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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岳川 以《大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强调对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塑型，向内心去发掘自己内心的“扪心自问”，是进行心灵的反省的“致良知”，是让人拿出自己本真的知觉的精神醒悟与人格铸成。儒家并不是鼓吹让人获得千千万万的财产之后才变成一个伟大的人物，相反，儒家认为，颜回的高尚在于他于清贫之中对道的追求，清贫并不意味着个体德行（道）的低矮。因此，儒家思想还特别强调了个体精神修养的重要性，这一点对于当今世界的和谐发展的意义不可低估。设想一下，哲学家说“他人就是狼，他人就是地狱”。如果每个现代人都变成损他利己的人，对这个社会都疯狂攫取肆意拿来，不劳而获却坐享其成，现代社会岂有安宁之日？因此，克制自己非分的欲望，去供奉一份公心平常心，通过对自我内在精神美德的光大发扬，去做有利于这个世界和谐发展的事情，当然有其积极意义和正面价值，这些都体现出传统儒家思想超越历史的不可泯灭的价值。 （接上） （三）精神虔敬与知其本 只有君子才是不可以忘怀的。只有拥有优美德行，文质彬彬，质胜文不行，文胜质也不行，只有文质彬彬才是君子。文质彬彬的君子让我难忘，他道德最完善，而百姓就不可能忘记他。为什么人民众口铄金，为什么人民可以高山仰止？你如果做了坏事，千夫所指；做了好事，万民永记。这就是说，人们对于好的德行、好的人物、文质彬彬的君子，会因为心里佩服而去仿效，感到高山仰止。在我看来，《大学》是对一种高大美好的人物的君子形象的赞美。这种赞美至今不可小看，因为如果没有这样完美的人格，遍地都是一心向私损公肥私的精神侏儒，这个社会就没有救了。严于治学、谨小慎微、行为端正，这样的人才可以称得上是君子，才能成为道德的典范。 《大学》指出去追逐末流而舍弃根本，追逐虚假现象，否定本质的真实和灵魂的升华，而要成为一个良善之人、能去治国之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大学》表明，“本”就是一切事情的根本，如果没有这个根本，你做的越多，错的越多，不是不断进步，而是不断“巩固错误”。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如果根本是混乱的，本质是差的，本质出了问题，但却把那些花枝招展的枝叶、那些末梢还做得金辉灿烂，这是不可能的，即使做到了也只是一时的，因为表面的繁华是掩盖不住本质的虚空的，建立在本质的空虚之上的繁华也会迅速衰败。“华而不实”或“外强中干”就表达了这层意思。正因为本乱、无本、无实，末就不能得到治理。“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这句话是说，应该厚的心性灵魂而不去培根厚本，应该薄的功名利禄欲望而不去鄙视摒弃。这种当厚不厚当薄不薄的结局就使其适得其反。如此，他想成为一个高尚的人，那将是南辕北辙。 孔子提出：审讯诉讼的时候，要用公平的人心去对人心，而不是以一个法官的身份去惩罚所谓的刁民。我和他们是平等的，必须使其没有诉讼。这是最高的境界（“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无讼”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因为诉讼在现代特别是在西方很普遍。西方是一个法律社会，每个人都有律师，官司天天缠身，一年打几项官司很平常。孔子却说：“必也使无讼乎”，最好不打官司，要没有官司更好。这种社会理想并不低于法治法律社会。“无情者不得尽其辞”，“无情者”，那些没有真才真情的油嘴滑舌巧舌如簧的人，“不得尽其辞”，他不能够去尽说他的讼词。“大畏民志”，用明德去慰抚民心，把大德张扬开来，让老百姓口服心服。“此谓知本”，这就叫知道根本。 法律的最高境界就是减少乃至于无诉讼，使诉讼这类官司事件根本不发生或彻底绝迹。一般认为，中国历代尤其是宋明理学出现以后，社会上充满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严格规定，特别是对女性的压抑。其实也不尽然，因为社会是很复杂的，也有一些诉求得到了比较好的人性关怀。