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评析（方向东）
（编者按：以下评析对应于课文第一自然段。）这段文字是经文部分，朱熹认为是“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以下是传文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
大学，相对于小学而言。古人15岁以前的小学教育阶段学习的是洒扫、应对、进退的行为规范以及礼乐、骑马射箭和写字计算的基础知识，15岁以后的大学教育阶段学习的是探究事理、端正思想乃至修身治人的素质提升。小学是大学的基础，大学是小学的深造。宋代陈淳说：“小学是学其事，大学是学其理。”（《朱子语类》卷七）宋代卫湜引涑水司马氏曰：“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以至盛德著明于天下，此学之大者也，故曰大学。”（卫湜《礼记集说》卷一百四十九）开头提出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可以说是本文的三个纲，第二段讲到的“致知”“格物”“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八个目。“修身”以上都属于“明明德”之事，“平天下”以上属于“亲民”之事，“止于至善”是“明明德”“亲民”的最高阶段；而第一段中讲到的“知”“止”“定”“静”“安”“虑”“得”是实现四纲八目的七个步骤。“知”指通过学习了解“至善”之所在；“止”指应当处的位置，即至善的境地。郑玄解释为“自处”，强调了人的自觉意识。卫湜引延平杨氏曰：“古之善学者，必先知其所止，然后可以渐进。”具体到个人，就是在社会中的定位，也就是自己该干什么，能干什么，例如做儿子的止于孝，做父亲的止于慈，就是止于至善；了解了“至善”之所在，思想就有了定准，即所谓“定”；“止”与“定”是因果关系，“止”是“定”的因，“定”是“止”的果，只有“知止”才能做到“定”。“定”则能心不妄动，即做到所谓“静”；心静则能专一，即所谓“安”；身心俱“安”，则能思虑精密周详，即所谓“虑”；“虑”则能得其所止，是为“得”，郑玄解释说“得谓得事之宜也”，也就是为人处事的最佳点。郑玄解释“知谓知善恶吉凶之终始”，往高层次说，是明天理、察人事；往低处说，就是明事理。知道事物的本末终始，也就是抓住重点；知所先后，是知道哪些事情该先做，哪些事情该后做；懂得这些，就接近道，即把握了大学的宗旨了。
儒家认为，人的先天本性具有善良美好的东西，即人之初，性本善；但在后天容易受物欲的蒙蔽掩盖，就像镜子沾染尘埃，必须时时拂拭才能保持明洁，“明明德”是大学教育的起点，也是儒家修身的基点。卫湜引朱熹曰：“学者须是为己，圣人教人只在《大学》第一句‘明明德’上。”引象山陆氏曰：“此言《大学》指归。欲明明德于天下是入大学标的，格物、致知是下手处。《中庸》言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是格物之方。”（卫湜《礼记集说》卷一百四十九）明代章世纯解释“明德”说：“理通于众则高明光大谓之明德，其数则仁、义、礼、智、孝、弟、忠、信之类是也。”（《四书留书》）
“致知”“格物”等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追求知识和真理，也是修身必须具备的基本文化素质。《中庸》里说“不明乎善，不诚乎身”，“格物”也就是做到明善。明代邵宝说：“聚精会神置吾心于是物之中，致一而不及乎他，是之谓格。”（《简端录》）朱熹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致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致知”是基础，从知觉到知识，从知己到知心，从你知我知到天知地知，都是一个“知”，但这个“知”字非常重要，知是明道悟道最基本的作用，也是入德的门径。宋代程颐说：“知者，吾之所固有，因物有迁则迷而不知，迷而不知则天理灭矣，故圣人欲格物以致其知也。”（卫湜《礼记集说》卷一百四十九）“诚意”“正心”是修身必须具备的基本心理素质，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情商”。“修身”是儒家追求“内圣”，而“亲民”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修身的外用。“家”在古代是以宗族为中心的聚族而居的群体，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小家庭。“齐家”的“齐”，是维持和治理的意思。孔子说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亲民”就是有仁爱之心，能正确处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人伦关系，从而取得“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效。做到了宋代理学家所说的“内圣外王”，就是达到了最高的境界──“至善”，因此说是最高的智慧。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心在于正，正在于诚。大学之道，可以用两个词语来概括，就是修身、治人。明德就是修身，亲民就是治人。各自有不同的最高的准则，不好具体言说，所以笼统地说“止于至善”。“至善”应该就是“中庸”的境界。
