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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一种心理学流派——精神分析、行为治疗、人本主义、认知疗法，都承认个体的心理状态与家庭背景及早年的家庭关系有深刻的联系。家庭治疗则认为，离开家庭系统，个人是不可能被充分了解的。 因为家庭，不仅制造了我们的生命，也制造了我们的命运。家庭像一个命运加工厂，在经年累月的养育中塑造了一个人的人格，从而塑造了一个人的命运。 家庭治疗可以提供一种机会，让家庭在治疗师的参与下澄清一些问题，寻找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案或可以达成的妥协，帮助家庭成员处理棘手的关系，学会共同生活和共同成长之道，并为每一个家庭成员提供最佳的成长环境。 一个萨提亚家庭治疗案例的视频呈现
家庭治疗(family therapy)是以“家庭”为治疗对象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它以整个家庭为对象来规划和进行治疗，把焦点放在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上，而不是过分关注个体的内在心理构造和心理状态。因此家庭治疗属于广义集体心理治疗的范畴。 如果我们把家庭治疗与其它个体取向的心理治疗流派相比较，会发现其它流派的宗旨在于帮助当事人努力实现独立，而家庭治疗的宗旨则在于帮助个体在家庭内或家庭这个小系统在社会这个大系统内以最小的代价营造和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因此，家庭治疗对个体躯体和心理疾病或问题的理解是：它们既可以是系统关系出现故障的表现或后果，也可以成为系统关系进一步发生紊乱的原因。无论是结果还是原因，其背景都是形形色色的人际关系。只有人际关系这一背景得到了梳理，个体症状或问题才有望得到解决。
目前在西方，家庭治疗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一方面，大家已经从流派自身终于立足和被承认的欣喜中冷静下来；另一方面，随着应用范围的扩大，针对心理治疗和咨询等不同的应用背景，家庭治疗也在进一步走向专业化和科学化。 家庭治疗的应用范围可以很广：除了普遍意义上的家庭治疗和家庭咨询以外，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讲还包括家庭动力学取向和系统理论指导的家庭治疗，以及诸如结构理论、策略式的、行为取向的以及家庭教育模式等等形式和流派的家庭治疗。针对家庭中夫妻之间的特定问题，还有夫妻治疗和夫妻咨询（参见Willi 1975，Welter-Enderlin 1992）。
针对成人的精神和心身疾病，单用家庭治疗或许不是最佳选择，但它却是其它治疗形式的极好补充，因为它能调动更多可用的资源，并能帮助患者疏理好更多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种种渠道，甚至能在问题产生的“源头”处探索原因。
现在看来，家庭治疗的应用并不一定要依据传统的疾病诊断和分类来界定其应用范围，而应该按照家庭治疗学本身的发展状况以及治疗师本人的实际应用能力来进行取舍。原则上讲，系统式家庭治疗在个体的心理问题与人际关系有关时应该是极好的选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家庭治疗对谁都有用。 家庭治疗的历史 家庭治疗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从个别心理治疗以及某些集体心理治疗发展而来，团体动力学的研究、儿童指导运动、婚姻咨询以及认识论进展对家庭治疗进展都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1、阿克曼（Nathan Ackerman）是家庭治疗的创始人之一，受二次大战时美国医疗资源不足现实和当时医疗观点的影响，认为医护人员要与多与病人家属接触，与他们共同护理病人。