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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王氏谱牒记载，王锡爵为北宋真宗时宰相王旦的后裔。元代时，王锡爵的祖辈避战乱而南下，其中一支迁徙至今太仓浏河。王锡爵为太仓王氏第十一世孙。相传，王锡爵出生时，正巧有一群喜雀飞集其家院宅，因古时“雀”与“爵”通假，遂起名锡爵。 王锡爵自幼聪明颖异，嘉靖三十七年（1558）乡试第四名，嘉靖四十一年（1562）壬戌科会试第一，廷试第二，授编修，累迁国子监祭酒，以谨慎严厉著称。万历五年（1577）升詹事府詹事，并兼管翰林院、充任掌院学士。此时，户部侍郎李幼孜为了讨好张居正，提出“夺情”之议（即可以在职居丧不守孝），与封建思想不符遭到众臣反对，神宗却对翰林编修吴中行等夺职并廷杖，王锡爵求情皇帝与张居正均无效，并送礼为他们充军饯行。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回乡安葬父亲，不少官员联名请张居正回朝，锡爵拒绝签名，却申请回家探亲，直到父亲病亡。 张居正去世后，受到反对派的疯狂攻击，神宗也置张居正的丰功伟绩于不顾，一反常态，对他这位“恩师”、“先生”大打出手。张居正死后的第一年就被追夺官爵，第二年家产被充公，家属被充军。神宗召回了一大批当初反对张居正的人。当时很多朝臣都以诋毁张居正为自己捞取名利，而王锡爵却上书当权者，指出：张居正为相时干了很多有益的事，是有政绩的，不应该全盘否定。认为“江陵相业亦可观，宜少护以存国体。” 万历十二年（1584）冬，王锡爵被召回朝中，拜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成为宰辅。王锡爵一上任便奏请神宗：疏远谄媚之臣，禁止钻营求官，戒除虚浮，节约开支，广开言路。这些建议均被采纳，并受到神宗的褒奖。 当初，李植、江东之与大臣申时行、杨巍等人相谋划，认为王锡爵在朝廷内外颇负时望，而且过去与张居正不合，所以力推王锡爵加入内阁。待王锡爵入阁后，与申时行十分投机，反而出疏竭力排挤李植等人，李植等遂去。当时申时行为首辅，许国次之，王锡爵位在第三，三人同为南方人，而且王锡爵与申时行又是同科，同郡，然而申时行生性柔和，而王锡爵性刚负气。 万历十六年（1588），王锡爵的儿子王衡，参加顺天府乡试，位列第一。礼部郎官高桂、刑部主事饶申上章奏论，以为此科大臣子弟连连中选，恐有不公，请复试举子。王锡爵十分气愤，连连上章为自己申辩，言语十分激愤。复试结果，王衡仍排第一。因此，饶申被逮下狱、除名，高桂贬斥边方。御史乔璧星请皇上戒谕王锡爵，务必要宽洪大量，作一个“休休有容”的大臣。王锡爵又上疏为自己辩白。此事对王锡爵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使他的威望有所降低。 当时群臣纷纷上书请神宗早立皇储，以定国本，神宗皆不听。王锡爵上疏建议神宗“勤御朝讲，日亲大臣，经常披阅章疏而早定根本”，神宗“温旨报闻”。万历十八年（1590）元日，神宗驾御毓德宫，召内阁辅臣进见。神宗牵着皇长子的手，用以说明他们父子二人关系很融洽，没有废长立幼的意思，大臣们连忙跪拜。神宗于是手谕各大臣：“伦序已定，朕何敢私？特以皇长子羸弱，待十年后，大典并行。” 万历十九年（1591）夏，以母亲患病，王锡爵请假探视，滞留不归。万历二十一年（1593)，申时行、许国、王家屏相继离开内阁，宰辅乏人，神宗遂又召王锡爵回朝，拜为首辅。此前神宗曾答应于二十一年春举行册立大典。朝臣们都在拭目以待。王锡爵密请皇上早做打算，神宗想出新的拖延理由，将三位皇子并封为王，数年后，如果皇后仍未生育，再行册立。王锡爵顺从地奉诏拟旨，提出了“三王并封”之说。即将长子常洛，三子常洵、五子常诰同时封为藩王，虚太子位以待。此说一出，举朝哗然。大臣们把矛头直指王锡爵，群臣弹劾之章如雪片般飞至，造成内阁与部臣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一次，王锡爵对顾宪成抱怨：“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顾宪成立即反唇相讥道：“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后迫于公论，神宗不得不取消“三王并封”。 万历二十一年（1593）秋，皇太后生辰，神宗接受群臣朝贺后，独召王锡爵于暖阁，王锡爵再次力请早定国本。神宗说：“中宫有出，奈何？”锡爵言道：“此说在十年前犹可，今元子已十三，尚何待？况自古至今，岂有子弟十三岁犹不读书者。”神宗听了很感动。万历二十二年（1594）神宗终于下诏，请皇长子出阁读书。礼节依太子出阁的旧制，举朝上下一片欣慰。 