（编者按：以下评析对应于课文第二自然段。）这段文字是传文的第六章，解释如何“诚其意”。唐代孔颖达说：“此一节明诚意之本，先须慎其独。”卫湜引蓝田吕氏曰：“诚者，天之道也，性之德也。非人知之所能谋，非人力之所能造也。见好色则爱之，闻恶臭则恶之，发于心之自然不思不勉者也；如知水之寒，知火之热，知蘗之苦，知饴之甘，疾痛疴痒心为之感者，莫非诚也。”（卫湜《礼记集说》卷一百五十）恶恶臭比喻见到不善必去之而后快，好好色比喻见到善必得之而后快。恶恶臭、好好色就是“诚”，出乎自然的“诚”。为善去恶都是出于本心，不是为人，这样才是“诚”。人最容易自己欺骗自己，独处的时候尤其如此。人如果自欺，就会欺人，最终被人欺。人要自爱，才能爱人，最终才能被人爱。人要自尊，才能尊人，最终才能被人尊。小人在独处的时候做坏事，无所不为，这就是自欺；见到君子然后躲躲藏藏掩盖做过的坏事，故意表现出好的行为，这就是欺人。因此本段提出了“慎独”这一重要论题，能把独处当做群处来修养自身，这是道德层面的高度自律。关于“独”的理解，卫湜引新定邵氏曰：“独非特孤居独处之谓也。虽与人同堂合席，而意藏于中，人所不知，己所独知者，皆君子致谨之时也。能谨其独，则能诚其意矣。”（卫湜《礼记集说》卷一百五十）可见“独”重点在于内心的思想，“慎独”也就是要慎意诚不诚。
（编者按：以下评析对应于课文第三自然段。）这段文字是传文的第七章，从反面说明如何“正心”和“修身”。人如果受到喜怒哀乐等情绪的干扰，精神就不能集中专一，思想就不能端正，即使做到了意念真诚，仍然不能提高自身的修养。忿比怒的程度激烈，懥是怒的存留。忿懥、恐惧、好乐、忧患都是从人的内心产生，其中忿懥、好乐是内心对外界的感应，而恐惧、忧患是外界对内心的影响，这些属于有心的毛病，即有所偏主。本书开头讲到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就是“正心”的问题。人由于忿懥、恐惧、好乐、忧患情绪的影响，就必然不能做到“知止”，也就自然不能定而静，不能静而安。“心不在焉”四句，说的是无心的毛病，心无所存。因此说，修身在正其心。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谓求其放心，就是把放肆在外的心收回本位，也就是正心。管子认为：“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管子·心术上》）宋代金履祥说：“前段所以明心不得其正之原，后段所以言心不得其正之弊。”（《大学疏义》）
（编者按：以下评析对应于课文第四自然段。）这段文字是传文的第八章，从反面说明如何“修身”和“齐家”。上文的“正心”讲的是如何处理好内心与外界关系，本文的“修身”讲的是如何处理好事情。处理事情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偏执。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惰五个方面，最容易形成心理上的偏差。庄子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齐物论》），其根源在于人的好恶所站的立场不同。家庭的根本在每个成员自身，由于人的好恶会直接导致认识事物不正确，因而处理问题产生错误。如对自己孩子，由于爱心的蒙蔽，就难以了解他的毛病；如对自己的庄稼，由于贪心的蒙蔽，就认为总是不如别人的好。完美主义和求全责备都会产生偏执，从而不能用科学的观点去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老子说过：“自知者明。”所谓自知，就是正确地认识自己。人要做到自知，就必须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修养。修养提高了，才能正确地处理事情。与人最密切的是家庭，能否处理好家庭的事情，与人的自身修养有直接的关系。
（编者按：以下评析对应于课文第五自然段。）这段文字是传文的第九章，解释“齐家”和“治国”。一个人自身的品德和素质高，就可以把家庭教育好，作为家长尤其重要。对家庭成员而言，关键是孝、悌、慈三个方面，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从个人而言，属于修身。从家庭而言，这是家庭内部的教育。推而广之，可以应用于事君、事长、使众。所谓“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因为国家的教化来源于家庭的孝、悌、慈。
事君要忠，本源于事父的孝；事长要顺，本源于事兄的悌；使众要仁，本源于爱子的慈。《孝经》里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所谓“赤子”，指新生儿身体呈红色，所以叫赤子。养赤子完全出于慈爱之心，内心是非常真诚的，母亲抚养孩子，是出于自然的爱心，所以说“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有了这种诚心，虽然未必完全正确，但也相差不远。慈之所以使众，不过是把这种爱心推加到别人身上而已。
