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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皇帝自幼接受了完整的儒家教育，张先生以及其他翰林学士们孜孜不倦的教导他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皇帝，因此道德的规范早就镌刻在其根骨之上，这也是其悲剧的根源。 讲述者 | 傅仰哲 公众平台 ： dongxi99 每当神宗抱起尚在襁褓中的常洵的时候，嘴角总是不自觉的微笑。因为，这是他与自己心爱的女人郑贵妃的爱情结晶。这自然是人之常情，神宗也不例外，而对于其长子常洛而言，则是悲剧的。因为常洛只是其尚处于青春期之时，与慈圣太后身边一位宫女所生。常洛出生之时，神宗皇帝尚且19周岁，算虚岁也不过时年20。那一年，元辅张先生的去世，以及随后对其政治遗产的清理占据了万历的大部分精力。想来，万历应该没有多少机会与长子常洛培养父子之情，自己尚且都是孩子，想要产生父亲的责任感应该比较困难。 待到1586年，常洛5岁，他的弟弟常洵出世了。常洵的母亲郑贵妃，是万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女人，对于万历而言，其重要程度或许还超过了万历的母亲慈圣皇太后。郑贵妃入宫之时年仅14岁，对于万历而言，是再好不过的玩伴。相比其他宫内无聊的女人，郑氏的活泼、洒脱、聪颖点亮了冷清的紫禁城。在神宗料理完张先生庞大的政治遗产后，其年岁已经成年了。在宫内看戏、赏花玩鸟、与小太监嬉闹已经不再有吸引力，而慈圣皇太后也不再过多干涉皇帝的私生活。因此，空虚寂寞无聊的神宗遇到这么一位善解人意的女孩子，自然与其陷入热恋之中。史书中对于万历经常有“荒淫无度”的评价。但实际上，神宗皇帝的空虚寂寞源于道德的约束，他无法忍受自己如同前朝出名的“昏君”那样胡来。神宗皇帝自幼接受了完整的儒家教育，张先生以及其他翰林学士们孜孜不倦的教导他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皇帝，因此道德的规范早就镌刻在其根骨之上，这也是其悲剧的根源。 神宗皇帝虽然名义上富有四海，理论上可以做任何事情。但实际上，张先生去世之后，他发现自己仍然被种种道德规范约束着，根本无法为所欲为，而郑贵妃正是以其女人独有的聪颖看破了这一切。当朝堂上的官员们，内宫的皇太后以及其他嫔妃、宦官们把万历视为皇帝之时，只有郑氏把万历视为自己的男人，一个内心空虚寂寞却又迫不得已需要遵守各种道德规范，宗法制度的男人。所以，这也不难解释万历与郑氏之间至死不渝的爱情。 对于我们这个自秦汉以降，就把天子视为国家公共事务一部分的国家而言，皇帝的一举一动都需要符合道德规范，而且皇帝是没有私事的。所谓天子无私事，也就是说，皇帝的家事也是天下事。所以，当万历年纪渐长，册立储君的事情就慢慢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有着足够长的历史，从大禹传位其子启开始计算起，已经有着4000多年历史。而长期以来，为了国家的延续，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必须要有一位接班人。因为接班人的挑选关系到了国家未来的发展以及前途。自古以来，接班人的挑选都是一大难题，因此古人相继想出了“兄终弟及”以及“嫡长子继承”两种制度。 王国维先生在其《殷周制度论》提及商代兄终弟及以及父子继立的情况皆有，而在周代，基本上由儿子继承父亲的王位。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皇帝有多位皇子成了常态，如何避免皇子之间因争夺皇位而产生兄弟萧墙的悲剧？因此嫡长子制度最终被确立下来。即便如此，依然出现了诸如“玄武门之变”这种悲剧。而精明犹如宋太祖，也出现了“烛影斧声”这种悬案。嫡长子继承制固然可以减少关于继承人问题的争议，但是若嫡长子不具备皇帝的才能，那又会引发一系列的政治问题。 在清朝雍正皇帝确立秘密建储制度之前，这个问题一直无解，并且贯穿了整个我们这个庞大帝国的历代朝堂。