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 考古学硕士
一、这是本什么书？
这本《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是2017年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很火的考古学著作，作者为刘莉和陈星灿，两位都是当今考古界的大家，刘莉教授是斯坦福大学的知名教授，张光直先生的的高足，陈星灿先生为中国著名考古学家，现在已为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所长了。无论是作者还是著作都响当当，而当下能够写“中国考古学”这个题目本身就需要拥有一种广泛的视野和身后的积淀，从这方面此处就值得一读。“中国考古学”这个名字本身就很庞杂，而“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这个名字便是其补充和限定，即表现本书的主要研究范围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即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环节，如上，是我在阅读之前的想法。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是专门为西方读者而书写的。
本书的框架：第一章：中国考古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分为形成期、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1950年至今）、诠释、中国的国际合作研究、结论等几个部分；第二章：环境和生态，氛围地理、河流系统/生态区划、古气候、古环境和人类适应以及结论等几个部分；第三章：更新世和全新世之交的采食者和集食者（24000-9000cal.BP），分为自然环境和人类的调适、问题和术语、华北地区更新世末期的采食者、华北地区全新世早期的集食者、华中和华南的更新世采食者、海中的全新世集食者、小结、中国陶器的起源、东亚区域北京下的陶器起源、定居在中国的出现、中国其他地区的过渡、总结等几个部分；第四章：动植物的驯化，分为植物的驯化、动物的驯养、驯化的动因和结论几个部分；第五章为迈入新石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定居和食物生产（7000BC～5000BC），分为确定定居和生业策略、中国东北和北方地区、长江流域、华南地区、讨论和结论等个部分；第六章为社会不平等的出现：新石器时代中期（5000BC～3000BC），分为辽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华南地区、结论等几个部分；第七章为早期复杂社会的兴起和衰落：新石器时代晚期（3000BC～2000BC），分为黄河流域、东北地区、长江流域中国南部和西部地区、结论等几个部分；第八章为中原地区早期国家的形成：二里头和二里岗（1900/1800BC～1250BC），分为方法和定义、寻找夏朝、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头国家、二里头国家的近邻、二里岗文化和二里岗国家、二里岗扩张的后果：中商的分权化、结论等几个部分；第九章为公元前二千纪早期北方边疆及其周边地区的青铜文化，分为环境因素与文化背景、夏家店下层文化、朱开沟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新疆东部的青铜文化、结论等几个部分；第十章为晚商王朝及其周邻（1250BC～1046BC），分为研究问题、商人的世界、殷墟：晚商都城遗址、商及其周邻、讨论和结论等几个部分；第十一章为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文明，分为阐释中国、中国古代与世界其他地区、中国文明与文化认同的形成、复杂社会的兴衰和结论等几个部分。
看了这个框架之后对本书讲述的内容大概有了一点想法了，开始回顾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其次结合环境和地理因素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了各个时段的发展和研究成果，分析中国文明产生的背景、原因、过程及其周边的关系，最后在世界文明的大环境中展现中国文明的特质。
二、这本书讲了什么
下面是个人阅读的笔记：
1、第一章回顾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史。文中作者谈到中国现在考古学肇始于1928年，这是一种说法，另有安特生仰韶村1921年说和李济西阴村1926年说，三者在中国考古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个人倾向于安特生1921年在仰韶村的发掘，尽管不愿意一个外国人开启中国现在考古学的大门，但是还是不得不承认其开创意义，而1928年史语所建立之后考古活动逐渐走向正规化，安阳的发掘更是成为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考古学的最重要成果，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安阳之外的成果，正如徐坚先生在《暗流》中阐述的安阳之外的传统。