他最早倡导治疗者应该把着眼点从病人的“个体”推展到“家庭”，他在儿童指导中心就开始了家庭治疗。1957年在纽约，他建立了家庭精神卫生研究所，后改名为阿克曼研究所。 2、以贝特逊（Gregory Bateson，1956）为代表的Palo Alto的家庭治疗小组，通过对精神分裂症亲子关系的研究，提出了“双重束缚理论（double bind)”（一个人同时在交流的不同层面，向另一个人发出互相抵触的信息，对方必须作出反应，但不论他如何反应，都将受到拒绝或否认）。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父母尤其是母亲，常常向病人提出两种相反的约束，使病人无所适从，产生心理矛盾，从而出现异常的心理变化。引发了Don Jackson在加洲的Palo Alto成立了心智治疗中心(MRI)：Virginia Satir,Jay Haley,Paul Watzlawick, Steve de Shazer。 3、温尼（Lyman Wynne，1958）于1952年来到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主要研究人际交流与家庭角色在精神分裂症病人发病中的作用，在研究中他发现精神分裂症病人家庭成员在沟通时，很容易表现为相互间的同意，好象彼此之间有共同感，但经过仔细分析则发现他们同意的理由相差很远，甚至是毫不相干，Wynne称之为“假性互惠（pseudo-mutuality）”，认为家庭成员之间沟通的问题是导致精神分裂症的原因。 4、利兹（Theodore Lidz）是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他在家庭治疗的研究中发现精神分裂症家庭成员中常有相互对抗的派别，使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成为分裂（schism）现象。于是，他提出了“婚姻分裂（marital schism)”和“婚姻偏斜(marital skew)”两个概念，来表示夫妻之间性格过强而影响到夫妻关系甚至家庭关系。 5、鲍温（Murray Bowen）也是最早期的家庭治疗先驱之一，他于1954年开始研究精神分裂症的家庭。他对家庭治疗的贡献： 1.（1960）精神分裂症源母亲：不被学者所接受。 2.重视夫妻关系和原家庭（ original family）的作用，提出了家庭系统理论。 3.（1961）提出“三角缠关系（triangle interlock）”，指家庭中情感的联系常常由一系列三角联接的网络来保持平衡。 鲍温（Murray Bowen）在家庭治疗内有影响的概念：自我分化(differentiation of self)，家庭投射过程(family projection process)，数代传递(multi-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process )，同胞位置(sibling position profiles)，三角关系(triangles)，核心家庭情绪系统(nuclear family emotional system)，情绪割裂(emotional cutoff)，社会倒退(societal regression) 6、米纽琴（Salvador Minuchin）和哈里（Jay Haley）强调家庭的结构对家庭关系的影响。米纽琴是一位出身于阿根廷、受过精神分析训练的精神科医生。当他在纽约对低收入移民的家庭和黑人家庭进行治疗时，发现需要有一定领悟力的精神分析方法对此类家庭不太适用。 1965年，他来到费城的儿童指导中心，面对的又是“过分有条理”的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在总结了自己的经验以后，和哈里一起，分析家庭的结构和组织。他发现家庭是由不同的角色、功能和权力分配等因素组织起来的一个实体，在Palo Alto心智研究所（m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MRI）关于家庭沟通模式的系统思想上创立了“结构式家庭治疗（structural family therapy）”。 