前朝不说，本朝就发生过几次继承人争端，“靖难之变”、“高煦造反”等事件。因此，本朝太祖皇帝朱元璋在一开始便明确了本朝的嫡长子继承制的权威性，并将其写入《皇明祖训》中使之成为祖宗之法。而在朱元璋的设计之中，当皇子被确立为太子之后，便需要建立一套自己的人马，也就是称之为“东宫”的这么一套制度。 在明代的东宫制度之中，负责太子教育的官员、负责太子日常起居的官员、负责太子警卫的官员这三部分人马共同构成了东宫的班底。在正常情况下，这套班子就是日后太子继承皇位后理想的治国班子。但是在我国传统的政治传统下，又极容易形成两个政治中心，使得皇帝与太子之间发生种种矛盾。而朝堂上的大臣、东宫的班子成员又常常成为父子两人权力斗争漩涡中的牺牲品。 太祖皇帝在《皇明祖训》中明确了嫡长子继承制后还不忘记提醒皇帝的其他兄弟子侄们不要觊觎皇帝之位。他明确提到“凡自古亲王居国者、其乐甚于天子”。所以，在太祖皇帝的设想中，他已经为他的后世子孙确立了一套看上去万无一失的继承制度，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到了万历十八年，朝臣们发现万历长子朱常洛已经九虚岁了，而皇帝似乎无意让其长子接受皇家教育，大臣们甚至担心常洛日后即位后能否与大臣们交流。所以，帝国朝堂上下前所未有的团结，促使万历册立常洛为太子，好方便常洛可以学习为君之道。而万历显然无意立常洛为太子，由此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被后人们称之为“国本之争”的政治事件。 神宗皇帝首先以常洵身体虚弱为由拒绝了大臣们要求册立常洵为太子的请求。而善于揣度上意的帝国官员们则集体猜想皇帝明显更喜欢常洵，是否打算以后直接立常洵为皇太子。在这种猜想之下，帝国官员们接连不断的上疏要求册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这种不断的纠缠使得万历非常之烦闷。或许在万历的内心深处，立谁为太子，似乎是他私人的事情。但是笔者之前已经说过，皇帝无私事，皇帝的一切行为都需要如天空般洁净无瑕。因此，册立谁为接班人这种事情显然由不得万历自己想如何便如何。更何况常洛是长子，而常洵是三子，且常洵的母亲郑氏也非皇后，因此常洵从法律角度来讲，并不具备成为帝国继承人的资格。而从皇帝个人喜好而言，这是不被允许的。因此，烦不胜烦的万历在当年十月份下发上谕，他说道：“至于册立之事，朕以诚实待天下。岂有溺爱偏执之意。待（常洛）稍过十岁，朕自有旨。册立出阁一并举行，不必烦言催渎。” 明光宗朱常洛，国本之争的主角。 这道上谕什么意思呢？万历的大意是你们别烦了，我没有废长立幼的意思，等到常洛满十岁了，我自然会册封他为太子，并且让他出阁讲学接受教育。发完这道上谕后，万历还是觉得不过瘾，他又派人到内阁，口谕到：“册立之事，到明年春夏，科道官等不烦言，明年冬出谕旨，如果再烦言，则到十五岁延期册立。” 也就是说，万历再三警告官员们别再为了册立之事来烦他。如果不烦他，那么就等到万历十九年冬天举行册立仪式；如果再来烦他，那就过几年等到常洛十五岁再说。万历虽然说好了册立的时间，但毕竟只是口谕，口说无凭。大学士王家屏要求神宗皇帝留下书面记录，被皇帝拒绝了，而且申斥了王家屏，并且再次把册立太子的时间改到万历二十年。神宗皇帝的本意是，册立太子这种事情，我跟你们内阁说说就好了，因为你们是重要的大臣，但是王家屏却把神宗的口谕传达给了六部和六科，使得口谕成为书面的约定，这引起了万历内心的不爽。 万历十九年闰三月，发生了“星变”，也即是有彗星出现。就我国古代政治传统而言，皇帝需要自我检讨是否其施政有存在不道德的地方，并且在朝堂上展开讨论。但是被立储事件烦得不行的万历皇帝担心朝臣们把立储事件与“星变”联系在一起，于是他先下手为强，以“星变”为由，把逼迫其立太子逼得最紧的言官们将了一军。他发了一道上谕，把言官们臭骂一顿，并且处于免去一年薪水的处罚，这件事情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其政治意图自然非常明显，继续警告官员们不要拿常洛的事情来烦他。 