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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装与语言游戏 作者张励耕（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来自《世界哲学》2016年第(5)期:94-100 假装或佯装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现象，但首先必须澄清的是本文是在何种范围内讨论这种现象。我们或许会出于不同的目的而进行各种假装，例如，为了让别人相信我们的状态是这样或那样的，而去装疼、装作悲伤或隐藏真实的感受。从这个角度说，假装是某种类似于欺骗或说谎的现象。 但一般而言，说谎总是不可避免地与言说关联在一起。比如，如果一个人决定向某人说谎，那么就必须借助语词来表达某些并不为真的事态。而本文中所讨论的假装则与这种情形略有不同，因为它涉及的事项往往是呻吟、手势或面部表情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说谎与这种假装之间的某些差异：
维特根斯坦在自己后期的手稿中写下了大量关于这种假装或佯装的评论，这些评论会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相关问题的理解。需要澄清的是，在维氏的手稿中，一共有三个相似的德文词被使用，分别是“verstellen”、“heucheln”和“simulieren”；而在英译本中一般用“simulate”(假装)和“pretend”(佯装)两个词来翻译它们。笔者在这里不会太纠缠于这种语词上的差异，因为维氏本人的使用似乎是比较随意的，因此我们假定这些术语之间是可以互换的，并无实质性差别，可以被视为一个概念族群。在这样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借助维氏的评论来阐明如下两个论点：
首先让我们看看来自《哲学研究》的维氏本人的典型案例。 我们的如下假定太过草率了吗：婴儿的微笑不是装出来的？——我们的假定是以什么样的经验为基础而做出的？ (说谎是一种将要学习的语言游戏，正如任何其他语言游戏一样。)(PI 249)① 为什么一条狗不能装疼？它太诚实了吗？人们能够教一条狗装疼吗？在某些场合下，人们可以教它在不具有疼时却像有疼时那样吼叫。不过，这种行为终归还是不具备那些为了成为真正的装疼所必须具备的适当的环境。(PI 250) 针对上述两段评论中的问题，人们从直觉上给出的回答应当是“否”。即便不考虑更多的生理学知识，我们也会倾向于说，一只狗不大可能在日常的意义上像人一样“假装”。但是，很多动物却具有“装死”的能力，这是它们的一种天赋。一些野生动物会在面临危险时选择装死以保全性命，而它们甚至无需太多的后天“学习”即可获得这种技能。因此，我们似乎也可以设想某只动物为了保命而假装疼痛。那么，狗是因为不够“聪明”才无法装疼的吗？ 并非如此。人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种作为秉性或天赋的“装死”与作为后天习得之能力的“装疼”之间是有着重要区别的，为了理解狗究竟为什么无法装疼、在何种意义上无法装疼，我们需要找出上述二者间的区别并加以考察，而这就涉及进行假装所需的条件。 在此请考虑一下上述第一段引文谈及的案例。如果我们遇到一位婴儿并且发现他在微笑，那么一般不会认为他在假装。原因很简单：一是他缺乏假装的能力，二是缺乏假装的动机。在这种意义上，婴儿似乎可以被视为动物。如果被要求报告自己观察到的东西，那么我们或许会说：“他的脸上挂着笑容。”尽管我们也可以选择诸如“他的嘴角在上扬”等别的表达方式，但“笑容”或“微笑”显然还是最直接、最恰当的表达，它们直接刻画了相关事项最核心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实际上无法从逻辑上排除婴儿在假装的可能性，但可以依据语境来排除这一点。人们在面对婴儿时会毫不犹豫地做出行动，而带有怀疑的举动则是不合理的。换言之，尽管这种怀疑有着逻辑上的可能性，但却被语境排除在外了。 除了能力的缺失之外，一个婴儿也不大可能有假装的动机，而一般而言，假装的确要求有合理的动机存在。请看维氏的如下评论：
“思想和感受是私人性的”意思大致相当于“有假装存在”，或者“人们能够掩饰自己的思想和感受；甚至能够说谎和假装”。而问题在于，这种“存在”和“人们能够”意味着什么。(RPP I 570) 除了假装之外，如之前所说的那样，野生动物可以选择装死以保命，这同样涉及动机或意图。因此，动机的存在应当是进行装死或装疼等活动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对人类而言，他人或其他生物的动机总是被掩盖起来的，因此人们只能通过对“外部”的观察来推断关于其“内部”动机的情况。其实，这里的“内部”并不是指某种生理学状态，而是指对方内心的想法(动机或意图)，至于这种想法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于“内部”或可以被还原为某种生理学状态，这是无关紧要的。总之，人们对他人“内部”的推断方式可以被概括如下：
