上很好。不过存在两个小问题：一、李本（李元阳闽本）并不作“豪”，而是作“亳”。这是李元阳根据元刊明修十行本重刻时，改“毫”为“亳”，可见李元阳本在校勘方面的努力。二、张钧衡《校记》指出“亳阮本误毫”，是一种可采纳的成果，可考虑引用。北大《儒藏》本改“毫”为“亳”，校记云：“‘亳’，原作‘毫’，据宋单疏本、阮刻本改。”根据《点校说明》，《儒藏》的底本是《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刊八行本，阮元本为校本，用的是中华书局重印世界书局本。我们核校中华书局的阮本，作“毫”，正如张钧衡指出的那样。那么校勘记所云“据宋单疏本、阮刻本改”就不符合实际了，因为阮刻本不作“亳”。校记应改为：“据宋单疏本改。” 我们再从这条校记回看阮元《校勘记》。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有甲、乙二本。甲本有文选楼初刻本、《皇清经解》重刻本，内容全，是足本，其底本基本上是毛氏汲古阁本，而以十行、闽、监为校本。毛本作“亳”，十行本作“毫”，闽、监本作“亳”。阮元《校勘记》没有出校，应当理解为漏校。阮元《校勘记》乙本，即通行的南昌府学刊《十三经注疏》每卷附刻的《校勘记》，当然也没有这一条。北大出版社的标点本，校勘记主要取自阮元校勘记，没有作更多的校勘，阮元既没出校，所以北大出版社本也没有校记，对这个讹字采取了径改不出校的处理方式。事实上单疏本、平水本、闽、监、毛、殿本都作“亳”，可以出校记。况且张钧衡《校记》也已指出阮本误毫，可以引用。 我们的汇校中还提供了卢文弨的意见，那就是“孚”当作“俘”。卢氏没说明理由，可以认为是理校，具有参考价值，也是可以引用的。 从以上的分析比较，汇校的优越性是不难看出的。
八、校勘的功用 校勘的主要功用有四条：一、改正错误；二、探明版本源流；三、判断版本优劣；四、保存旧本面貌。对校勘的第一功用是改正错误，这是有统一认识的。而对第二、第三、第四功用，则不是人人都重视的。 关于探明版本版本源流，也就是考察版本之间的关系，我曾写过一篇《明永乐本<尚书注疏>跋》。永乐元年刊《尚书注疏》已知的有三部，一部是天一阁旧藏的，定为宋刻本，张钧衡获之，请缪荃孙、陶子麟影宋刊行，附《校勘记》一卷，是缪荃孙代撰的。天一阁的那部原本抗战中归了中央图书馆，解放前夕带到台湾，他们改定为明初刻本。二是陆心源藏本，定为“明覆宋八行大字本”，后归日本静嘉堂文库。一部是卢址抱经楼藏本，傅增湘见过，但现在不知下落了。三部中只有卢址那一部有“永乐元年刊”小字一行，另二部无标志，所以鉴定困难。陆心源认为是覆宋本，到底可信不可信呢？我拿《君奭》篇的释文作比对，该篇《经典释文》共52条，宋魏县尉宅刊本也是52条，到了元十行本，脱去24条又两半条。而永乐本同样脱去24条又两半条。加上其他例子，充分证明永乐本的前身是元十行本。非但天一阁定为宋刊本不可能，陆心源说它是“覆宋八行大字本”也是悬揣之辞，不可信。不加校勘，我们用什么办法能知道永乐本源于元十行本呢？刘师培撰写的《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王重民收入《敦煌古籍叙录》，我们看刘氏的跋文，罗列敦煌本与传世版本的不同，指出“经文多异唐石经”、“或与《释文》本合”、“或与《释文》所引或本、一本、俗本合”、“或与《释文》所引旧本合”（见《<毛诗诂训传·国风>残卷跋》），目的是揭示敦煌写本与陆德明所见南北朝时期写本的近缘关系，而不全是讨论经典文本的讹误问题。 关于判断版本优劣，我也曾写过一篇与《日知录》商榷的文章。前人对万历北监本评价很低。张尔岐用唐石经本《仪礼》校北监本，发现脱文讹文多条，写成《仪礼监本正误》一卷。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参考张尔岐的成果指责北监本是“秦火未亡，亡于监刻”。