判案在孔子看来，第一是要以一种平常的、同等的心思去体谅感受，而最高境界是让这个社会和谐，尽量少纠纷少打官司。因为官司中会有一些巧言令色、巧舌如簧的人，尤其是那些不法的律师，经常吃了甲方吃乙方，吃了原告吃被告，这些恶劣的现象应该杜绝。“无讼”体现着儒家的和谐社会理想。和谐社会不是打官司、打口水打出来的，和谐社会是要减少对簿公堂的频率，而相互沟通而尽量和谐相处。 真正好的社会不是鼓励人们去诉讼，不是鼓励人们通过打官司致富，而是让人们更多地充满“仁者爱人”之心，从而减少自己与社会的矛盾冲突，把那些恶性事件减到最小。社会才会处在平等平和的完善状态，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美好的社会。明乎此，就是知道了根本，即“此谓知本”。这就叫智慧达到了最高境界。 三 人文境界提升 （一）循序渐进的精神跃升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说要把内在的欲望去掉，从而彰显美好的品德，推己及人，普及天下的真正的友善思想，进而精益求精达到至善。这是古典思想中历经沧桑岁月而不减其光辉的难能可贵的思想。而实现这三个纲领有其具体做法。其具体的做法又有几条重要的规定：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知止而后有定”，“知止”是说知道自己的目的，就是知道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强调要心静、心止。“止”非常关键，除了止其当其所止以外，“止”还有一个新的含义，就是要停止在事物的边界上，停止下来以后，将其变成可以居住栖息之地——“至善之地”，其中“至善”之“至”尤为重要。之所以要“止于至善”，不仅仅是排斥那些不好的，而且要居住在至善当中。“定”是说知道了目的所在，然后意志才会有定力。“定而后能静”，意志有了定力，心才能清静，才能安静下来。“定”指人的定力，如果今天刮东风就往西跑，明天刮西风就往东跑，那这样的人就是一个浮躁的、随风飘荡的人，这就是没有“定”。定力极为重要，因为定了之后心才能清静下来。之所以要清心是因为内心的欲望杂念太多，人在社会上就会变得非常浮躁。浮躁的结果就是出现内在的一些疾病，这个疾病表现出来就是妄动。妄动就是不按规律去动，不顾现实条件去动，执意按照自己的躁动之心奇思怪想去动，甚至是超越了现实的条件去乱动，不懂进退，不懂秩序，不懂得给自己定位，其结果就是不能“安”。不安就有危险，这是儒家所不愿看到的。首先要有意志的定力，然后内心才能清静而不妄动。做到心不妄动，在环境当中才会处于一种安适的状态，即“静而后能安”。安适的状态是一种安逸、舒适、激发自己的灵感和创造力的精神状态，这不是一般的“随遇而安”，因为随遇而安仍然是局限而被动的。这里的“安”是指一种主动行为，是主动去寻求的安适的状态。只有心不妄动，身不妄动，才能达到心安理得的状态。但是，人要做到随遇而安，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地点而做到心安是一个很难的过程，更何况去主动地克服环境获得安。能安之后，人才能够处事有度，思虑周详，即“安而后能虑”，而且一旦定下来就不再变，能够思考问题各个方面而达到最佳的境界，这样就会有所得，即“虑而后能得”。 这就是儒家所谈到的几条具体的达到纲领的知行途径和方法，循此步骤就能达到至善的境界。事情往往是这样：浅者不觉其深，而深者不觉其浅。“定”、“静”、“安”、“虑”、“得”都是一种精神的、意志力的内在规范和秩序，强调去掉杂念，彰明本心，寻得定力，然后思虑周详，最后达到完善境界。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人总是被一些支流末节、细微琐碎的东西左右，而忘掉了真正的本原性和根本性所在。“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说明事物有本根，也有末梢，事情总是有开端，也有结束。“知所先后”是说认识有一个先后秩序。“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强调要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要知道开端与终结，要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要知道什么是本原什么是末流支节。