其中，前半部分是对于人们所做观察的表达，是一种描述，后半部分则是一种判断，它可能为真或为假。当然，前半部分也可能为假，比如观察者的观察有误，但这并不是我们主要关注的情形。当人们被X欺骗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意识到自己所做推断的错误之处。不过，人们总还是有可能发现事情的真相，借助进一步的经验研究来验证自己或他人做出的关于X的断言是否正确。那么，我们在怎样的环境中会被欺骗？成人可以假装，婴儿不能假装，这种事情是如何可能的？人们为了能够假装，必须要做些什么？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可以参照假装的一种变体。在剧院观看戏剧或在影院观看电影时，我们会看到各种不同的表演，并为这些表演感动。有些时候，舞台上根本没有任何道具，而演员还是可以很好地“假装”在做某事，观众也完全理解这一点。维氏本人便举了如下来自歌德的例子：
在日常生活中，下一局棋固然是要有一个“开始”的，这可以说是下棋或理解下棋的一项必要条件。但在舞台上情况则并非如此。无论演员还是观众，都可以在没有任何“开始”的情况下把面前的东西理解为一局棋，大家在这种语境中对于“假装”是完全知晓的，而且似乎乐于被“欺骗”，期待着表演所带来的感动。 可以说，作为表演的“假装”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之前提到的假装是十分不同的。剧院或影院是很特殊的场合，它把我们从日常的语境中暂时带离了出来。但人们如何可能理解一局没有开始的棋呢？在这个问题上，维氏将我们的视野引向了语言游戏的领域。 如果被要求描述在剧场中所看到的东西，那么我们会使用某些特定的概念，这与描述面部表情的情形具有相似之处。如果某人在描述另一个人的面部表情，那么他必须选择一个恰当的语词或概念，例如“悲伤”或“喜悦”。实际上，离开了恰当概念的帮助，对面部表情的描述就会遇到困难，甚至变得不可能。同样，一个从未在日常生活中接触或学习过“下棋”的人不可能理解舞台上没有开始的棋局。回想一下之前提到的推断方式“X看上去是如此这般的，因此我相信X是如此那般的”。对于一个从不了解何谓棋局或下棋的人而言，尽管他可以使用一些语词来填补前半部分中的“如此这般”的位置以描述X，但肯定无法找到一个恰当的语词来填充后半部分中的“如此那般”的位置。在一个给定的环境中，正常人应当不难找到那样一个或一些词；而一个缺乏相关知识或经验的不正常的人则很容易被认出，因为他的不恰当的表达会出卖他——他无法像其他共同体成员那样选择恰当的语词。 可见，这里的描述和推断都不是简单的事情。在装疼的情形下，人们往往会选择诸如“呻吟”、“身体扭曲”等词来填充“如此这般”的位置；在装死或表演(假装)下棋的情形下，则会选择诸如“直挺挺躺着”、“用手拿起棋子”等。但是，尽管人们很容易想到这些语词，它们对于这种描述而言却并不是本质上的，因而我们可以选取别的表达方式来替代它们。与此相反，填充“如此那般”的位置的词则往往是本质性的，“感到疼痛”、“死亡”和“下棋”都是最直接、最恰当的表述，如果被代之以别的概念，则相关的表述就可能变得不准确，甚至变得错误。人们在进行描述或判断时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会犯下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上述这些概念所扮演的本质性角色则与这种对错无关。人们必须使用这些概念来形成一条断言，该断言随后可以被验证为是真的(符合实际情况)或是假的(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对这些概念的掌握就构成了相关语言游戏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 到这里，我们开始触及到核心问题了。既然这些概念对于描述和判断而言是必要的，它们对于进行假装或表演的一方来说就也是必要的。换言之，对于假装或表演中的双方(比如演员和观众)来说，对相关概念的掌握是游戏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这和我们在上一节中提到的“动机”所扮演的角色类似：如果一个人没有进行假装或表演的动机，那么他当然不会进行假装或表演；同样，如果一个人对适合于所要假装或表演的东西的概念一无所知(比如不知道什么叫做“死亡”或“下棋”)，那么他也绝不会进行假装或表演。这样的说法同样适合于被欺骗或观看表演的一方。可见，一些语言上的要素在这些场景中扮演了本质性的角色。 显然，成人和婴儿对这些语言要素的掌握程度是不同的。如果我们想要欺骗某人，那么必须以对相关概念的掌握为前提，而这对于一个成人来说并非难事。可婴儿又当如何呢？教授婴儿学习概念的过程可能是十分艰难的，其中，手势、表情、示例等都会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婴儿在学习描述和推断的过程中也会犯下很多错误，但随着他的成长，这些错误会越来越少。所以，假装、佯装或表演肯定都是比较复杂的技能，它们建基于对相当大量的东西——包括概念、动作、表情等等——的学习之上。