王锡爵在任首辅期间，曾奏准停止江南织造和江西陶器，减云南贡金，出内库钱粮赈济河南饥民，神宗全都照准。他还解救过李沂，力争不宜用廷杖。以上都受到大家一致称赞。但在考察在京官员时，考功郎中赵南星因秉公罢黜了一些不合格的官员，这其中有大学士赵志皋的弟弟，也有王锡爵的旧属，于是内阁与部臣的关系再起冲突，结果神宗下旨将赵南星先是降三级，调外任用，后竟革职为民。连一大批为他上章呼冤的大臣也都受到贬谪。朝臣们自然把这些都算在首辅王锡爵的身上，认为是他一手操纵的，因此对他十分愤恨。王锡爵多次上书申辩无效，遂连上八疏辞去了相职，回乡养老。七年后，皇太子册立东宫，神宗特遣官赐敕存问，言：“册立朕志久定，但因激阻，故从延缓。知卿忠言至计，尚郁于怀，今已册立、冠婚并举，念卿家居，系心良切，特谕知之。” 万历三十五年（1607），廷推内阁大臣时，神宗虽然任用了于慎行、叶向高、李廷机，但仍惦念王锡爵，特加少保衔，遣官召他赴任。王锡爵三次婉辞不就，神宗坚持任用。当时言官们的势力很强，每日奏章不断，王锡爵遂进密帖给神宗，让神宗“于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鸟之音。”言官们听说后，引起公愤。纷纷上章弹劾，将此前旧账又都搬出。王锡爵本不准备就职，于是更加决心杜门养老。神宗虽然越加眷顾，王锡爵就是执意不出。三年后，病逝于家，享年77岁。朝廷赠他太保衔，赐谥号文肃。 人物评价王锡爵当宰相能以大局为重，勤政廉洁，敢于建言，勇于直谏。当年以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到朝即提出“禁谄谀、抑奔竞、戒虚浮、节侈靡、辟横议、简工作”6项建议。这些都是与关朝政的大事，都堪称是当务之急的大事，因此全为皇帝所采纳，并受到褒扬。他过于清介耿直，因而没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明史》概括王锡爵的性格特点，用了4个字“性刚负气”。性格刚直，应该说是一个人的优秀品德，难能可贵；但是，负气就有感情用事的成分，特别是作为朝廷大臣应该考虑到方方面面，决不能感情用事。 与申时行王锡爵与申时行都是万历皇帝亲政时期的宰辅，两人同是苏州人，但他俩性格完全不同：申时行忍辱负重，甘当“和事老”，堪称苏州柔性政治家的典型，而王锡爵纯正直率，刚直负气。在苏州宰相中，王锡爵与申时行的关系最为密切，两人有许多相同点：王、申两人同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一同参加壬戌科会试，一同参加殿试，同是一甲进士。申时行是一甲第一名状元，王锡爵紧随其后是一甲第二名榜眼；王锡爵虽然屈居第二名，但他是会试第一名会元。王、申两人同在翰林，两人同是万历朝的宰相，都官至首辅。 申时行于万历六年三月（1578年）以吏部左侍郎兼任东阁大学士（副宰相），入阁参与机务；七年十二月，加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十一年九月，由太子少保晋太子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首辅），十二年九月，晋少师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至十九年九月（1591年）致仕。王锡爵入阁比申时行晚了六年半多，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二月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副宰相），次年六月正式入阁；十五年二月，晋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首辅），十九年六月归省；二十一年正月还朝，二十二年（1594年）二月，晋太子少傅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同年五月致仕。 两人都有共同的爱好，喜欢昆曲，家里都养有戏班子，都有相当高的水平。明末，苏州一带士大夫家蓄养戏班成风。王锡爵家的戏班请来昆曲创始人魏良辅的嫡传弟子赵瞻云和魏良辅的女婿、歌唱家张野塘指导，可见其档次之高。汤显祖的《牡丹亭》（又名《还魂记》）问世后，第一个演出该戏的便是王锡爵家的戏班子，演出达到了“曲尽其妙”之境界。而申时行家的“申班”则更胜一筹，人称是江南梨园之首。“申班”尤以演《鲛绡记》最佳最有名气，时有“申鲛绡”之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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