2、与其在大多数时候只论述事实而不做评论一样，作者在论述中国学者在追求“五千年的文明”和“夏商周断代工程”为三代历史提供更加准确的年表的时候也未作评价，但是在言语之间还是能够渗透出对其质疑，方法和结果的质疑。而这种国家工程的效果，也带来了考古学界甚至文史学界的很多质疑，夏商周断代工程建立的框架到底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反应真实？这种大型国家工程是否有必要，是否会掺杂政治因素而左右其结果？没有固定答案，不过能够引起争议本身就值得注意，它引起的讨论只是暴露出了本来就存在的问题，故窃以为从长远来看还是利大于弊。
3、第二章介绍中国的地理环境和万年以来的自然环境尤其是气候变化，并将其用来解释中国文明诸多文化的变迁，根据诸多学者的研究在近万年历有四次较为严重的气候变冷，这直接影响了世界文明的格局，当然在中国则是甘青、岱海、中原、长江下游等诸多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兴衰，同时作者也强调人类的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在历史时期尤为凸显，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则是黄河的变迁，这受到自然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同等重要，其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如都城兴废、灾难、工程都具有深刻的影响。
4、第三章介绍了更新适合全新世之交的采食者和集食者及其在中国的诸多遗址证据，相对而言后者更加倾向于长时间的定局二前者移动性更强，温暖的环境和足够的食物是促使人们定居的主要因素。使用石煮法加热的陶器特征有：第一，器壁厚人多孔以便更好地隔热；第二，有防水的内壁；第三，有厚而平的稳定的底部以吸收热石散发出来的热量并承受其冲力；第四，直壁敞口，以便撇去飘浮在表面的杂质。那么为什么在同时期的其他遗址中也有大量的直接加热的证据呢（烟炱）？甚至在近现代仍然存在，这显然并非先进与落后的差异，而是不同需求的选择，刘莉认为其为某种其他材质的炊器的模仿，但直接加热法仍能够起到同样的效果，抑或和他们加工的食物有关吧，煮石法更适合煮，应当与当地的食物种类相关。
5、第四章讲述动植物的驯化，叙述了基于考古发现的水稻、粟黍、块茎植物、大豆、大小麦等植物以及鸡、狗、猪等动物的驯养发生的时间、地点、条件与传播过程。判断其性质其对其展开研究的最基本的条件，如野生稻和驯化稻的区分要素：第一，外形判断，主要是长宽比、形态分析；第二，植硅体研究；第三，小穗轴形态研究。
6、在第五章中讲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定居和食物生产，这里介绍了施菲尔关于废弃物的理论，他将废弃物分为原生、次生和弃置三类，原生就是已经失去或者很快将要失去其功能但是还在原位置的废弃物，次生为已经失去其功能并已经改变其位置即已经废弃的废弃物，弃置即还可以继续使用被人们有意放置的器物。以此理论观察磁山遗址和北福地遗址，发现前者为定居聚落尔后者则为季节性迁徙的族群。总结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特点如下：聚落形态、遗址功能和生业策略的多样性、定居的多样性、食物生产发展的多样性、坚果采集和果树种植占到较高的比例、礼仪行为和社会复杂化。
7、第六章为社会不平等的出现：新石器时代中期。此处所谓社会不平等的“出现”或在更早的时期，如上一章就曾提出在贾湖遗址中就有陪葬品的分化，而实际上在这种分化和不平等当产生于更早的时候，不过如果将“出现”理解为广泛而明显的出现，那便无疑义了，毕竟这一时期是新石器农业形成和大发展的关键时期，贵族、神权和复杂社会在这一阶段得到快速发展。
8、第七章讲述新石器时代晚期复杂社会的兴衰，这一时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遗址数量、等级、器物、墓葬无不展现出这一事实，但对于很多遗址盛衰之原因尤其是衰落的原因还不甚清楚，目前最强势的解释就是气候变化造成的环境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这一事实。在论及陶寺性质的时候，作者认为“记载传说资料的文献比陶寺文化所处的时代晚了一千多年，因此不应该用来决定陶寺的历史属性”。对于这段话，个人以为：其一，陶寺的历史属性还是应该根据其遗迹遗物决定，如定性为龙山晚期王城级大型聚落，将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相结合需要谨慎；其二，那么到底什么是谨慎？在时间地点都符合的情况下，似乎未能见到这一区域内的其他能与比肩的遗址了，两者似乎就能对上，不过更加深入的研究或许能提供更多的资料证据。其三，记载的文献比陶寺文化所处的时代晚了一千多年，这并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其记录的存在性，一些伟大的历史记忆总是能够在族群内留下长久的记忆。即使其仅仅是一种文化符号，也未尝不能用来带指这个时期，只要研究者能够合理地解释这一现象，在反对声中看起其沉浮。
9、第七章提出了问题：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出现了不止一种繁荣的大型聚落和考古学文化，但是因为一些原因他们走向了衰败，如陶寺和良渚，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他们的兴衰，而为什么二里头最终成为中原地区最早的王朝？第八章对此进行讨论，以往的讨论之所以尚未取得共识，很大的原因在于概念的认知。人们发明了概念并令其成为人们解释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的工具，但是对于概念的疏忽却容易导致不必要的众说纷纭，因而对于文明、国家、城市、王朝的概念界定十分重要，而这种界定也应当根据不同的环境因地制宜，是否需要不同的要素不同的标准？我想可能是有必要。本文作者认为在研究国家起源的时候相对于历史学方法社会考古学方法拥有更加强大的理论和和实用性，在这里坐着提出了清晰的概念，即认为国家的社会组织经常产生于一个至少四个等级的区域聚落系统，这相当于存在三个或更多政治阶层，而在分析具体遗址的时候且不要讨论其与上古文献中记载的早期王朝的关系。
