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文明

2016-05-05 李济 魁阁学社

近四十年来的中国史前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背景，从此我们有了对古代中国文明作出较为科学的描述和较为确当的解说的可能。

直至本世纪初, 中国的老派历史家所接受的教育,完全是培养盲目信从远古时代有过一个黄金世纪——尧舜之世的说法。他们跟欧洲早期的史学家和经院学生如出一辙。这些人热衷于相信一种不受挑战的理论:自然界万物和人类世界, 全都是由来自虚空的无以名状的全能力量所创造。

科学的冲击大大动摇了这种幼稚盲从的基础。本世纪初,科学的地质学和考古学闯入了中国。早在辛亥革命(1911年)之际,它们已赢得了中国的一批追随者。

近半个世纪时间里，尽管发生了几次战争和革命。中国的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在他们各自领域的工作几乎未曾中断。他们的劳动成果的确值得褒奖。积累的资料有许多都是过去的历史家从所未闻甚至不曾梦想到的。这些成就是划时代的, 但这些新发现所引出的问题也是不见先例的。

要把这些新发现全部按细目加以分类编排,目前还不可能。概括地说,一些重要的成果也许可以大致分一下类。人们发现,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 包括某些传说) 中所体现的古代中国文明, 并不能追溯到十分久远。本世纪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发现, 在早期中国文明发源地的中心, 早在有文字的历史之前许久, 非但有过广泛分布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而且还有更久远的细石器乃至旧石器时代的人存在。不仅于此，20年代北京人的发现，尽管与随之而产生的一个问题, 即较发达阶段的中国文化的开始问题,关系不太大，但却投下了一道强光, 促使人们考虑: 中国本土人种的主干——有辨的荷模中的蒙古种族,其起源为何？

究竟是哪个民族的人创造了古代中国文明? 更新世中期以来位于北京附近的“中国猿人·北京种” 的发现,大大启发了这样一种认识: 现代这一地区居民,在某些方面可能与这个古代人科有联系。此外, 再加上喜马拉雅山脉迤西的欧亚非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发展中, 蒙古种族从未显示过明显的作用, 这就使许多人类学家作出这样的思考: 现代人类的这一支,其起源和历史可能局限在以太平洋的扇形边缘为界的一个地区上。虽然要拿出任何有力的证明还为时过早, 但与此同时,要对这种思考形成强有力的辩驳,也还缺乏结论性的依据。

虽然周口店上洞中发现的人骨材料(魏敦瑞氏称之为美拉尼西亚人种、爱斯基摩人种和虾夷人种的骨殖) 并未提供解决现代中国人种起源的线索,但也并不排除北京人的后裔遗留在东亚某地的可能性。据称近来在中国其他一些地区也有旧石器时代人的发现, 尽管只是一些碎片, 但大体似乎都说明他们的牙齿构造的特点是经常出现铲形门齿——这一点至今仍是区别蒙古人种与其他人种的一个特征。

我们有关东亚种族历史的知识, 算到新石器时代才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上, 我们有了像步达生这样的权威。他依据安特生提供的资料,认为新石器时代华北居民的体质特征, 就其本质方面而言,与现代同一地区的居民没有什么差别。这个发现本身就很有意义,不仅于此,它对于所有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具有明显的特殊重要性。

但这不一定表示黄河流域的现代中国人就是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直接后裔。事实上,历史不乏证据表明在近四千年间就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总的来说,不同族群之加入这种迁移运动, 并没有像新石器时代以来欧洲许多不同种族的移动造成了欧洲的历史那样显出太多的体质差异；但就文化史而言,各族群彼此之间在很长时期内显然形成了差别,这就使得他们尽管有种族上的同源却彼此相视为路人。

从文化上看, 应当认为黄河流域的居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很高的成就,其特色表现在它的和平扩展和比较密集的人口上。