到了万历十九年十月，工部一位尽职的官员上疏给皇帝，向万历请示册立太子的仪式所需的开销，他已经制作好预算，请求万历予以批准。但是万历的朱批却使得帝国朝堂发生了一场不次于九级烈度的大地震。万历是这么说的，他早已说过在这一年内不许有人就储君一事来烦我，既然你们违反了这一规定，那么立储的事情就按照先前所约定的顺延吧。这一朱批使得大臣们目瞪口呆，因为在大臣们眼里，这是神宗故意找茬，如此行为如何堪当人君？因此大臣们联名要求万历收回成命。 当时继任张先生成为内阁首辅的是申时行。事发之时，申时行正在养病，所以联名上疏由内阁次辅许国执笔。但是按照传统，奏疏中第一具名的大臣仍然为申时行。文官集团的这一行为使得神宗大为恼火。但文官们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所谓君无戏言，如果连事先说好的事情都可以随意更改，那么皇帝的威严有何在？又如何成为帝国臣民们的道德楷模？ 皇帝因为文官们的上疏而大发雷霆，首辅申时行在知道此事后，悄悄写了小纸条给皇帝，申明自己在家安心养病，上疏一事自己并不知情。这一事情自然不见得是光彩的，因此在官方正式文本中并不见记录，而当时内阁的一位书记黄正宾则揭露了此事。对于申时行的小纸条，神宗这样批示：你说的朕都知道了，立太子的事情我自有主张，你安心养病吧，你的心思朕知道了。由于黄正宾的缘由，这本属于皇帝与申时行之间的小秘密就要被公开了。申时行慌忙派人去六科把小纸条要回来，但是秘密终于还是被大家知道了，首辅申时行与前任张居正一样，陷入了空前的政治危机。到了第二年，申时行顶不住压力，自己申请辞职了。 此后，我们的帝国朝堂便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争议之中。一方面，万历对常洵的喜爱日益增加；另一方面大臣们坚持常洛具有皇位的第一继承权。这种争议持续十几年。本朝到了万历期间，已经立国两百余年，所有的宗法制度已经成为不可更改的存在。万历的祖宗们被大臣们塑造为道德楷模，而作为我们这个庞大帝国的继承人，自然应该以道德自居。 本朝自太祖皇帝以来，向来以儒家经典“四书”作为治国典范，所有读书人们以朱熹注释的四书为标准教材，公务员考试的题目也全部出自四书，而对答的内容则不得偏离朱熹注释的范围。也就是说，伦理上，皇帝不能擅自的变更长幼顺序，以自己个人的喜好去变更帝国的根本。所以，因立储问题而产生的宪法危机实际上并不应该存在。 在强大的伦理以及不可变更的祖宗之法下，万历不能像臣僚们敞开心扉诉说自己的痛苦，而臣民们也无从知道神宗的苦恼。他们不知道到底是郑氏一直向万历吹枕边风，又或者万历其实在等待皇后病逝，然后册立郑氏为皇后。若郑氏被册立为皇后，那么常洵自然而然的成为嫡子，按照宗法制度，皇后之子虽不是长子，但却是嫡子。那么常洵自然在继承权的顺位上超越常洛成为第一顺位继承人。但是，天不遂万历的心愿，孝端皇后虽然病痛缠身，但是其仅比万历早去世四个月。而那时候，万历早已屈服于祖宗礼法以及朝臣们的压力，册立常洛为太子。 万历是这么一位皇帝，他是守成之君，而他无法超越太祖、成祖等祖宗们立下的规矩。也就是说，如同张先生早先教导的一样，他只能在祖宗礼法、道德规范之下进行执政。 对于文官们而言，皇帝就如笔者之前所说的那样，是作为帝国道德楷模的存在。这位皇帝不需要有任何的私人欲望，他的存在只是帝国合法延续的象征。皇帝必须自动的亲近贤能远离小人，在做任何裁决的时候都需要刚正不阿，不偏不倚。如果皇帝没有一丝个人主见，那最好不过，文官们两百年来形成的传统，以及帝国长期的政治惯性使得万历对于皇帝这份除了死亡之外就无法解脱的工作厌倦万分。尤其他看透了他根本无法在选择谁作为继承人这种本身带有强烈私人色彩的事情上依然无法自作主张之后，他对于“皇帝”两字早就看透了。因此，他选择了黄仁宇先生称之为“消极怠工”的对抗方法。但是在笔者看来，万历的乖张行为又远非“消极怠工”所能解释的。 或许一开始，万历是试图以罢工这一方式来促使大臣们屈服，但实际上，万历是人而非神。因此，当长期远离帝国繁重的政务工作之后，他对于皇帝这份工作产生了惯性的厌倦。他到了后来愈发讨厌每天全国各地汇总到内阁，转由内阁整理归纳后上报给他批示的文书。