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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十三经”为代表的经书是儒家经典的核心，历代学者都希望通过校勘，确定不同文本之间异文的是非，形成一个错误较少的文本，因而留下大量校勘成果，但经书校勘与整理的工作远未终结。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早已成为学界通行本，但《十三经注疏》却始终未能出现类似的新整理本，阮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承担着通行本的任务。因此，较为完善的《十三经注疏》整理本是当下学界亟需的成果。 注疏的整理工作必须以汇校为基础，这是学界的共识。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领导的团队正在陆续推出《五经正义汇校》，北京大学顾永新教授领导的团队也在进行《周易注疏汇校》工作，这是以团队形式进行的覆盖经、注、疏、释文的全面汇校。王锷教授的《礼记郑注汇校》则是一部以一人之力完成的单经汇校成果，校勘对象为最核心的经文与郑注，并附释文。 《礼记郑注汇校》 王锷教授的《礼记》研究工作有明确的目标与合理的规划，此前出版的《礼记版本研究》首先厘清现存《礼记》重要版本的刊刻源流与优劣差异，为《礼记郑注汇校》的版本选择与体例安排打下基础，而《汇校》又是《礼记注》定本整理的基础与前提。正是这种合理规划与持续研究保证了系列成果的不断推出，这种研究模式对于其他经典的研究无疑具有示范意义。 《礼记版本研究》 本书汇校的文本包括《礼记》经文、郑玄注文和陆德明《释文》，以《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宋本《纂图互注礼记》为底本，所用对校本、参校本及相关校勘成果多达35种，可谓网罗殆尽，极便利用。本书在手，刻本系统的《礼记》经文、注文、释文异文均可轻松检得，省去搜罗版本、反复翻检之劳。 总体而言，本书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版本网罗全面 阮元《礼记注疏校勘记》引据版本有经本2种（唐石经、南宋石经）、经注本2种（岳本、嘉靖本）、注疏本4种（附释音本、闽本、监本、毛本），至于宋八行本仅能据惠栋校本及《七经孟子考文补遗》转引，未见原书。本书采用的版本有经本1种，经注本6种，注疏本10种，数量远超阮校。其中，宋纂图互注本、抚州本、余仁仲本、婺州本、八行本、足利本、和珅本、殿本等皆是阮元未曾得见或未能利用之重要版本。 此外，随着海外内古籍善本资源的不断公布以及版本学的持续发展，研究者认识到同一版本的不同印次之间也存在不少异文。因此，校勘的对象有必要从版本细化到印本层面。就《礼记》版本而言，宋绍熙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礼记正义》现存两部，分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日本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后者的印刷时间稍早。本书将两个印本同时纳入校勘范畴，一称“八行本”，一称“足利本”，以为区别。宋抚州本《礼记释文》也是中日分藏两部印本，本书称为“抚释一”与“抚释二”。 除了不同印本，本书甚至将同一印本的不同影印本均纳入汇校范畴。如宋本《纂图互注礼记》先后有民国《四部丛刊》影印本和当代《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余仁仲本有民国来青阁影印本和《再造》影印本，八行本有民国潘宗周影印本和《再造》影印本，本书以《再造》本为底本或对校本，其余影本为参校本。之所以采用这种处理方式，是因为作者发现《丛刊》本、来青阁本和潘本“影印之时，纠谬正误，更改文字，已不同原本，故作为他本对待”。这种改动实际上反映了影印者的校勘意见，本质上也属于校勘成果。另一方面，在无法直接使用原书的情况下，同时参考不同影印本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对原刻文字的误判。 二、充分吸收前人成果 除了比勘不同版本，本书还较为充分地参考、汇集了大量前人研究成果，包括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卢文弨《群书拾补》、武英殿本《礼记注疏》所附考证、武英殿翻岳本《礼记注》所附考证、《四库全书考证》、《抚本礼记郑注考异》、阮元《礼记注疏校勘记》、宋本《纂图互注礼记》吴宪澂朱批、孙诒让《礼记正义校记》、杨寿祺《礼记郑注余本岳本对校札记》、黄焯《经典释文汇校》、吕友仁《礼记正义》整理本校勘记，以及日人山井鼎、物观《七经孟子考文补遗》等。