《四库全书总目》在《仪礼注疏提要》中引用了顾炎武的《日知录》，阮元《十三经注疏》当中的《仪礼注疏》又把《四库提要》冠于前，学术界对于北监本的认识也就一边倒了。黄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学》讲“明后期刻本的善本问题”的时候就说：“有的确实未经很好的校勘，如北监本的《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之类。”这是对顾炎武《日知录》的沿用，因为《日知录》该条的题目就是《监本二十一史》，而批评的是《十三经》、《二十一史》“校勘不精，讹舛弥甚”。然而顾炎武列举的北监本《仪礼注疏》的脱文在其前的李元阳本就没有，更早的陈凤梧本也没有，可见脱文由来已久，北监本只是沿误。至于顾炎武认为所脱经文可以据唐石经补上，而“注、疏遂亡”，更是揣测之说，因为从宋单疏本看，贾公彦的《仪礼疏》中并没有为这段经文作疏。既然不曾有疏，何谈“亡”呢？顾炎武的结论看上去凿凿有据，实际上站不住脚。我们订正顾炎武的偏差，靠的也正是校勘。我们应当把传世的《仪礼注疏》版本以及相关的白文本、单疏本、经注本都校过，才能弄清楚版本源流，从而弄清楚错误是从何而来的，冤有头，债有主，才不至于得出错误结论。根据我们的校勘，北监本改正了不少讹误，完全可以说，当时是经过慎重校勘的。只是明朝人校勘学水平不高，所以对底本、校本、校勘工作，往往不交待，读者一头雾水，不知其来龙去脉。我们不能用清朝人的标准要求明朝人，而应站在明代的水平上去看北监本。可以说在明代，北监本《十三经注疏》已经是最好的了，称得上是善本。关于这一点，北监本的经手人没有说明，我们不通过平心静气的校勘，不通过与其他版本如十行本、永乐本、李元阳本、毛本的比较，怎么能知道北监本的优劣善否呢？ 周祖谟先生从事《广韵校本》，他通过全面校勘，得出了宝贵结论，他在《我和<广韵>》中说：“经过全面对校之后，得知泽存堂本和《古逸丛书》本都是出自南宋监本，刊工姓名全与北宋本不同。其次得知南北监本错字都不少，张士俊泽存堂本已做了不少校正，是其长处。但是也有原本不误，而张氏改错了的，甚至还有非原本所有，而为张氏增加出来的，不经校对，无从知晓。这是泽存堂本的短处。黎刻《古逸丛书》本照监本覆刻，本当存其原貌，但他又偏偏按张本改订，张本对的，固无论，张本错的，照搬过来，反成过失。《四部丛刊》本也是出自监本，不过错误较少，也许经过校订。《楝亭五种》本则与《四部丛刊》本相近。”周先生对北宋监本、南宋监本、由宋监本衍生出来的泽存堂本、《古逸丛书》本、《楝亭五种》本、《四部丛刊》本进行的评价，完全出于校勘的结果。按周先生对《洛阳伽蓝记》的校勘主张，其实可以只校北宋监本、南宋监本，而泽存堂、《楝亭》、《古逸》、《四部丛刊》本可以不校了。那他的精彩结论自然也没有。这是科学研究的规律。 关于保存旧本面貌。这一功能主要表现在清人和民国间藏书家的批校本。《四部丛刊》影印了一部《鲍氏集》，是《四部丛刊》中少有的套印本。这部书是影印的毛扆的校宋本。毛扆用红笔工工整整在明刻本上按宋本校改，包括行款也用横线标出来了。其目的一清二楚，是为保存宋本的面貌。清代陆贻典、何焯、惠栋、卢文弨、黄丕烈、顾广圻等留下了大量手校本。杨绍和《楹书隅录初编》及《续编》，著录了许多名贵的校本，如《初编》卷三《校宋本说苑》二十卷三册，黄丕烈校，黄丕烈跋云：“嘉庆元年冬借顾抱冲所藏残宋本《说苑》校此。顾本缺八至十三，复借周香严所藏钱遵王手校宋本补完。”又跋云：“明刻当以程荣《汉魏丛书》本为近古，馀则脱落不可殚述，故传校宋本于此册。后之见是篇者，勿轻置之。”当时藏书家之间借校传校的风气颇浓。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这一派的校勘，旨在存旧本面目。与影刻宋本目的相近。我曾见过丁山教授过录王国维校《水经注》，朱墨灿然，肃然起敬。古籍善本中，有一种名家校本，大抵属于这一派。 