就好像一个人如果长期不工作，便会对工作产生厌倦一般，当万历发现他对大部分的文书都采取“留中不发”，或者简单的批示“知道了”三个字后，帝国的政务工作似乎依然照旧运转，于是他愈发的不想工作。这种不想工作的态度一开始或许仅仅只是对于臣下的报复，但是后来则演变为一种惯性。 我们知道万历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深知作为皇帝需要做些什么，因此，他发现自己如果什么都不做，可能更加符合大臣们的期望，于是，他就彻底的不工作了。对于大臣们而言，常年见不到皇帝，已经使得万历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文华殿也好、六部也罢、六科也好，皇帝的存在与否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只是到了后期，中央政府越来越多职位的空缺使得内阁日益担忧，除此之外，皇帝驾崩了，还有常洛在，我们庞大的帝国并不会因为万历的玩忽职守而崩溃。 而因为国本之争，使得帝国的言官们大放异彩。再回到先前所说的万历把册立常洛为太子的时间推迟。在稍早之前，言官吏科给事中李献可联合其他几位言官一起给神宗上疏，希望皇帝可以让皇长子常洛接受教育，这事情不用说也引起了万历的反感。他下旨对李献可进行处罚，处于降职以及没收半年薪酬的处罚。这一决定遭到内阁大学士王家屏的反对，其他言官诸如吏科给事中钟羽正、户科给事中孟养浩等也公开支持李献可。这一行为引起神宗的进一步愤怒。王家屏因此主动辞职，孟养浩被廷杖一百，钟羽正被革职。 到了万历二十一年，赋闲在家的前大学士王锡爵接到神宗的命令，重新回到内阁。在神宗的授意之下，王锡爵上疏万历，提出“三王并封”这一做法，也就是把皇长子、皇三子、皇五子一起封为亲王，由此来推迟册立太子的舆论压力。这一奏疏引起了轩然大波，朝堂上对王锡爵的批评此起彼伏，神宗无奈之下，撤回了“三王并封”的诏书。 在这段时间里，顾宪成、顾允成、张纳陛、史孟麟、薛敷教、于孔兼等文臣都纷纷上疏批判王锡爵。顾宪成甚至给王锡爵递去了私人信件、史孟麟做了篇《或问》的文章来批判。在这一事件中，王锡爵为首的内阁与反对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辩论持续发酵的时候，按照政府原定的工作计划，新一轮“京察”开始了。由于张居正时代的京察是其作为排斥异己的政治工具。因此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也陷入这一循环之中。《明史纪事本末》中所记载的《东林党议》就是从这次京察开始写起。就如小野和子在《明季党社考》中所提到的：“他们（东林党人）自己以‘党’为名之前，就已经被作为‘党’被弹劾了。” 顾宪成 东林书院的创办人，东林党的精神领袖 在这次京察中，首先是吏部完全杜绝了内阁的参与，一大批与内阁关系良好的官员遭到弹劾。而内阁为了报复，则上疏弹劾了京察的主持者吏部尚书孙珑、吏部郎中赵南星。王锡爵一手主导了对吏部官员们的处罚，吏部尚书遭到了剥夺薪酬一年的处分，赵南星则被连降三级。之后又有大批反对内阁的官员遭到处理。后来被大家视为东林党精神领袖的顾宪成在这一时期则为吏部文选司郎中。 万历二十二年，顾宪成因为推荐王家屏重新进入内阁而遭到神宗的厌恶，直接被削职为民。而吏部尚书孙珑则以辞职来抗议处分，孙珑的辞职信据说是由顾宪成写的，顾宪成在孙珑的辞职信中提到君权与行政权的划分。他认为君权由君主掌握，但是行政权则由大臣们拥有。也就是行政权具体由六部主张，君权虽然有高于行政权的优先级，但并不意味着君主可以随意干涉六部的行政权。行政权由六部执掌，并且形成具体的定论，皇帝则行驶君权加以确认。而六部与皇帝之间是直接联系的，因此内阁更没有权力干涉六部的具体工作。 对于朝野所议论的“党争”，顾宪成这样向万历辩白“若夫党之一字，汉唐宋倾覆之原，皆在于此。臣非特口不忍言，目不忍见，抑且耳不忍闻。……臣衰病日侵，任使不效，徒洁身而去，俾专权结党之说，终不明于世，来者且以臣为戒，又臣之大罪也。”顾宪成洋洋洒洒数百字，无非是论述了吏部在京察之中工作是对的，绝非结党营私。同时，点出了“君子群而不党”的说法。因为自古以来，党争都是臭名昭著的存在，“党”绝非褒义。 