这是一个从“知”到“行”的过程。让人明白本心，然后把握社会世界秩序的真正的方向，最后知道事情的路径程序。只有这样才能培元固本，才不会本末倒置，才不会去坑害他人，同时也不再去醉心于蝇头小利而忘掉了自己的本性。否则，就如《圣经》所说：你获得了整个世界而失掉了灵魂，你还剩下什么呢？而且，你用什么去赎回你的灵魂呢？ （二）清心无欲的澄明境界 “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心不在焉”，在今天似乎有贬义，人们经常说某某人读书心不在焉，就是说读书不认真，虽然坐到那里做读书状，但心早飞走了，完全不在读书上。其实，《大学》里的“心不在焉”没有这层意思，强调的“心不在焉”另有深意。 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人们到水边修禊以消除不祥。王羲之宦游山阴与当时名士孙绰、谢安等四十一人在会稽山阴的兰亭聚会，饮酒赋诗，修祓禊之礼。暮春三月，天朗气清，曲水流觞，饮酒赋诗。他用鼠须笔和蚕茧纸，乘酒兴而书写了一篇序。《兰亭诗》记录了众好友在会稽山曲水流觞的盛况——心脱离俗务恶趣，而飞入一个自由境界。置身于崇山峻岭和茂林修竹，沐浴着自然天籁，品味着诗书的雅韵，天、地、人的无比和谐让书法家心旷神怡。此时，王羲之的“心不在焉”就是一种心无旁鹜，不为世俗凡欲所困，不为功名利禄所扰，无欲无求、物我两忘，才得以成就了一片天籁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这种魏晋名士的自由风韵通过微醺下笔的书法神品，一览无余地表现出来——回归自然、远离凡俗的“心不在焉”正是“正心”的关键。 自由的风尚就是无所求，无所欲。这高妙的境界非常人所能睹。相反，如果有人一下笔就想到要拿金牌、获大奖、得重金，买洋楼、买汽车等，在这种心态下创作的作品是没有品味价值的，也不可能成为惊世杰作。 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是第一位获诺贝尔奖的日本文学家，本来东方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就不多，获奖对川端康成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他的《雪国》写得美妙绝伦。但这样才华横溢的作家最后竟难以战胜自己。晚年的川端发现自己再也写不出来好作品，当时写《雪国》的那种淡然高远的心境飘走了。写《雪国》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多名誉在身，没有那么多让身心疲累的重负，没有那么多让自己轻浮悬空的轻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他成了名人，一位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名誉加身，俗务缠身，时时报道，处处关注，常常追踪，被人们期待，被读者追寻。于是，他的心不在其位，心有所索，心有所忧，心有所投，于是他写不出来作品了，每况愈下使质疑蜂起。一九七二年四月十六日，川端康成颓丧地回到他新购置的玛丽娜公寓四楼的工作室，慢慢躺在铺了棉被的冰冷地板上，把煤气管拔下来含在嘴里，诀别了这个喧嚣的世界。 一个伟大的文豪，写作“惊天地，泣鬼神”，能够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他却救不了自己，只好杀了自己。“心不在焉”的重要性突显出来——心不在此，心不在功名利禄上，才可能创作出好作品。做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人才能专心惟一，才能心正似中。人在看见了那些诱惑之物，要去反思，而不是垂涎功名、迷恋利禄，从而回归内心的澄净，如视无物地保持一种中正立场。“听而不闻”，听见了，但似乎没有倾心去听，就像播放的背景音乐一样，只是关注自己心中的事。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孔子听了那么好的美妙的音乐以后，三个月吃肉都不知道吃什么了。还有一些书法家“心不在焉”，就是心不在俗务上，吃饭时心里想着书法，心根本不在饮食上，以至于把馒头蘸到墨汁里面，拿起来吃而毫无感觉。这种状态才是真正创造性的好状态。“心不在焉”并不是说你读书心不在焉，而是不孜孜以求那些利禄功名。