7、帕拉佐莉（Mara Selvini Palazoli）及其三个同事(Luigi Boscolo, Guiliana Prata, Gianfranco Cecchin)在意大利的米兰，成立了一个家庭研究所(Institute for Family Studies)，采用短期治疗的方式进行家庭治疗。在早期，他们受MRI交流学派的影响很大，在治疗中他们往往不作权威指导，而只是作为家庭系统的干扰扰动者。他们强调治疗时用一组治疗师，用假设、中立和循环提问的方式，来揭示家庭成员对问题的不同看法与相互关系。这种治疗方法关注意义，常常采用情景化、阳性赋义和悖论干预等手法，来引导家庭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后期他们也接受建构主义和对话理论，并运用于自己的治疗之中。德国海德堡系统式家庭治疗小组不仅整合了其他家庭治疗的特点，而且提出了对于家庭动力学和治疗学的独特看法，既传承了米兰学派的系统式家庭治疗的方法，也整合了系统理论的新的应用。 8、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庭治疗有了飞速的发展。有关的期刊达20余种，在美国独立家庭治疗机构就有三百多家。家庭治疗的发展有两个特点：一是更加成熟，各学派之间的交流与整合、折衷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二是与当代的认识论和社会思潮的进展相匹配，例如建构主义理论、对话理论、第二级控制论、女性主义和对治疗伦理学关注。 9、从策略治疗、短期治疗中诞生出来的“索解导向家庭治疗（solution-oriented family therapy）”引人注目。此种治疗方法不关注问题是什么，而是充分相信、利用病人的自身资源,治疗的关注点是怎样解决问题。引导病人共同制定治疗目标，并且向着目标努力。该方法认为好的行为也会象滚雪球一样，经由正反馈过程而扩大，直到问题消失。 10、“叙事疗法(Narrative therapy)”在家庭治疗中也有应用。它将治疗过程改变为讲故事和共同创作的过程。治疗师以人本主义的态度与求助者一起体验，共同寻找新的出路。 11、近年来在德国和欧洲，系统式治疗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在各大精神病专科医院（比如市级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社区防治机构，大学附属医院除外），儿童和青少年专科医院(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心身疾病治疗机构（专科医院的发展也快于附属医院），儿科（肿瘤、神经科），公立和私立的夫妻、家庭、儿童和青少年咨询机构中，以及门诊或住院式的青少年救助、物质依赖的矫治等机构中，系统式家庭治疗都得到了应用。
12、在传统的心理治疗范围之外，新的发展趋势是家庭医学（将系统思想与心身医学基础服务结合起来）以及系统式的社会工作（公立社会服务机构、青年问题处理机构、债务人咨询机构）。 13、以西方认识论和治疗理论为背景的系统式家庭治疗在国内的出现迄今已有2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我国专业人员在这一领域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引进介绍和接受培训，具有研究性质的工作比较少。赵旭东等按照西方式的治疗设置研究和随访了90个家庭经过系统式家庭治疗后的转归，设计和初步评估了“家庭动力学自评量表”。陈向一、陈一心等学者也发表过一些研究报告。在北京、上海、昆明、武汉、成都、哈尔滨等城市也先后开展了一些连续培训项目，上千人次接受过较为系统的培训。
