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渝先生《西周时代楚国疆域的几个问题》一文，广证博引，有的论点很有说服力。如“早期巴国是在汉上，而不是如历代旧注所说在江上今重庆”，“巴国地当庸国之西的巴山以北”。但是,有的论点尚有商榷之余地。现在列举于后，以求教于段渝先生及诸位专家学者。 一、西周初年楚国的疆域 ◇鬻熊“被周文王接纳为养子”？ 段渝先生说：“楚人首领鬻熊西上岐山，往投周文王，告受册命，被周文王接纳为养 子。” 殷商末期鬻熊投奔周文王（约前1113--前1062年）。 《楚宝》：“鬻熊，……年九十始见于文王，王曰：‘噫，老矣。’鬻曰：‘使臣捕兽逐鹿已老矣，若使坐策国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遂以为师”。三百余年后，楚武王还自豪地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 贾谊《新书》说，周文、武、成王三代都以鬻熊为师，问以国事。贾谊“三代都以鬻熊为师”之说不一定成立。但是鬻熊为“文王之师”的说法，多少有些依据。 《周本纪》：“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 《楚世家》：“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 《楚世家》：楚武王“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 1976年陕西岐山凤雏周原出土的甲骨文。 H11：14：“楚伯迄今秋来西[?]王其则”； H11：83：“曰今秋楚子来告父后□”…〔陈全方《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甲骨文概论》《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古文字研究论文集》，1982年。〕 为“师”与为“子”，不能相混。 就“鬻熊子事文王”六字而言，解作鬻熊象儿子那样事奉文王，可以说得通。但这只是与“鬻熊”相关的资料中，唯一的“孤证”。若把各种与“鬻熊”相关的文献资料联系起来看，说鬻熊“被周文王接纳为养子”则依据不足。 ◇虚假论据（逻辑错误） 段渝先生说“《诗经·大雅·嵩高》记述周宣王封申伯于申（今河南南阳东北），屡言其地为南国、南邦、南土。《国语·郑语》记载周王室史伯言于郑桓公曰：‘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韦昭注云：‘南方，当成周之南，申、邓之间。’可知国、邦、方上古可以通用，南土即指从丰、镐、成周一线以南到汉、淮一线之间的地带，这是周初分封在汉水中游至淮、汝之间各个诸侯国的所在。” 段渝先生自己界定，此章节讨论“西周初年楚国的疆域”。却采用西周后期“周宣王封申伯于申”等证词，此乃理由与推断不相关的逻辑错误（虚假理由），故其结论“西周初年的南土，尚不包括汉水以南和长江中游两岸地区”，不能成立。 西周中、后期楚国叛周，申伯在今南阳一带守卫周之南疆，对付楚国。此时周的南界后退到汉、淮之间，比周初之时已经大大北移了。 ◇自相矛盾——“南土”包括汉水以南吗？ ○段渝先生先在此章节开始说：“西周初年的南土，尚不包括汉水以南和长江中游两岸地区。” ○中间却说：“包括汉水以南” 说：“《左传》昭公九年记载：‘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地。’楚国成为周王室南土的一部分。” 说：“巴国地当庸国之西的巴山以北”——庸（今竹山）和庸西的大巴山都在汉水以南。 说：濮“在西周时代的南土有着广泛分布，襄阳以西到竹山以南和襄阳以东汉水东北岸及滚河下游一带，均当西周时代百濮的离居散处之地。”——襄阳以西到竹山以南”也在汉水以南。 又说：“上述表明，巴、濮、邓的地理位置，均在汉水中上游地区，位于大巴山和荆山以北，随枣走廊和大洪山以西。既然如此，那么与之并列，共同构成周初南土的楚国，自当立国其间，位于汉水流域中部，却不可能孤国悬远，南至于长江一线。”—— 大巴山和荆山都在汉水以南。 大洪山，虽在汉水以东，但是大巴山、荆山、大洪山都并列在北纬31度到32度之间。都是在所谓的“江汉之间”。 如果楚国在湖北南漳“荆山”，不就正好与大巴山、大洪山并列，共同构成周初的南土吗？ 段渝先生为了掩盖矛盾，就说：楚国“不可能孤国悬远，南至于长江一线。” ○而在章节最后又说：楚国“不会远至汉水以南的南漳县境。”——南漳即荆山所在地。 