(cf.Hark，1990：132-134) 因此我们可以说，对“内部”(动机或意图)的掩饰以对“外部”(行为或语言等)的学习为前提。从这个角度考虑，一个未经学习的婴儿的地位的确与动物无异。很多动物的装死行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假装”，而只是一种本能。被它们“欺骗”的动物也并不是在严格的意义上被“欺骗”了，而同样只是出于本能行事。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严格意义上的“欺骗”和“假装”都与语言能力有关，或者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特殊的语言游戏，但动物显然处于语言游戏的范畴之外。维氏本人这样来总结上述问题：
对维氏而言，婴儿(或者不严格地说成是“孩子”)的很多行为仅仅是“假装的一条根”，这与动物出于本能的“假装”行为处于同一层次上。在关于婴儿或动物的情形下，谈论它们的“真诚”或“不真诚”、“假装”或“没有假装”其实是没有意义的。相关能力(主要指语言能力)的缺失把它们排除在了有意义性或无意义性的范畴之外——它们还并没有进入到任何语言游戏之中。 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关于假装的语言游戏是很复杂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环境中，我们会倾向于玩一种完全不同的游戏。请看如下例子：
在这家医院中，留给假装和猜疑的空间似乎被极大地压缩了。医生和护士一般不会倾向于怀疑病人表里不一，而是做出直接的、当即的反应。可以说，这种直接的、当即的反应是此类语言游戏的特征。人们之所以会倾向于这样行动，肯定是出于自己所处的环境或语境。如同婴儿的案例一样，这位病人在假装的可能性从逻辑上并不能被排除，但是，在此时此刻，语境却使得医生护士的当即反应成为那种恰当的反应——即使它在随后可能被证明为并不恰当，因为那位病人其实是出于某种目的而在假装呻吟。医生和护士并不是经过思考才决定要做出当即的反应，也没有进行一种形如“X看上去是如此这般的，因此我相信X是如此那般的”的推断。可以说，所有的思考与判断、正确与错误、有意义性和无意义性都是在进入语言游戏之后才发生的，这些范畴不可能在完全脱离语境的情况下被使用。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医生和护士的反应是同语境密切相关的。而在他们看来，病人的呻吟及其疼痛之间是一种“内在关系”，是不需要推断来作为中介的。 那么，为什么假装的可能性在逻辑上无法被排除？为什么那种当即的反应随后也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实际上，从逻辑的观点看，在此总是存在着留给怀疑论的空间。换言之，怀疑对方可能在假装，这在逻辑上总是讲得通的。但从语境的观点看，类似的怀疑则并不总是有意义的。即使那条表达怀疑的断言在随后被证明为真，这也并不意味着它在那种语境下是有意义的；在它被证明为真的时候，人们已经选择了另一种语言游戏，进入到了不同的框架之下。如果一个人决定进行假装，那么他就开启了一种特殊的语言游戏，被欺骗者就会被“邀请”来加入其中，这类似于剧场中演员与观众共同创造的表演环境。只不过，在后一种环境中，大家对此都心知肚明且乐于参与其中，而在前一种环境中，被欺骗者则被蒙蔽了。一旦这种蒙蔽被清除，大家就又会回到更为正常的语言游戏中。 其实，对假装的合理怀疑是需要空间的，如果两个事项处于一种外在关系中，那么怀疑便可以在这种关系中合理地存在；但当它们处于内在关系中时，合理的怀疑便失去了空间。那么，如何理解和界定这种“外在关系”与“内在关系”呢？ 很多哲学家使用过这两个概念，我们在此是在维特根斯坦式的意义上使用它们的。但是，这两个词究竟是何含义，维氏本人并没有给出很明确的阐述。简单地说，对后期维特根斯坦而言，“内在关系”是一种语法上的或概念上的关系。比如一条规则及其遵守之间便是内在关系，正常的疼痛和呻吟之间也是内在关系，这是一种语法或概念上的规定，离开关系中的一项，另一项就无法得到规定。而外在关系则是偶然的、经验的，比如因果关系。③在假装的情形下，假装者破坏了疼痛和呻吟之间在通常情况下所具有的内在关系。被蒙蔽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仍然认为自己应当做出当即的反应。但也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即病人本身并没有在假装，但观察者出于各种原因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在此有怀疑的空间存在。所以，不同的人会出于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而在相关的语境中做出不同的决定和反应，相应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对相关语言游戏的熟识仅仅是进行假装和识别假装的必要条件之一，具体而言，不同的人在识别假装上具有不同的能力。聪明的人可能很容易识别出假装者的表演，而愚钝之人则可能易于被蒙蔽。