校勘记是专门学术成果，顾炎武《九经误字》、山井鼎、物观《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卢文弨《群书拾补》、阮元文选楼本《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等，都是脱离了原书独立存在的校勘记。但是今天校书，一般与正文的整理相结合，把校勘的成果体现在对正文的改正，季羡林先生主编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其校勘由范祥雍分担），就是既要整理出《西域记》的定本，又要附撰详细的校勘记，可以说具有示范意义。至于略校派，校勘记更是对正文校正的一种辅助说明，很少单行。不过，清人覆刻宋本，而附校勘记，早已成为传统，顾千里为胡克家影刊宋尤袤池阳郡斋本《文选》李善注，就附有《考异》十卷。黄丕烈影刻宋明道本《国语》，也有《札记》一卷。已经成为影刻或影印古本的一种模式。阮元《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也明确表示：“今重刻宋板，凡有明知宋板之误字，亦不使轻改，但加圈于误字之旁，而别据《校勘记》择其说附载于每卷之末，俾后之学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据，慎之至也。”不改正文，而在校勘记中记录异文，表明是非判断，或一时不能判断，存而不论，这不失为一种模式。与《大唐西域记》改正正文错误，又附校勘记于后的模式，可以并行不悖。周祖谟《尔雅校笺》就是正文影印宋本《尔雅》而附校记于后的做法，与早年的《广韵校本》模式相同。黄焯《经典释文汇校》则是正文影印徐乾学通志堂本，而附《汇校》于全书之后。我们从事《十三经注疏汇校》，用的就是正文影印万历北监本，而附《汇校》于各卷之后的模式，与阮元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的模式相似，不同的是阮元正文是刊刻的，我们是影印的。我们认为校书的模式可以有繁简二派，而校勘成果的表达也是多式多样的。可以改正文，清人称之为“活校”。也可以不改正文，顾千里云“以不校校之”者是也。学者可以根据情况及个人的主张作出不同的选择。 校勘成果除了常见的校勘记之外，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表达，这些方式包括：一、书录题跋。如刘向校书撰写的书录《晏子春秋书录》，清修《四库全书》各书书首的提要，张元济《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各书的跋文，傅增湘陆续发表后来结集的《藏园群书题记》等，都有不少校勘成果蕴含其中。二、书目书志。如《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宝礼堂宋本书录》、《适园藏书志》，提要中含有校勘内容之外，特殊版本的书志后还附有校勘记。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也有大量校勘成果。三、笔记杂著。如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义述闻》、钱大昕《竹汀先生日记钞》、陆心源《群书校补》等。近人发表的论文、札记，也属此类。 以上关于古籍校勘中“对校法”的讨论还不够条理，欢迎同道诸君批评指正。 二〇一六年八月七日 「 「作者简介：杜泽逊，山东滕州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尼山学堂班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四库学、清代文献研究、山东地方文献整理研究和经学文献整理研究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