段渝先生在论说西周初年的“南土”及“楚国的疆域”时，一波三折，自相矛盾。 《左传》曰：“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地。” 既然，“巴”、“濮”都在汉水以南，就不能说“西周初年的南土，不包括汉水以南”地区。 楚与巴、濮并列正好就在大巴山、荆山（南漳）、大洪山一线，根本说不上“孤国悬远”。相反百濮的离居之地，较楚国之地更南更远。西周初年的楚国，也许“不可能南至长江一线。”，但是，说楚国“不会远至汉水以南的南漳县境”，却没有可靠证据。 ◇《牧誓》中的八国一半在汉水以南 “牧誓八国，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臣服于周。八国之地望，学者意见不尽统一。一般认为，庸在湖北竹山，蜀在四川成都，羌在甘、青一带，髳在四川巴县（或山西平陆？），微在陕西眉县，卢在湖北襄樊-南漳间，彭在湖北房县（或四川彭山？或甘肃镇原？），濮在湖北一带。尽管其考证不尽可靠，但有一半（庸、蜀、濮、卢、髳？彭？）在汉水以南是没有问题的。怎么能说“西周初年的南土，尚不包括汉水以南和长江中游两岸地区”呢？ ◇西周初年楚国的地理位置。 段渝先生说：“联系到有关史籍，如《史记·楚世家》、《韩世家》及《秦本纪》所载的秦、楚战地丹阳和《汉书·地理志》“弘农郡丹水”条、《水经·丹水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一“丹水城”，以及《资治通鉴》卷三“秦师及楚战于丹阳”条下胡三省注等材料相互参验，丹阳既是丹水之北，则古荆山必当在其附近，位于今鄂、豫、陕三省边界汉水、丹水、淅水之间〔段渝：《楚地初探》，《民族论丛》第2辑；《先秦民族史专集》，1983年〕，而不会远至汉水以南的南漳县境。”[段渝《楚国疆域问题》] 段渝先生引证之文，都选自汉以后、符合其观点的资料，这些资料中，大多与“西周初年楚国地理位置”无关，因此论证没有说服力。 ○商王武丁时期（约前13世纪），楚人已经居住在南乡“荆楚”之地 《诗·商颂·殷武》：“维女荆楚，居国南乡。” 段渝先生也说：“从总体上看，商文化的确已深入到汉、淮以南，并直接影响到长江中游地区，这是事实”；“从考古上说，长江中游两岸已发现不少商代遗存，如江西新干大洋洲、湖南石门、皂市、湖北黄陂盘龙城等等，固然可以证明商文化曾直达长江中游，在那里建立起商王朝的南土”。 既然段渝先生已经证明“商文化曾直达长江中游，在那里建立起商王朝的南土”。那么，《商颂·殷武》的“荆楚南乡”就该在“汉水以南和长江中游两岸地区了”。 ○《尚书·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尔雅·释地》曰：“汉南曰荆州”。《周礼·职方》曰：“正南曰荆州”。汉《孔安国传》：‘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阳。’相传卞和得璞于楚荆山，即此”——看来“古荆山”，在“荆州”北部、汉水以南（今湖北南漳）古人并无分歧。 《左传》“熊绎辟在‘荆山’”与《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的“荆（山）”，应当同指湖北南漳之荆山。荆山属山林蛮荒之地。不大可能指淅川平原之地。 段渝先生说：“丹阳既是丹水之北，则古荆山必当在其附近，位于今鄂、豫、陕三省边界汉水、丹水、淅水之间”。 请问“今鄂、豫、陕三省边界汉水、丹水、淅水之间”，何处有“古荆山”？ ○《墨子·非攻下》有“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 熊丽所居之“睢山”，在荆山北麓，今湖北南漳西北李庙镇“南条荆山”主峰“睢山”，它与其西的“荆山”主峰（聚龙山）相距约七十里。熊丽可能居“荆山”与“睢山”之间。 ○历史上楚国的疆界变动很大，从前11世纪末“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的山林僻壤。到楚成王时“楚地千里”。但是，从西周早期成王盟诸侯于岐阳开始，楚人必须向周王进贡的祭礼用品“包茅”却一直未变。前656年齐侯以诸侯之师伐楚，借口之一就是“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 “包茅”乃南漳“荆山”之特产。不当出于“今鄂、豫、陕三省边界汉水、丹水、淅水之间；不会出于陕西商县，更不会随“楚国势力南渡汉水后移植而去”。 总之，早在殷商时期，楚人已经居住在江汉之间的南乡“荆楚”之地，周成王名义上封熊绎子男之田，仅“方五十里”。