而另一位后来被视为东林党干将的史孟麟也辞职了，他在其辞职信中提出了“朝廷之公党”与“辅臣（内阁）之私党”的概念。也就是说，回到笔者先前第一章所论述的，东林党以天下为公自居，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是天下的党，是朝廷公党。 在围绕国本之争中逐渐聚集起来形成统一政治主张的文官们，又因京察与内阁一派的政治斗争，在万历的眼皮底下，在帝国的朝堂上形成了旗帜鲜明的两派政治势力。东林党人们的眼中，君主是天下公器，东林党人的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所以东林党人们希望要把言官从现有的政治规范中独立出来。既然君主是天下公器，那么，君主自然是道德的楷模。如果君主出现德行上的毛病，言官们理应对君主进行批判。如何保证言官们的监察权呢？自然需要无条件的保证言官们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监察权的完全独立。这些观点都是有悖于我们这个庞大帝国的政治传统的。东林党的这一坚持，贯穿了晚明帝国的朝堂。 在顾宪成、顾允成两兄弟一罢官、一辞职回到无锡老家后，另一位无锡人高攀龙也因为与王锡爵政见不合而辞职回乡。于是，三位有着同样命运的无锡人聚集在一起，在太湖之滨的无锡专心研究起学问来。一开始，他们其实无意过问政治。之前说过，张居正先生执政期间，曾经禁止过书院的设立与办学。不过在其去世后，书院之风便卷土重来。而东林书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年近半百的顾宪成撰成此对联，身后，是《东林书院》的匾额在缓慢的吊升，最后悬挂在书院大门之上。这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距离顾宪成削职为民已满十年。顾宪成在太湖之滨讲课已近十年，而东林书院的重建，越来越多在万历中期国本事件中的政治牺牲者来到这里，却掀开了帝国晚期政治生活全新的一面，这想必是万历四十年于家中去世的顾先生所始料未及的。 我们如果细致的研读《东林书院志》，便会发现两位顾先生以及高先生创办东林书院的本意仅仅是讲学，如果把后来帝国政治地图上的种种事情加诸东林书院之上是一种天然的误解。也就是说，东林书院其实是一个学术团体而非政治团体。东林书院的目的是办学，其办学宗旨是弘扬孔孟所传下来的儒家正统，顾宪成一开始制定东林书院的规则的时候便明确以讲学、求知为重点，而东林书院的教材，不用说，自然是四书。若再深入研究东林书院的讲学内容，便会发现其中复古之风盛行，所谓的“远必称孔孟，近必称周（周敦颐）程（程颐）”。因此，东林书院的创办其实是以学术为基础的。 那么，以学术为基础的东林书院是如何演变成为东林党的呢？在东林书院讲学之风最盛行的时候，有诸如志矩堂（由反对三王并封与内阁对立之后辞职回乡的于孔兼创立）、明道书院（在史孟麟的别府中设立）、虞山书院、崇实会馆、江右书院、徽州书院、关中书院与东林书院保持密切的联系。借助书院这个网络，在朝廷上失意的人们逐渐聚集在了一起。虽然书院本意是讲学，但是讲学之人却大都是脱离公务员序列的前公务员们。于是，他们的讲学除了学术问题之外，难免夹杂时政的内容。本来这帮人因为受到结党营私的指责而离开政府，但是就如同先前史孟麟所说的，如果他们是一党，那也是朝廷之公党，与内阁之私党是截然不同的存在。 若提起朋党，历代最有名的论述就属北宋欧阳修所写的《朋党论》，欧阳修坦然的说道：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其文章自然文采飞扬，《朋党论》一文语言简洁明快，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史孟麟关于朋党的论述其实源自欧阳修的《朋党论》。他们坦然的认为由于内阁之私党排挤他们这群君子，所以他们结党与其对抗。 而促使东林书院以及身处其中的士人从议论朝政到卷入政治漩涡之中的，则当属因“矿税”问题而赢得巨大名望的时任户部尚书李三才。李三才似乎是万历中后期不可多得的一名政治人才，因矿税问题曾经与万历有过激烈的矛盾。 