可以认定属新石器时代的村庄式聚落,的确留下了大量的遗物；这种遗存不仅分布得很广,而且在大片地区内显示出一定的承续性。

众所周知,考古学家长时期以来已习惯于确认在华北地区至少有两条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带,其中一条是内陆的,一条是沿海的。二者的区别表现为各种手工制品, 其中当然包括陶器上所显示的民族学方面的特色。内陆文化带所特有的主要是彩陶。它分布在很大一片地区, 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其西部边界可能到达新疆。有的人认为,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形成之前,先有一条彩陶之路。有些人花费许多力量把中国所发现的彩陶文化拿来与欧洲东部的类似发现相比较。应当承认,这二者之间是有一些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不过这些相似点在多数例子上只局限于纹饰图案。至于说到这类手工制品的形态和其他技术性的方面,比较所得的结果好象并未显示有任何特殊的关系。

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从辽东半岛直到杭州湾这一片,几乎难得发现彩陶文化的渗入,但也有少量偶见的发现物。有些热心人强烈主张这是仰韶文化存在的确凿证据, 认为这说明此一文化的影响已扩展到太平洋沿岸。从另一方面看,这一带所发现的占支配地位的陶制品肯定是黑陶,这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物。这类新石器时代陶器的突出特点,在于它们的形状。许多罐和盆肯定都是竹制器皿的模仿品:由明晰的凹槽或凸脊显示的纵切面,内凹的器底和棱角分明的底折,都使黑陶清楚地区别于黄河上游地区发现的彩陶。这些特点可以说全部是由竹器模仿而来的。

对华北地区近半个世纪以来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资料,最近有人作了几次全面的评价。评价人强烈倾向于认为, 早年的一些论断所说的那种地区性差异,并无真正重要意义；它们只不过是一种文化单位在发展中的不同状态, 表明若干地理性的差异。

在这一理论能被接受之前,显然还需要对近年的各种发现作更为深刻的分析。不过,要说新石器时代的华北从精神上和经济上为定居文明提供了背景,这大概是不会错的。

尽管在新石器时代农耕已有很大发展,然而在龙山文化时代的中国与商代的中国这二者之间并非没有中断之处。问题就在于,据考古学的记录,最早的有文字的文明(在中国指的即商代文明) 的出现,在华北伴随有一种进步的青铜文化和充分发达的书写体系——但却没有见过它们的前身是什么样子；在殷王朝的王都所在地安阳附近,几乎找不到这种文化的早期阶段的丝毫痕迹。这无论如何也是一段有待说明的空白,尤其是因为它出现在有记录的东亚文明的开始时期。

这问题一出现就有其咄咄逼人的性质。如果说还可以寻求一个合适答案的话, 那么需要对于商代文明的物质方面的整个内容作一番较详尽的分析。根据“中研院” 的考古报告可以发现,在早期中国文化的这一发展阶段,除了进步的青铜文化和充分发达的书写体系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有代表性的特点。

值得再次提到的是,考古学家在安阳揭示出的商代文明,所表现的不仅是一种进步的青铜文化及与其相关的一切,而且还有一种书写体系,大量写刻在被民族学家称为肩肿骨卜和腹甲骨卜所使用的卜骨上。这是一批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2千年纪的后期(公元前1400——1100年)的,在喜马拉雅山迤东和整个太平洋沿岸地区发现的最早用文字保存的记录。从这种文字开始, 中国的书写体系的传衍一直延续了三千余年没有中断。这确实是整个人类文化中最突出的独一现象。

在着手讨论卜骨文字的一般内容之前,先谈一下考古学家的铲子在安阳所掘出的物质文化的概貌是有益的。在殷王朝建于这个地区的都城里,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大片的宫殿和宗庙的地基的遗存,地基在黄土地上深夯了许多层。这些重要建筑物的上层原来显然全是用易损坏的材料作成,它们经过长久的时间全都毁纪或被破坏了。支撑全部房柱的是粗糙的砾石, 砾石大都仍按一定顺序排列在夯成的地基之上。柱石四周夯就的平台还能清楚显现出来。经过极细心的发掘、认真的记录和耐心的复原, 已经有可能重现出这个最早古都的一个地面总图。这个图能显示当初一些重要建筑物的分布, 包括宫殿和宗庙,它们组成一个个的庭院,各有若千地下穴窖。这些建筑物在早期的朝向是东西向, 后来改为南北向,主要人口朝南。安阳第十三、十四、十五次发掘(1936—1937年) 的主持人石璋如先生认为, 建造这些屋宇的过程中,曾有大量的人被奉献作为牺牲。这批建筑物群的中心部位附近,有一个祭坛的基础,近于正方形,几乎清一色由过了筛的黄土作成,四周还残存着多种非常专门的祭献方式的遗迹。