而熊绎是在自己活动的地盘上接受成王之封的，楚人实际控制的湖北南漳荆山及附近地区，要大得多。 二、周昭王时期楚国的疆域 ◇昭王“先伐楚；后涉汉”的问题 古本《竹书纪年》曰：“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咒。” 因为西周初年楚国位于汉水以南的荆山。故昭王先伐汉南的“楚荆”，然后再“涉汉”北归。——非常顺理成章。 段渝先生却解释说：“昭王伐楚而后涉汉（不是济汉而后伐楚），说明此时楚国尚在汉水中游以北。” 按此解释“昭王先伐汉水以北的楚荆，然后再向南“涉汉”。这样在行文上既没有交代“涉汉”的原因，又没有表明 其后的结果。那么“涉汉”以后，昭王到哪里去了呢？他北归了吗？ 可见，段渝先生的解释，顾此失彼，不能融会贯通。 ◇杀鸡用牛刀的问题 段渝先生说：“十九年，昭王以六师之众南逾汉水。倾宗周之兵悉数南下。用兵规模如此之大，如果说仅仅针对‘子男五十里’的楚国，真是杀鸡用了牛刀，太不相称。” 请看“周昭、穆（约前976-前922年）之时”楚国之实力。 《后汉书·东夷传》曰：“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后得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可能是楚王熊艾，误为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 《后汉书》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乃托词也。而且与前文“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矛盾。——徐偃王“行仁义”。可以主动“伐宗周”，反到不可以保家卫国？ 周穆王“畏其方炽”的徐偃王，楚国出一兵就被消灭了。楚国还是“鸡”吗？ ◇“昭王南征是否仅楚一国的问题”。 古本《竹书纪年》：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 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反。” 段渝先生说：“由此可见，昭王十九年亲率六师之众南征，必不是仅仅对付一区区楚国，当是征伐部众甚多，地域甚广的南方诸国，故以直逾汉水而南。对于此役，《纪年》只是提到‘丧六师于汉’、‘王南巡不返’，却只字没有提到伐楚荆，同十六年的记载颇不一致，原因就在于昭王十九年所伐是南方其他较强方国或族类的联合，而不是专伐楚国。” 《竹书纪年》昭王“十九年”的确“没有提到伐楚荆”。 但是昭王之时周之南疆，除了“楚荆”以外，何来反叛周朝的“其他较强方国或族类的联合”？段渝先生能不能提供一点文献资料依据，证明确有这个“较强方国或族类的联合”？ 关于“昭王南巡不反”。《吕氏春秋．音初》云：“周昭王将亲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祭公抎（陨）于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又反振祭公。周公乃侯之于西翟，实为长公。”[P38] 《吕氏春秋》明言“周昭王将亲征荆”，并没有段渝先生假想的“其他较强方国或族类的联合”。又说“还反涉汉”。也就是说，先征荆楚，后北归“还反涉汉”，故“荆”在汉水以南。 ◇“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的问题 段渝先生说：“《左传》僖公四年齐桓公使管仲问楚以“昭王南征而不复”之罪，楚使对曰：‘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从根本上否认与昭王殒汉有关。杜预注云：‘昭王时，汉非楚境，故不受罪。’” 段渝先生此引文说明两点。其一，管仲问楚以“昭王南征而不复”之罪，说明“昭王南征”是伐楚，不然就不会如此问答。其二，杜预说得对：“昭王时，汉非楚境，故不受罪。”——因为楚国当时在汉水以南，昭王“还反及汉”“陨于汉中”时,已经离开了楚境，故楚人可推委不知。 这里，段渝先生“当时楚国的疆域还局限在汉水北面”的论断，同样不能成立。 ◇静方鼎的“南国相”证明周昭王时期的疆域，达“长江中游两岸地区。” 1996年日本出光美术馆的《馆藏名品选》第三集，公布的静方鼎铭文曰：“隹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师中（及）静省南国相、设居。