李三才，与万历因矿税问题发生激烈争吵 万历三十七年前后，由于内阁大学士出现空缺，在朝野上下拥有巨大名望的李三才成为递补入阁的热门人选。但是李三才却引起了我们帝国政治舞台上其他演员们的敌视，敌视李三才的官员们批判李三才与东林党人结党营私，是东林党的一员。对于这种莫须有的责难，顾宪成坐不住了，于是他写了私人信件给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向他们说明李三才是个行政能力高明，个人品德高尚的官员，希望内阁及吏部不要因为舆论而怀疑李三才。但是，问题来了，顾宪成的这封私人信件却被公开了出来，不仅从某种程度上坐实了李三才东林党人的身份，而且使得东林党人的政敌们抓住了把柄，他们公开激烈指责东林党人们以在野的身份企图染指国家大事，遥执朝政。 应该说，顾宪成在写信之前未尝不曾考虑过这封私人信件或许会带来这样的负面后果。但是他纯粹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量以及对李三才本人的仰慕，才以公义的名义出发写了这么一封私人信件。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东林党人一贯的政治主张，也就是坚持儒家的正统以及严格的道德规范。 东林党的初始核心成员们其实都是帝国的中下级官员，当他们以高高在上的儒家道德来看待世间百态的时候，悲剧早已注定。在他们眼中，不顾人伦大礼夺情丁忧的张居正是不道德的；神宗对于长子常洛的偏见是不道德的；申时行对皇帝立储事件的态度不明确是不道德的。当万历皇帝以及后来其继任者的朝堂上出现越来越多的他们认为的“不道德”的行为的时候，这种公开反对政治权威而遭到严酷惩罚的行为反而使得这些中下级官员在帝国政治舞台上赢得了无上的荣光。 以道德为准绳来评判政治的公正性固然是我们这个庞大帝国数千年来的政治传统，但实际上，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很多时候是需要委屈求全的。东林党人对于内阁之私党的大加批判有着徐阶、高拱、张居正、申时行、王锡爵等等内阁大学士的某些不法行为作为注解。而考成法以及后来内阁对于言路的压制，又使得东林党人的天下公义之心自然而然的膨胀。他们把希望寄托于皇帝可以清高自洁，他们无限向往皇帝可以给与政府各部门有着随时向其汇报舆论是非的权限。按照我们今天的政治理论不难理解东林党人的希望。 东林党的精神领袖顾宪成曾经说过由于内阁自张居正时代起就弹压言路，使得言路不畅，而对于天下言论的压制，则会导致国家发生变乱。然后他进一步阐述说无论是皇帝或者官员，只要阻扰言路，那么就会使得政治腐败。所以，作为天下公器的天子就必须如同青天白日一般昭昭日月。而文官们的责任，则是帮助天子成为犹如尧舜那样的圣明君主，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都需要对“天下公义”负责任。而言官在这其中则起到监察的作用。 东林党人认为君主、官员都需要服从“天下之公”。不得不说，这是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而这一股思潮，在明末之后就消失在烟波浩渺的历史之中。直到清末，“天下公义”、“开放言路”等才重新成为当时部分士大夫们的追求。 而到了上世纪初，孙文先生则再次对“天下公义”做出发展，提出了“天下为公”。孙先生在西方政治制度的三权分立，也就是司法、行政、立法之外增加了考试权和监察权。孙先生认为考试权和监察权是我们国家所固有的，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司法、行政、立法三权为皇帝所掌握；而考试权则为科考制度，监察权为言官们所掌握。所以，中国实行君权、考试权与监察权的分立是古已有之的事情。因此，孙先生认为除了要学习西方的三权分立之外，还需要引入考试权与监察权。只有建立一个五权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国家有了这样的纯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享、民治的国家”。