“心不在焉”，那心在什么地方？心在你所追寻的那种自我心正空灵和无所依傍的境界中。 “正心”具有重大的人格价值。君子“心不在焉”，心不在功名利禄，不在人际关系，不在拉帮结派等小利上，而是在人格塑成、道德修为、道义担当上。这样的人才有公心，才算正心。因此，孔子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广交朋友而不拉小圈子，而小人却拉小圈子，而没有公心。在这个意义上，心正才能身正，反之也只有身正才能心正。 道德对人的心态有净化功能。人们总是把身体说成臭皮囊，好像不需太重视，其实身在中国并不是单纯指肉体，而是扩大为健康、风神、意态等，蕴涵了诸多精神因素。这就是内德外显的魅力！这种内在的精神美德发出超越人的神性的光辉，让人的身体光辉透亮。人们经常会看到学术泰斗，一些高僧，说话声音不大却充满吸引力，声音不高中气十足能穿透很远，让你忘掉了周边的世界，忘掉了时空，惊奇于自己在与这位圣人高人的相遇之中。这就叫“德润身”。人的臭皮囊已经通过他的德行慢慢地变成一个内外光辉的个体了。“心广体胖”意味着只有你心胸开阔，不去欲求那些蜗角功名蝇头小利，不去津津乐道那些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之事低俗趣味，对这些都已经不感兴趣之时，你的身体就会因为纯粹而处于非常良好的状态“胖”。这个“胖”不是肥胖的意思，而是指身体很舒缓、很健康、很有光泽、很有气质，是内外通透的高迈精神境界的必然体现。《大学》告诉人们，德还可以富身，德还可以长寿，德还可以养人。 （三）“八目”的精神提升 《大学》通过见微知著、由小及大、由内及外最后达至天下的过程，宣示一种思想，即《大学》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明明德”，就是放大光辉和启开那种被世俗所遮掩、被利欲熏心所遮盖的大德行。这是《大学》要告诉成人和知识分子的首要的东西。“在亲民”，要把自己已经启开的心扉，那种中正的好东西发扬到整个社会上去，成为老百姓和他人共享的一种品德。“在止于至善”，“止”要知道在什么地方停止，要在悬崖勒马的地方停止，在贪婪的地方停止，在心里有偏窄不公的地方停下来，回到一种中正、平和、美善的心境当中。这就是一种至善，就是荷尔德林所说的“诗意地栖居”，在美好的家园里居住。“止于至善”，把那些不善的、非至善的东西排斥掉，然后有所取有所得。“大学”的三大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必须配以具体的步骤，这就是“大学”的“八目”。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从小到大，从客观到主观，从个体到人类渐进修为的过程。这八个层次形成一个有外到内的谱系：“天下”、“国”、“家”、“身”、“心”、“意”、“知”、“物”。相应还有八个动词，“平”、“治”、“齐”、“修”、“正”、“诚”、“致”、“格”。这八个动词非同一般，意思值得深入探究。 在八目中，“平天下”、“治国”、“齐家”可以说是一种“亲（新）民知识”，通过启迪民众的智能，把自己所体会到的东西传播到天下去。当然，就历史语境而言，当时所说的国主要指的是诸侯国，当时的天下是四海之内。与今天的全球和世界有区别。但今天在全球化时代，也可以放宽眼光，把天下看成是整个地球整个人类，从而发掘引申出儒家思想中合理成份，放眼整个世界的风云际会。 由家及国，把家庭伦理和国家伦理合二为一，对待国家和人民就像对待自己家庭人员一样充满了爱心。家是国家的最小细胞，家是个体安顿自己身体的一个基本单元。没有家，人将漂泊无依；没有家，国将变得不稳定，所以人们总是期望“家和万事兴”。因此，儒家把进退有节长幼有序的“齐家”，看成是一个人成年所必须经历的过程。“齐家”，在整个家族当中显示出自己卓越的管理能力、协调能力和整齐整饬的能力。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就是在家族里边要言行规范，要有能够齐家的协调矛盾的能力。人是个体的人，也是社会的人，他要参与一个群体，这个群体首先就是家，然后是国，而修养或责任的实施也是由“齐家”到“治国”。有的人会认为，治理国家与个体没什么大的关系，而是那些当领导的人去治理的。这种看法是偏颇的。中国有一句话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说明天下的事、国家的事并非与个人没有关系。