14、目前的中国社会，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分迅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等因素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尤其因为就业竞争压力的增大和传统的“望子成龙”心态作祟，包括双亲之间价值观和个性的分歧，使得许多家庭中父母因教育观念的冲突以及父母关注孩子成绩较多，关心孩子心理健康和全面发展较少，包括“隔代亲”现象对父母教育方式的不良影响，以及许多父母忙于自身工作和社会活动，无暇顾及孩子的成长等等因素，都会影响父母对孩子的教育。理应作为孩子教育主体的父母自身和相互关系中有尚未解决好的问题，必然会影响到孩子的心理成长。以上这些问题都有可能会成为引发家庭冲突甚至危机的导火索。如果我们能从时代和家庭生活周期的维度来看待这些问题，会有不少启发。
15、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研究家庭问题和从事家庭治疗，无论是从人口和家庭的绝对数量还是从反思和探索家庭文化传统的角度都显得十分必要。在目前社会经济发生深刻变化的特殊时期，许多家庭矛盾和问题日渐突出，学习、研究和从事家庭治疗，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 家庭治疗的基本步骤和技术 1.治疗前理清家庭与个人之间的病理关系
主要的家庭治疗模式（流派） 结构性家庭治疗模式上世纪70年代，结构式家庭治疗是家庭治疗领域内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流派。这不但是因为疗法本身的有效性，其创始人萨尔瓦多·米纽庆((Salvador Minuchin)令世人目瞪口呆的精湛技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真正影响深远的还是米纽庆的关于家庭结构的理论。米纽庆认为被指认病患的病症是由不良的家庭组织结构所维持的，因而治疗师必须先探讨家庭结构，挑战那些僵化、重复出现的互动模式，然后“解冻”这些模式，创造出家庭结构重组的机会。 结构式家庭治疗中最核心的概念是:家庭结构(familystructure)、次系统(subsystem)和边界(boundary)。 家庭结构 家庭结构是一组隐形的功能需求或规则，整合家庭成员彼此互动的方式。例如，当父母第一次吵架时，孩子会介入吗?父母会要求他不要管大人的事吗?母亲会把孩子拉进来对抗父亲吗?情况并不确定。但随着家庭互动的多次重复，模式就会固定下来。当再度出现这样的问题时，同样的互动方式将再度出现。从“孩子可能会介入”变成“孩子总是会介入”。以至于最后形成一条规则:孩子是父母之间的调停者。 家庭是不会直接把他们的潜在结构暴露给治疗师看的。要籍着观察家庭成员在治疗历程中，谁对谁说什么，以何种方式说，结果如何，才可以了解到家庭的结构。 米纽庆认为一个功能良好的家庭应该具有阶层化的结构。如，父母必须能驾御其子女以及次系统之间的分化。此外功能必须有互补性，例如，丈夫和妻子要像团队一样运作，共同组成和维护管理联盟等。 家庭次系统 家庭是一个大系统，其中又有众多次系统。次系统通常是依照性别、辈分(如祖父母/父母/孩子)或功能(谁负责做哪些家务)等来区分的。每个成员都可能同时属于几个不同的次系统，在不同的次系统可能拥有不同水准的权力、扮演不同的角色、进行不同的互动。例如当一个7岁的孩子的要求被家长拒绝后，他可以安静地听父亲给他讲道理，但在母亲面前却大哭大闹。因而，在结构派家庭治疗中，治疗师分别看见不同的次系统是非常重要的。 在各个次系统中，夫妻或父母次系统的稳定和持久是最重要的。整个家庭的幸福的关键就在于此。就好比在一个细胞中，细胞核的健康决定着细胞的存亡。当一个次系统中的成员占据或侵犯另一个他不属于的次系统时，结果经常是结构产生某种麻烦。例如，在家庭中一旦允许小孩评价、研究、干预父母的争吵时，他/她就会不适当地卷入配偶次系统中。确保父母次系统、配偶次系统能适当地隔离儿女次系统是结构派的重心。 界限 家庭各成员和各次系统是由界限区隔开的，界限掌控着家庭成员彼此间接触的性质和频率。这些人际边界在概念上以类似光谱的方式来理解最好，光谱的一端是僵化((rigid)的边界，另一端是模糊(arse)的边界。 过度僵化的界限在次系统与次系统之间，以及家庭内外的系统之间筑起一道道不可逾越的障碍，过度僵化的界限导致疏离(disengagement)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或次系统虽然能保持其完整独立，但缺乏照顾、提供协助和彼此情感的交融。 