10、在分析二里头人群构成的时候，作者认为二里头城市很可能在最初形成的时候是不同群体的人们被一个共同的城市规划所制约而形成的人口集团，而并非单一的族群，这一点打破了以前传统概念上早期王朝经常暗示着有一个单一血缘族群建立夏王朝的观念。
11、礼仪权力是通过青铜器实现的，青铜器是各种宗教仪式不可或缺的要素。通过控制青铜器一方面进行祭祀来营造自身与天沟通的合法性，以在这种宗教仪式中获得合法性，另一方面通过对青铜器的制造和分配，加强对周边地区的掌控，与着眼于控制主要资源和剩余产品的军事扩张一同达到稳定统治、传播价值理念的作用。
12、第九章为公元前二千纪早期北方边疆及其周边地区的青铜文化，介绍了夏家店下层文化、朱开沟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小河墓地、天山北路文化等北方地区的文化，认为中原文化在不断向北方和西北扩张，但北方仍然保持其独立性，而北方地区文化的变迁与环境的转向干冷相关。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模式与二里头文化的模式有所不同，夏家店下层文化存在多个中等规模的地区中心，而不像二里头那样存在一个绝对的中心和若干中等规模地区中心，这似乎能够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各地区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而这种模式的不同到底是什么因素引起的选择？地理因素、矿产资源、环境、地形抑或他们共同作用，总之他们并未像二里头那样形成一个庞大的政治实体，不同的陶器、青铜和精美的外来原来制成的随葬物品也证明了他是与中原保持交流但并不从属于中原国家的考古学文化。至于新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可知天山北路文化有来自西方的青铜冶炼传统和东方的陶器系统，但其青铜冶炼系统是否影响到中原上不能确定。
13、第十章为晚商王朝及其周邻，讲述了商王朝与东方的山东半岛诸文化、南方的盘龙城、吴城、牛城、西方的老牛坡、西北大李家崖等文化之间的互动，通过器物和墓葬分析他们在何种程度上受到商文化的影响，直接统治还是间接影响，试图以此构建出商王朝的版图，但其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地域的影响不同，很难描绘出其具体状态，然而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商王采用的是如下的策略：在对核心区域进行统治的同时尽量扩张器范围，加强对周边区域的控制，并用控制其资源来为整个王朝服务。
14、第十一章为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文明。正如我们所见，中国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异，在文明的几条要素中，中国在公元前二千纪显然都已经具备，但青铜器主要应用于礼器和兵器而非用于农耕，文字也大多是用于占卜场所，城市的政治功能大于经济功能，而不像两河流域那样经济功能更大，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中国相对封闭自然环境，农耕占到主体，同时在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里还不断吸收外来的因素并将其发扬光大，在生产技术有限的条件下不断变更领导方式。作者提出在中原发现的这些都城可能并非是一脉相承的商王世系，而可能是几种不同的世系，这一观点是对过去一脉相承的世系的怀疑，但是在解释中心与周边关系的时候似乎行不通，而这种大小相差较大的城市也与山东不同，因而只有一条主线的传统观点仍然坚不可破。而中国的认同，或许便是在与外界不断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
三、杂谈
1、文字
本书中我看到了Bruce Trigger的名字被翻译成布鲁斯·炊格尔，相对于之前的崔格尔和特里格更加接近原始发音。
本书中大量使用“考古学家”这个名字，二少见到“考古学者”，不知道是否是将archeologist一律翻译为考古学家，似乎在英文的语境中这只是一种职的表达业，而在中文的语境中，两者都是同一种职业，但是“家”字明显带有“成名成家”的意思，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很少有考古学者自称考古学家，本书中对此未作分辨，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于传统的一种挑战。
2、书评
本书是一本对新石器时代到早期文明和国家形成阶段考古研究的专门著作，内容全面，涉及范围较广，论述了从旧石器时代末期到青铜时代中国历史的进程，在自然环境、气候演变的大背景下分析人类活动的动力，思考文明及其周边的关系，并在世界范围内思考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原因，本书充分参考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参考文献详备，值得重视。在很多问题上充分叙述了资料并提出了问题，如二里头何以兴起？中国何以中国？这些都值得读者进一步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