正常的成年人显然都熟练掌握了相关的语言能力，但还有各种其他的因素在这种语言游戏中起作用。不过，这已经超出了纯粹的哲学研究的范畴。 在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关于假装这种游戏的两个要点。第一，可以说，关于假装的语言游戏与另外两种语言游戏有关，一是人们会倾向于做出当即反应的语言游戏，一是会倾向于怀疑对方的游戏。假装的游戏与这二者都具有亲缘关系，但并不等于其中的任何一种。由于这一点，假装不可能是一种简单的事项，而必须拥有比较复杂的背景。如果所涉及的游戏过于简单或基础，以至于留给怀疑论的空间过于狭小，那么假装是很难进行的。维氏以表情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如果这种表情游戏得到了发展，那么我肯定就可以说，一个心灵或一种内部之物得到了发展。但现在，这种内部之物不再是那种表情的原因了。(这就像是，数学思考并不产生计算，也不是这种计算的推动力。而这是一条关于概念的评论。)(LW I 947) 第二，游戏的参与者必须决定自己要加入的是何种语言游戏，而所有的决定都是依据语境做出的。这里所说的“依据”可能会误导人，因为人们做出的并不是推理，而就是一种直接的决定。推理只有在进入语言游戏之后才出现。面对病人，人们是否应当当即做出反应？这似乎是个奇怪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做出当即的反应，那么也就没有空间去回答这个问题了；而如果我们没有做出这种反应，则回答就已经是“否”了。可见，我们其实并不是在“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在依据语境做出决定。而只有当我们选择了“否”的选项时，才会进一步做出一条或一些可以被证实或证伪的断言。这就是开篇之处说的，在开始进行一场语言游戏之前，我们已经做出了某些并不属于该游戏本身的决定，而正确错误、有无意义等问题都是在这之后才发生的。假装这种特殊的现象恰恰为我们理解这一点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注释： ①本文中引自《哲学研究》(缩写为PI，第二部分缩写为PI II，字母后的数字为段落编码，本文中援引维氏的其他著作的缩写样式与此相同)的段落均出自韩林合译《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引自《心理学哲学评论》(两卷分别缩写为RPP I和RPP II)和《关于心理学哲学的最后著作》(两卷分别缩写为LW I和LW II)的段落为笔者所译，依据的原文版本请见参考文献。以下不再一一赘述。 ②相关的场景出自歌德1773年的剧作《铁手骑士盖兹·冯·贝尔力希杰》(Gtz von Berlichingen mit der eisernen Hand)。 ③2015年，捷克马萨里克大学(Masaryk University)的J.马查(Jakub Mécha)教授出版了《维特根斯坦论内在和外在关系》(Wittgenstein 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一书，本书详细讨论了维氏各个时期关于内外在关系的看法，可以作为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澄清的十分有益的参考。 参考文献： [1]维特根斯坦，2013，《哲学研究》，韩林合译，商务印书馆。 [2]Hark,M.T.,1990,Beyond the Inner and the Outer:Wittgenstein's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Kluwer. [3]Mácha,J.,2015,Wittgenstein 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Tracing All the Connections,Bloomsbury Academic. [4]Wittgenstein,L.,1980,Remarks on the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RPP I and II),Edited by G.E.M.Anscombe and G.H.Von Wright,translated by G.E.M.Anscombe,Basil Blackwell,Oxford. [5]Wittgenstein,L.,1982,Last Writings on the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LW I and II),Edited by G.H.Vonwright and Heikki Nyman,translated by C.G.Luckhardt and Maximilian A.E.Aue,Basil Blackwe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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