文章以尧、舜仁爱，桀、纣贪暴为例，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一个国君相当于一国的家长，他的榜样作用，是影响到整个国家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俗语所说的“上梁不正下梁歪”，说的都是这种上化下的作用。“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诗·大雅·思齐》），说的也是这种齐家与治国的关系。“帅”的意思就是率领，就是亲自带头去做。尧、舜帅天下以仁，若令民为暴，民必不从；桀、纣帅天下以暴，若令民为仁，民必不从；所以说，“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所谓“有诸己”是指有善有优点，“无诸己”是指无善有缺点。自己有善有优点才能要求别人有，自己没有那就不能要求别人，这就是“恕”，也就是推己及人。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可与这里所说的相互发明。《礼记》上说“君子责己严以苛，待人宽以约”，也强调的是对自己严格要求。
卫湜引东莱吕氏曰：“有善于己然后可以责人之善，无恶于己然后可以非人之恶。恕谓推己及人也。不能推己及人，而但欲以言语晓谕人，不可得也。闻诸先生曰：有诸己不必求诸人，以求诸人而无诸己则不可也。无诸己不必非诸人，以非诸人而有诸己则不可也。”（卫湜《礼记集说》卷一百五十二）
（编者按：以下评析对应于课文第六自然段。选入课文时，编者对原文做了删节。）这段文字是传文的第十章，解释“治国”和“平天下”。古代的所谓“国”，是诸侯的封地，也就是邦国，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古代所说的天下，是指四海之内，不是指我们今天所说的全世界。
开头论述国君做到老老、长长和恤孤，在下的百姓就能兴起孝、悌、慈的风气。“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所谓老老，即以老为老，指尊敬老人，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所谓长长，即以长为长，指敬重长者。“絜”是用带子围着事物进行度量，是从圆的角度说；矩即规矩之矩，是一种直尺，是从方的角度说。絜矩意味着从方圆纵横都可以使用，所以下文讲到上下、前后、左右使用的方法就是絜矩之道。上下侧重从地位来说，前后侧重从事情来说，左右侧重从人来说。去恶就是“止于至善”。天下的根本在国，国的根本在家。上行下效，就能做到家齐而国治。卫湜引范阳张氏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所由不同，其理则一而已。其一如何？审好恶而已矣。”“故修身之法无他，省吾所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惰而已。治国之道无他，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而平天下之道亦在于好恶之审。”（卫湜《礼记集说》卷一百五十二）孝、悌、慈对个人的内在要求属于“修身”，在家庭中的作用就是“齐家”，向外扩展就是“治国”。君子的絜矩之道，对人对己用同一标准，自己努力做到就是“忠”，推己及人就是“恕”。上下左右齐正，就能天下太平。
接着论述君与民的关系。人民认同的好君主，所谓民之父母，必定是与民好恶相同；否则，不仅失去民众，失去国家，也得不到天命的保护。卫湜引莆阳林氏曰：“一人在上，使天下人心固结而不可解者，必有正道焉。盖四方万里之远，若非有以固结之则如何长有天下？故《诗》以为民之父母者无他，唯与天下同其好恶而已。若是好恶与天下不相关，此之谓独夫尔。”（卫湜《礼记集说》卷一百五十二）引用《小雅·节南山》的诗句，是为了说明身居高位的人为百姓所瞻仰所仿效，不能不谨慎，所谓谨慎，就是修身，就是诚意，就是正心，就是要与民同好恶，就是要有德行，所以君子治理国家，要以德为本，否则就要像桀、纣一样受到天下诛戮。引用《大雅·文王》的诗句，是为了说明统治者的德行与国家得失的关系。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治国之道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就能享有国家。在上古时代，民众是能够自由流动的，可以从这个邦国到另一个邦国，《孟子·梁惠王上》记载梁惠王认为自己对国家已经非常尽心尽力，可是“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就是很好的证明。
接着从本末的角度论述道德与财富的关系。道德是本，财富是末。唐代孔颖达说：“此明治国之道在贵德贱财。有德之人人所附从，有人则境土宽大，有土则生殖万物，有财则有以供国用。德能致财，财由德有，故德为本，财为末。”（《礼记注疏》卷六十）财富是一把双刃剑，对个人是如此，对家庭是如此，对国家也是如此。治理国家要以德为本，以财为末，为什么呢？假如财富不在道德原则指导下使用和分配，就必然导致争夺，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国家应该藏富于民，因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财的聚散与民的聚散正好相反。所谓“悖”，指违背事理。俗语说：“舌为利害本，口是祸福门。”也就是荀子所说的“言有召祸”。取财有道，用财有义。所谓道义，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正当途径。比如做生意，不讲诚信赚来的钱财就是悖入，招致罚款或官司就是悖出。……
唐代孔颖达总结这段文字说：“自此以下至终篇，覆明上文‘平天下在治其国’之事。但欲平天下，先须治国，治国事多，天下理广，非一义可了，故广而明之。言欲平天下，先须修身，然后及物。自近至远，自内至外，故初明‘絜矩之道’，次明散财于人之事，次明用善人、远恶人。此皆治国、治天下之纲，故总而详说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