过度模糊不清的界限使得其他人可以任意入侵，这将导致纠结(enmeshment )的状况。其特征是家庭成员过度关切和卷入彼此的生活，虽然支持性很高，但也须付出很大的代价，即牺牲彼此的独立性。 在光谱的中央，则是清楚或健康的界限，其适当柔和了僵化界限和模糊界限的特点。这种界限一方面使个体得到统合感，另一方面在整个家庭系统里拥有归属感，即每个成员感觉到“我”的状态和“我们”的团体感觉。 过度僵化的界限像一道永远关着的门，过度模糊的界限好似一道一直敞开着的门。那清晰的边界就是一道可开可关的门。在遇到新的情况和压力时，能灵活地调整，从而满足、协调各成员的需求。 米纽庆的风格非常积极主动，他在治疗过程中扮演的是领导者的角色。米纽庆在探索家庭治疗的初期阶段，其工作对象是不良少年的家庭以及文化程度较低的贫穷家庭。因而在治疗过程中他更多采用的是行动和压力，最终形成了结构式家庭治疗的一个重要特色—行动领先于认知。治疗师在咨询现场，依据其结构理念来改变家庭中功能不良的结构，这种改变将给家庭成员带来新的体验，让他们看到希望，即除了原有的互动模式外还有其它可能性。家庭成员带回去不是方法，也不是道理，而是一种新的经验。 行为性家庭治疗模式行为性家庭治疗的着眼点放在可观察到的家庭成员间的行为表现上，即建立具体的行为改善目标与进度，充分运用学习的原则，给予适当的嘉奖惩罚，促进家庭行为的改善。 其基础是从社会学习理论中引申出来的经验主义方法论和一些特定的原理。行为主义者认为，单个家庭成员的行为是由环境中的事件塑造的，因此，改变行为的最佳途径是改变环境的相倚性。这种治疗的要点是：通过训练父母有效地运用相倚管理来矫正儿童的行为。 行为治疗者之间在父母培训的内容上有很大差别。有的强调教授一般的理论和主要的行为矫正技术，有的则着重教授干预特定问题的专门技术。然而，行为治疗在选择行为技术时都考虑到父母的老练程度、可用于培训的时间、儿童的年龄以及所要改变的行为类型。大多数行为技术既包括消除不当行为的技术，也包括促进正当行为的技术。这些技术通常相互结合使用。培训的主要成分有：教父母客观地定义问题行为，分析其前提事件与随后结果对这种行为的影响，追踪和记录这种行为的出现频率或时间间隔，不断地评价其干预效果等。 在行为治疗者看来，促进合理行为的主要技术是增加相倚的正强化，特别是表扬之类的社会强化；而消除某些行为的技术则是暂时中止正强化，包括消除获得强化的机会，也即将儿童隔离在这样的区域，在那里，不合乎需要的行为出现后不会马上出现带来强化的人或物。对于严重破坏性的行为，在其他干预方法失败之后，通常采用暂时中止法。言语谴责或不予注意（忽视）等惩罚措施，若能一贯使用也很奏效。 策略性家庭治疗模式创始人：贝特深(Bateson )，杰克森(Jackson)，黑磊(Haley) 核心概念：“重新框视”(refraining ) 之所以称之为“策略派”，是因为这一流派的治疗师认为，问题本身是真实存在的，必须由治疗师提出一套策略来加以解决。所以，只要治疗师用他的指导者和权威的姿态，下达指令，要求家庭执行新的互动关系，问题就会改变。显然，在这里，治疗师是掌控全局的，并对家庭的改变负有全部的责任。 家庭治疗领域内的一批先驱，如贝特深(Bateson )，杰克森(Jackson)，黑磊(Haley)等，根据沟通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建立了这一流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成为该领域内的主流。他们认为只要改变现在不良的沟通方式，就会解决问题，所以他们不重视了解过去，收集信息，洞察当事人的潜意识。他们认为解决了现在，也就是解决了过去，因为现在的问题是系统功能不良的一种隐喻。现在的问题症状表现为某种沟通方式，目的是为了控制其他家庭成员。所以治疗师的任务就是针对当事人的人际情况制订出明确的目标，设计出一整套介入或干预措施，并仔细地针对问题安排具体的治疗策略。 策略派治疗师可以清晰地把治疗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1、关系建立阶段—目标在于让家庭感到轻松。治疗师力图与所有涉及问题的家庭成员建立起融洽的关系。 2、问题探求阶段—目标在于探讨家庭寻求帮助的原因。