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令静曰：‘司汝采，司在曾噩（鄂）师。’王曰：‘静，锡汝鬯[旗的反体]、[旗的反体]市、亲曰：‘用事’。静扬天子休，用作父丁宝[阝+尊]彝。” 静方鼎“南国相”之“相”即“湘”，在今湖南。证明周昭王时期周的疆域，达“长江中游两岸地区。” 静方鼎所记跨两年。其开头“惟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师中（及）静省南国相，设居”，在昭王十八年。“相”即“湘”，在今湖南。中和静的这些活动，都是为昭王南巡作准备的。铭文“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令静曰……”写昭王十九年静返回成周向周昭王汇报南省情况。 静方鼎在昭王十九年，有扶风出土的“作册析方尊、方彝、觥”为证。作册析铭文：“惟五月，王在斥，戊子，令作册析贶望土于相侯，锡金锡臣，扬王休，惟王十又九祀”。其“相侯”即静方鼎所记“静省南国相”之“相”国之侯。[参考：中国先秦史论坛→先秦史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http:///bbs/dispbbs.asp?boardID=3&ID=3330] 三、句亶王的封地 《史记·楚世家》记载：“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约前885—878年），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句亶”转化为“巫诞”？ 段渝先生按“声、韵全同，故得相通”，“音近相通”等方法，把“句亶”化为“巫诞”。 再推论曰：〖《盐铁论·险固》：“楚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设捍关以拒秦。”方城为庸之方城，在今湖北竹山东南，可见从竹山县以南即称为巫〔52〕。《晋书·地理志》“上庸郡”属县有“北巫”，为今竹山县，证明从先秦至晋竹山均称为巫。竹山以东，过房县即是古夷水（今蛮河），正是廪君南迁所浮之水。廪君出自巫诞，诞为濮人，战国以前竹山一带恰是百濮活动的重要地域之一。不难知道，巫诞应指竹山一带，其地跨有今堵河中游两岸，正在熊渠所伐的庸之范围以内。《世本》熊渠长子康之康原作庸、康、庸形近，或许就是因为封于庸地之故。 由此可见，句亶即是巫诞，熊渠伐庸后将其地封以长子康、立其为王，所称句亶王实为巫地诞人之王。〗 “句亶”转化为“巫诞”既不是唯一的，又不是必然的。 同样一个“句”字，段渝先生转化为“巫”。而赵逵夫先生却化为“甲”。赵逵夫先生说：“‘句’、‘甲’均见纽字，为一音之转，句澨即甲水边。”[P9] 这类“声韵同，得相通”、“音近相通”、“一音之转”等“变通”之法，其主观随意性很大，不足为训。 段渝先生以“句亶”转化为“巫诞”为基础，再引用《盐铁论·险固》《晋书·地理志》等后人的论著去证明周夷王时楚国的地域。其可信性可想而知。 ○熊渠长子“封于庸地”？ 段渝先生说：“应当特别提出讨论的是长子康的封地句亶的地望问题。《史记·楚世家》集解引张莹曰：“今江陵也。”其说找不出任何历史根据，不足凭信。”；“巫诞应指竹山一带，……正在熊渠所伐的庸之范围以内。熊渠长子……封于庸地之故。” 张莹曰：“今江陵也。”虽说“找不出任何历史根据”，至少它符合《楚世家》“皆在江上楚蛮之地”。而段渝先生说，熊渠长子“封于庸地”，则更加“不足凭信”。因为夷王之时（约前885—878年）熊渠兴兵伐庸，不是“灭庸”。庸作为依附楚国的小国仍然存在。直到二百七十年以后的楚庄王三年（前611年），“庸人帅群蛮以叛楚”，才被楚庄王灭国。 既然庸国未灭，就不存在把长子康封在庸的可能性。 而且“封于庸地”之说，与《史记》“皆在江上楚蛮之地”不符。 《楚世家》：楚庄王三年（前611年），“是岁灭庸”。[.P329] 《春秋左传》文公十六年：“楚子乘驲，会师于临品，分为二队，子越自石溪，子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従楚师，群蛮従楚子盟。遂灭庸。”[.P171] 段熙仲《楚辞札记·伯庸即熊康》：“句亶即后来郢都所始，熊庸于兄弟行为伯，始封于郢” 《荆楚文化志》：“熊渠实行近交远攻。他在长江沿岸开拓了三块飞地，分别派他的三个公子去镇守。”[.P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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