除了这个晚商古都的遗存外，“中研院”的考古学家还发现并挖掘了同一时期的若干王室墓葬。墓葬位于距王都遗址小屯的西北方约2 英里处。侯家庄墓葬区所发掘的墓,在早期几乎全都被盗掘过一次乃至多次。但经过(“中研院”的)几次发掘,才真正地显示出从这些墓葬中所得到的科学成果。比如说,除了从这几次发掘中获取了公元前第2千年纪后期时代的坟墓结构的准确知识外，发掘所得到的一些为科学考古学已知最好的(也是最大的)中国青铜器,也许可以列人最重要的收获之内。此外, 使学术界乃至收藏家们更为惊异的, 是一些为艺术研究者和考古学家们以前全然不知的石雕的发现。这些主要发现于王陵中的石雕, 无论从其构思或手法来说,都决非原始风格的。实际上,从一定角度观察,可以把这些作品排成系列,从而显示出可能延至一段长时期的发展连续性。就纹饰图案来看,这些石雕把中国青铜器时代的古老装饰艺术与太平洋地区各个不同地点仍然保存的装饰艺术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从安阳的发掘中人们还可以认识到,中华帝国早在公元前第2千年纪就不仅完成了华北的统一,把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曾区分为若干部落单位的华北合为一体,而且还有能力吸收来源于南方的许多重要的种族成分。商代的人种植稻米,发展丝织,进口锡锭、贝壳和龟壳,在王家苑林中豢养象、孔雀和犀牛。楚国的祖先曾与这个王朝的宫廷有接触,有证据表明,商代的某些题材曾成为楚人祖先文身的内容。四川和南方另一些地区的乐师可能在殷朝宫廷乐队里参加过演奏。以上种种,再加上明显的西伯利亚和蒙古来的北方成分,以及远到西亚乃至更远地区的西方成分的存在,使安阳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文化中心,成了青铜时代中期东方的一个极其独特的世界性城市。

在我写的那篇研究中国青铜时代的著作里 ,我得出这样一个意见:可以把青铜时代至少划分为四个时期,即青铜早期、青铜中期I、青铜中期II、青铜晚期。青铜中期之点断为二, 主要因为朝代的更替, 即从商( 或殷)改变为周。按古典历法纪年, 周取商而代之应是在公元前1111年。

在继起的周王朝的早期,根据一些可用的考古资料看,其物质文化大量保持着与商朝同样的成分。然而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是明显的。

已故王国维教授认为, 在这些变迁中, 王室正式采用“长子继位制”作为继承原则,是最为革命的变革。王氏以为,这一制度稳定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体制达数千年之久。围绕这一核心,社会和政治组织在周朝建立伊始就已定型。同样,君主制的至上地位以及封建体制的制度化亦已确立。所有这些改变应归功于周朝创建者的组织才能。他们征服了商人,接纳了后者的包括书写体系在内的物质文明,并在全部被征服的领土上树立自己的霸主地位而取得惊人的成功:先周时期的许多部落单位的松散联合体,如今汇成一个紧密的大帝国。

正如一些古代典籍研究家现下也逐渐承认的那样,在所有这些外在变化的背后, 同时发生的还有一些新的宗教启示和思想酝酿。看来在这个过渡时期曾出现了一种将至高偶像人格化的大变化。几乎可以肯定,“仁”这一基本观念(这个字眼象征着人与人之间的理想关系,它始终未能在亚利安语言中得到确切的表述,但却是儒家学说和中国人文主义的基本观念) 在周朝建立之时首次激发了出来。

古代中国对世界文化的首要贡献是她的人文主义。中国的人文主义的主要倡导者是孔子(公元前,551—478年) 和孟子(公元前371一289年), 他们分别生活在中国青铜时代的末期和中国铁器时代的初始。

 

注释：本文初是李济先生为美国《柯里尔百科全书》( 1961年版) 撰写的条目，1960年末用英文写成。中文发表在《考古》1996年第8期，由李济先生之子李光谟先生翻译，适逢李济先生诞辰100周年以为纪念。

本期编辑：李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