治疗师会询问每个成员对问题的感觉和看法。提出的问题例如:“你们最迫切需要处理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来?”;“你们觉得或希望你们的家庭往哪些方向变化”:“你们每个人希望做哪些方面的改变?”等等。 3、家庭互动阶段—在治疗师在场的情况下，家庭成员讨论他们之间的问题。此时，治疗师会特别注意行为的发生过程，权利斗争，层级结构，沟通模式，以及家庭中小团体的形成过程。治疗师的目标在于确认哪些可能的策略可供在未来的治疗回合中使用。 4、目标设定阶段—指治疗师与家庭共同确认问题的特性。通常会拟订出一份合同，内容包括治疗的目标和一步一步的治疗方式，这能使家庭成员持续地评估自己在达成这些目标上的进展情况如何。 他们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是“重新框视”(refraining )—当问题行为根深蒂固时，可以从新的角度来重新解释此种行为。这背后的假设是，对某种行为给予新的意义，可能会产生出另一种行为来迎合新的解释。他可以帮助家 庭成员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行为，使得一些顽固的问题行为也变得可以理解和接受。“重新框视”的深层意义在于，其不仅会改变行为的意义，而且往往还能使家庭进一步了解到互动关系中其它层面的意义。“重新框视”己被许多其它流派所借用。 分析性家庭治疗模式这一模式是以心理分析来了解家庭各成员的深层心理与行为动机及亲子关系的发展，主要着眼于了解且改善家庭成员情感上的表达、满足与欲望的处理，促进家人的心理成长。 精神分析家庭治疗的目标，是将家庭成员从无意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像健康个体那样互动。精神分析师通过创造一种信任的气氛，逐渐处理问题。一旦安全的气氛形成了，治疗师开始确认投射机制，并把它回复到婚姻关系中。一旦他们不再需要依赖投射认同，同伴就有可能了解和接纳以前他们自我中分裂的部分。治疗师帮助他们认识到，他们现在的困难是如何从他们自己家庭的无意识冲突中产生的。这个工作是痛苦的，有足够的安全感才能进行。 当选择减轻症状作为解除危机的唯一目标时，精神分析治疗师的作用与其他家庭治疗师类似。心理动力学认为行为的改变只是解决根本冲突的副产品。精神分析治疗的目标是人格的改变，最常见的目标被描述为分离――个性化或分化，两者都强调独立于家庭，并反映了客体关系理论的影响。家庭治疗师相信，感情的成长和自主可以通过加强家庭内部的情感纽带来获得最好的实现。不是将个人从家庭中清除，而是召集家庭去帮助他们学会怎样用一种方式对成员放手，允许人们彼此独立又相联系。 Amon Bentovim和Warren Kinston建立了一个动力焦点的模型，提供了五步策略去建构焦点假设： 1.家庭是怎样围绕症状互动的，家庭互动又是如何影响症状的？ 2.当前症状的功能是什么？ 3.家庭害怕的是什么？他们所害怕的东西是如何阻碍他们更公正是面对冲突？ 4.当前的情境是怎样与过去的创伤相联系的？ 5.治疗师如何用简短难忘的语言来概括焦点冲突？ 大多数精神分析家庭治疗是针对夫妻的。夫妻之间的冲突被当作探索人际动力的起点。例如，一对夫妻说他们在饭桌上常有争吵。系统治疗师可能要求他们向对方谈发生了什么，希望从中观察他们的互动，以及他们做了什么使得争吵不能解决，焦点是沟通和互动模式上。精神分析治疗师对帮助夫妻探索他们的情感反应更感兴趣：他们为何如此愤怒？他们希望从对方那里的到什么？他们的期望是什么？这些感受是从哪里来的？治疗师不仅仅试图解决问题，还要深入探索问题背后的恐惧和渴望。 内在冲突的信号是影响，不是聚焦于谁对谁作了什么；治疗师关注的是咨客的强烈感受，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行详细的探索。你的感受是什么？以前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在那之前，又是怎样的？你记起了什么？治疗师不是停留在夫妻希望的水平上，而是寻找他们内在体验的出口。 概括而言，精神分析夫妻治疗师从四个方面组织他们的探索： 1、内在的体验， 2、体验的历史， 3、夫妻是怎样引发这些体验的？ 