偶一引用而未列入《凡例》者尚有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等。 《十三经注疏校记》 三、体例安排合理 作者在《凡例》中明确说本书“仅限于传世刻本文献，敦煌写本、出土简帛与《礼记》有关者，不纳入本书校勘范畴”，断限明确。本书对校记的安排是先唐石经（白文），次经注本，次注疏本，同一层次内再按版本的时代先后为序。《释文》校记则大致按单行本在前，分附注疏本在后的原则排列，十分明晰。与阮校仅截取少量文字作为出文的体例不同，本书将底本的经文、注文、释文全部加以分段、标点，可以看作一部不改动底本文字的《礼记》整理本。分段方面，大致依据底本《纂图互注礼记》的标记，也有少量段落是根据上下文意新分出。 四、既校异文，又有按断 对于各本经注异文，本书往往会给出“是”“非”按断。对于前人的不同校勘意见，也会作出判断。如《檀弓上》“呜呼！哀哉，尼父”注“尼父，因其字以为之谥”，阮校引段玉裁说，认为“其字”当作“且字”，瞿镛则以为当作“且一字”。作者以段说是而瞿说非。（第124页） 当然，本书在选用前人成果、校勘、标点及按断方面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列出供作者及读者参考。 根据凡例，黄焯《经典释文彙校》（中华书局，2006年）是本书利用的前人校勘成果之一。黄焯《彙校》以通志堂本《经典释文》为底本，校以宋本，并迻录清人及近人校语，间有本人按语。体例上与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近似，仅有出文及校记，而无《释文》全文。本书征引“《彙校》卷第几作某”，实为通志堂本《释文》文字。《彙校》本身并非《释文》的一个版本，而是一种校记。追本溯源，应直引通志堂本，以免读者疑惑。此外，宋本《经典释文》尚存，且经影印出版，利用甚便，亦应纳入校勘范畴。 《经典释文汇校》 如此大体量的校勘工作，难免偶有失校之处。如第5页《曲礼上》释文“辨，皮勉反，徐方勉反”，本书仅出“徐方勉反”校记。然检宋本、抚州本《释文》，“辨”均作“辩”，《抚本礼记郑注考异》于此有说，本书失校。 标点方面，第45页校记4引《考异》曰：“案：《正义》复举此注'为’作'谓’，是也。各本误与此同。山井鼎曰：'古本作“谓”，依《正义》为之耳。’”按“依正义为之耳”乃《考异》意见，而非山井鼎之语，此处引文标起止有误。 按断方面，第366页《郊特牲》注“此因小说以少为贵者”，校记1云：“'小’，抚州本、余仁仲本、岳本、嘉靖本、八行本、和本、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殿本、阮刻本同，《正字》谓'上’误作'小’，是。”各本均无异文，而本书采纳浦镗《正字》校勘意见，刚刚出版的《礼记注》整理本（中华书局，2021年6月）也照此改字。今按《正字》所说非是。《郊特牲》说天子到诸侯国去视察，诸侯设宴用一头牛犊，而诸侯去朝见天子，天子赐宴则用牛羊猪三牲，这是天子的“贵诚之义”。郑注解释到：“犊者诚慤，未有牝牡之情，是以小为贵。”《郊特牲》接下来又说天子车驾，最高等级的用一组带饰，次一级的用三组，再次一级的用五组。郑玄认为，上文是以小为贵，此处接着说以少为贵，所以注中说“此因小说以少为贵者”，“小”并非误字。孔颖达《正义》也说：“此一节论小少及薄味为贵。……因贵诚重小，故说以少为贵也。”浦镗所见版本甚少，《正字》一书重在本校、他校与理校，故多臆断之处，卢文弨、阮元已有批评。因此，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正字》之说不可轻信。 （本文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21年11月03日10版） 《礼记郑注汇校》 王锷 汇校 繁体横排 16开 平装 978-7-101-12468-2 198.00元 本书以绍熙本为底本，以宋抚州本、余仁仲本、婺州本、岳本、嘉靖本、八行本、和珅本、十行本、阮刻本等为对校本，以足利本、潘宗周重雕八行本、闽本、监本、毛本、殿本等为参校本，并吸收岳本考证、殿本考证、四库全书考证、十三经注疏正字、抚本礼记郑注考异、阮元礼记注疏校勘记、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等成果，进行汇校，是礼记研究专家王锷教授积十馀年之功而成的礼记郑注文献研究集大成之作。本书的出版，将极大程度地推动经学文献及版本目录等研究领域的发展。 （统筹：陆藜；编辑：白昕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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