我们暂且不论东林党人与其政敌们之间的政治斗争给晚明带来了怎样不良的影响，但是究其政治追求的根源，却不能说东林党人是一群不良的投机之辈。 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东林党与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是有着根本不同的。现代意义的政党需要有共同的行动纲领、政治理念、组织纪律然后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而东林党与我们国家历史上其他被称之为“党”的组织并无不同，他们只是一群有着相同政治抱负的人物的松散结合体。东林党并无一套完整的组织纪律，也没有对外发展成员的冲动，经济基础这一类论调更无从说起。因此，他们更像是派系而非党。 “党”实际上是政敌们加给以东林书院为核心所形成的那帮主动辞职或者被迫辞职的在野官员们所形成的团体的称谓。那么政敌们为何要给东林书院冠以“党”这个字眼呢？因为在我们这个有着数千年政治传统的国家，所有人都认为结党营私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如果朝堂中出现朋党，那么政治秩序、道德秩序、社会秩序都会遭受到破坏，而国家也会陷入混乱。因此“党”这个字眼实际上带有不道德的色彩，某些人结党了则意味着他们图谋不轨，因此结党在我国传统政治伦理中是一种严重的指控。 《论语》中就明确说道君子群而不党。因此，以儒家传统捍卫者、高尚道德自洁的东林党人们，均不会认为自己是结党营私。他们认为自己是君子，是群而不党，是朝廷之公党，是天下之公党，与内阁之私党是完全不同的。而另一方面，当时朝廷里诸如李三才、叶向高等官员也被列入东林党之时，我们便应当发现，如果这些实权官员也是东林党人，那么对于东林党所谓“遥执朝政”的指控又从何谈起？所以后来天启年间的“阉党”所编制的《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的产物，对于其中的内容自然应该打上问号。 而对于万历皇帝而言，他从老师张居正身上看到了帝国的官员们表面上都貌似道德楷模，背地里却有着另一套生活方式。无法随心所欲的选定常洵作为太子，并且在文官集团的压力之下不得不选择了常洛更使得他对于皇帝这份工作产生了无限的厌倦。而且以万历的聪颖，他应该早就发现了自己的所有行动范围其实都有着严格的规范，即便如其叔祖正德皇帝那般，最终也不过是荒唐一生。他既没有办法向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或者本朝的太祖、成祖一般拿出开疆辟土的魄力，也不能像唐玄宗、宋神宗那样乾纲独断，那么，在紫禁城中昏昏欲睡或许成了其躲避工作的最佳选择。 出于对帝国政府组织原则的了解，对皇帝本身职权的明晰，他已经清晰的感觉到我们这个帝国庞大的官僚系统完全是一种技术型的存在。所以，有他无他，仅仅只是合法性上的讨论。因此，对于东林党人，以及反对东林党的人，万历内心应该都是十分讨厌的。他也许已明白经过了“国本之争”，历史明君这一称谓应该与他绝缘了。但皇帝毕竟不是普通人，不用像普通人那样需要为了养家糊口而拼命工作。他是大明帝国的天子，他富有四海，所以，他便大胆而荒谬的选择了不工作，因为他无需为了生计而被迫工作，而长期的不工作又使他对皇帝这份工作产生了深深的厌倦。 这种惯性的怠工，贯穿了我们大明帝国晚期的政治舞台。对于历史而言，万历是个昏君；对于文官而言，万历是个必要的存在；对于常洛而言，万历是个差劲的父亲；对于常洵而言，万历是个慈父；对于孝端皇后而言，万历是名义上的夫君；对于郑贵妃来说，万历是其心爱的男人。对于数百年后的笔者而言，万历却是一个孤独的寂寞者。 嘉宾傅仰哲
编审：浮夸、Amana 排版：Puss in boots 主持：Absor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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