如果国将不国，家何为？人何在？在这个意义上，家国与个人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 以上是对外的一方面，对内的方面是修身。如果说前面的外是外王，那么这个内就是内圣。“修身”主要强调言行的一致，言语的谦恭、雅逊，行动的合乎规范，行为方式和仪态要中和、平和，而且身心合一，不能是面和心不和、身心相分、口是心非。中国人历来都强调修其身、正其身。修身就是用一种社会的规范和道德使自己和社会其它角色能够和谐相处。 “修身”之后是“正心”。“正心”并不容易把握。“正心”，正心就是为公心而放弃一己之私欲，而把心换成一种中正的公心。心正不正不能从表面看出来，即使有人口口声声说自己心正也不能完全相信。人们常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知心”之难。知心之难也就是在于不能把握那颗心到底正还是不正。儒家讲究的“正心”就是让自己做到问心无愧。“正心”的关键是“诚意”。“诚意”有多方面的要求，其中真诚性、本真性、真血性，这些“真”是“诚意”的关键所在。“诚意”，“意”是没有显示和言说出来的思想，主要是内在的活动和心灵的一种波动。“致知”是指“凡一事不晓皆为耻”，要尽其所能去把握外在世界的各个方面的知识以全面提升自己，把所谓的外在的知识逐渐变成自己的一种智慧，而那些对抗大自然、奴役大自然、破坏大自然的人最终将受到规律的惩罚。“致知在格物”，在古代“格”有多重含义，今天只保留下来部分含义，比如“格斗”这个“格”，就是指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推举开。除此之外，“格”还有另一个意思是“穷极”，即对事物的方方面面尽可能精微地加以了解观照，并去把握它。“格”的意思就是指去掉那些遮蔽眼睛的表面现象，去掉那些虚伪不真的杂质，还有反反复复不断钻研的意思，通过格物的方法，穷究大千世界的原理，尊重客观事物的规律。 看清楚事物的本质，这就叫穷极观照。这个“格物”在古代被人说得很玄，或者很形而上。其实，“格”最重要的意思就是去掉事物的表面现象，对它加以深度把握，本质直观它的真实本体。“格物”就是要排除那些虚幻的、引你走入歧途的东西，去把握真实的本质。格物就是穷究根本劈波寻源，找到事物最重要的内在规律或道路。 致知就是寻求一种大智慧，一种超越了日常生活的智能。致知之“知”是智能的“智”。致知代表了人类对最高智能的追求。在这个过程中，要能“弃己”，能把自我固执的主观性逐渐抛弃，尽可能地贴近真理。同时还要明白，致知的对象——大自然、世界、万事万物需要人去认识，而不需要人去破坏；需要人去尊重，而不需要人去践踏；需要人去了解爱护，而不需要人为地误解和误读。致知说明了对规律的把握的态度和难处，因为致知往往不能做到“弃己”，而是自满自足，自傲自负，充满知识的僭越。正是由于弃己，人才可以宽容博大不断精进，成就一番大事业。 格物致知，说简单也很简单，说难也很难，就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对问题穷追不舍，剥掉那些伪善、虚假、不实的表层，寻找真实的本体，探究其中肯的结论。这事实上颇为不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早上我知道“道”，哪怕晚上死了也是可以的，把“闻道”——认识规律、大道、真理和死亡联系起来。这也是中国的智者、哲人第一次把求真，把对规律的认识和死亡相连，可见求真之难。同样，西方人也曾提出，“在科学的入口就是在地狱的入口”，把求真、了解事物规律和进入地狱联系起来。可以说，格物致知之不容易，因为人总是有私心的，总是带有主观情感的，而事物是他者，是和人相对的客观存在，不排除一己私心，怎么可能进入事物内部去发现和把握它的规律呢？要把握事物规律，一定得克服掉自己的私心。 其实，求道如“朝闻道，夕死可矣”，比如“科学的入口就是地狱的入口”，都把求真求知和死亡连在一起。古希腊神话中的斯芬克斯是狮身人面长有双翼的女妖，站在一个山崖上拦住过往的人，让他们必须回答问题。这个问题极其复杂，但是又极其简单：一个东西早上是四条腿，中午是两条腿，晚上是三条腿。这是什么？很多过往的人想了又想难以回答。于是，斯芬克斯把他们都吃了。终于俄狄浦斯来了，当斯芬克斯提出同样问题时，他回答道“是人”。结果斯芬克斯跳崖而死。但是，从此俄狄浦斯的一生坠入冥冥中的命运悲剧，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先杀父后娶母，而当他知道真相以后，非常痛苦，就刺瞎了双眼，流落他乡。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勇敢地面对个人极大不幸而毅然献身，使我们体认到他的悲剧性在于：坚持同命运斗争却又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企图同“神示”抗争却又难以逃脱“神示”的归宿。可以说，在古希腊美学中，《俄狄浦斯王》正是“最完美的悲剧”。个故事，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面对真实，面对真理，就要面对死亡跳下山崖，那是怪兽的问题；同样你回答出了谜底，你知道了人的最大的谜底和结论的时候，你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儒家的致知、格物、诚意，其实也是要求人面对真实，哪怕为它付出生命，哪怕为它付出自己一辈子的幸福也要去做。这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充满了悲壮的生命求索色彩，但也是对人的一种精神提升。可以说，儒家思想的意义在于它强调了个体的心灵光辉和精神价值。 “格物”就是尽可能去把握对象世界的本质。“致知”就是主体去掉蒙昧变得智慧起来。“格物”“致知”之后使自己“诚其意”。“诚”极为重要，甚至一本《大学》都立足于“诚”字。“格物”、“致知”和“诚意”是《大学》“八目”中前三个阶段，格物致知是“大学之道”的起点，也是为学之根本。认识事物必须与修养自身品德相结合才符合君子的要求，而诚意则是修养自身品德的重要内容，是界定君子和小人的试金石。“诚意”之后是“正心”。此时的“心”就如同一块透明的翡翠，一块珍贵的宝石，经过了纯净心灵陶冶精神之后，在言和行上达到君子所具有的合度与规范，并以这样的君子风度去治理国家，使天下和谐太平。 正序叙述之后，又反序申说一遍，这是中国古代所说的由小及大、循序渐进、环环相扣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具有积极的实践价值。说明八目之间的关系很密切。当你穷极观照那个物，你就可以获得一种智能。当你获得了一种智能以后，你的意志可以正平。因为只有智慧者才可能剔除内心的私欲，尽可能地使自己公平、公正和善良。一个蒙昧的人，你要求他的意诚，他可能会诚，但是你要他完全消除私利却不可能。意诚才会心地端正，心地端正才会言行得体、修养合度。这样才可以让整个家族生活整齐、规范、良善和和谐。有了这种能力和品德，就有资格服务社会，才可以去治理国家，成为一名好的官吏。治理好国家以后，才可以使得天下太平，使得人类的大同世界到来。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大学》中的“八目”，这“八目”是《大学》的核心思想，因为《大学》后面的章节都是在阐释这“八目”，阐释如何通过“八目”的修行，而达到“三纲”的最高境界。在中国人看来，《大学》的“八目”有着很深的价值关怀和人文意识，并没有因时代变迁而完全过时，仍可以在当代引导人抛弃虚假的消极的自我而走向真正的善良的自我。 孔子所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完全把私利都去掉而喜欢贫穷，这样的人很少，而且也不必要。孔子也说，富而后“教”。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财富，国而来，最后他挣的所有的钱都交给了医院，还是治不好，这就叫做“以身发财”。相反，有仁的人，以财发身，他把财用来拓展自己的知识，拓展自己的教育，扩大自己的交游方式，增加自己对世界的把握和对知识的了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广为交游，而以天下为目的，这就叫做以财发身。身体才是目的，个体、家族、国家才是目的，而发财只是手段而已。相反，“以身发财”就是把财变成目的，而把自己、家庭和国家看作手段。康德说，什么才是目的，“人是他自己的最终目的”。在这一点上与《大学》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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