4、会谈的情景和治疗师的切入可能导致夫妻之间发生的事情。 当前家庭冲突的根源找到后，治疗师就能作出解释，家庭成员怎样重演过去，并经常歪曲童年时期的镜像。解释的根据来自对治疗师或其他家庭成员的移情反应，也来自童年的记忆。治疗师较少处理对过去的回忆，而是更加关注现在重演的影响。 解释投射认同在夫妻治疗中也是有效的，理解投射认同并不神秘，它是一个人的体验无意识地传递给另一个人。治疗师强调大部分隐藏在家庭对话中的内容并不是有意识地被掩藏起来，而是被压抑到无意识中了。这经常通过阻抗的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治疗师努力培养顿悟和理解；他们也要求家庭去考虑要为讨论的问题做些什么。这些努力是家庭治疗的一部分。家庭成员不仅了解他们的动机，也必须对他们的行为负责。在情境治疗中，治疗师要帮助人们面对忠诚中包含的乏味的期望，然后帮助他们找到更积极的途径付出忠诚，发展出一种公正感的均衡。 积极参与也是有益的。鼓励家庭做建设性的表达，便于在治疗中揭示出隐藏的性驱力和攻击驱力。为了减轻症状，冲动必须意识化，但情绪体验必须与促进生活改变的不断增强的自我觉察相联系。精神分析治疗的基本任务是改变想法和感受，但家庭治疗师也关注监督和分析行为的改变。 总之，精神分析治疗的关键目的是帮助人们理解他们的基本动机，通过用健康的方式表达愿望来解决冲突。弗洛伊德的理论强调性驱力和攻击驱力，自体心理学家聚焦于被欣赏的渴望，客体关系治疗师专心于对安全依恋关系的需要。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如果家庭中的个体理解并开始解决他们自己个人的冲突，就可以帮助伴侣和家庭成员更好的相处。实践中，精神分析家庭治疗师较少关注团体和他们的交往模式，更多关注个体和他们的感受。探索这些感受，有助于治疗师理解人们挣扎背后的基本问题。 系统派家庭治疗模式 创始人：帕拉左理(MaraSelvini-palazzoli )，伯斯寇罗(Luigi Boscolo),赛倾(Gianfranco Cechin)以及普拉特(Gumana Prata) 核心概念： 1、“反矛盾”(counterparadox ) 2、正向解读(positive connotation) 3、家庭仪式(rituals) 一九七一年，帕拉左理(MaraSelvini-palazzoli )，伯斯寇罗(Luigi Boscolo),赛倾(Gianfranco }eccmn)以及普拉特(Gumana Frata)这四位心理治疗师同时脱离比较偏向精神分析的同行，成立了一个米兰家庭研究中心。这种取向的特色是有系统地从行为、关系、不同家人如何知觉与解释某一事件之中找寻差异，并致力于揭露维持现有家庭系统平衡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联。因此，他们的取向后来被称为“系统派家庭治疗”，也称“米兰派家庭治疗。 系统派的治疗特色是“反矛盾”(counterparadox )。治疗师不但警告家庭不要过早改变，甚至还会扩大家庭成员间的矛盾和差异。例如，一对父母对于孩子的不良行为的管教方法不一致且有竞争性的作法。治疗师并不要求他们改变现有的冲突的作法，而是要求母亲在单数日以自己的方式负责管教孩子(父亲记录母子互动)，父亲则在双数日全权承担管教任务(母亲充当观察记录角色)。执行这一方法可以澄清、扩大父母两人间的差异，并且让他们察觉到正是两人间的差异让他们的孩子产生困惑。因此，要让孩子有所改变，他们之间达成一致就非常重要了。 系统派的工作模式是以团队的形式开展，并运用一组有力且具有创新性的治疗技术来改变家庭的互动模式，例如:正向解读(positiveconnotation)与家庭仪式(rituals)。 在每一次会谈前，团队都要开讨论会，进行回顾并为接下来的会谈做计划。在会谈进行时，由一个或两个治疗师会见家庭，其余团队成员在单向镜后面观察，并在会谈中间打断治疗师，与其进行讨论但不让家庭成员听到。然后治疗师回去把团队的“处方”提供给家庭。在会谈后，团队讨论的焦点在于分析家庭对治疗师的介入的反应，并计划下一次的会谈。 正向解读是一种对家庭行为的重新框视。通过这种方式，治疗师暗示病症或负面的行为其背后的动机是好的，例如:孩子之所以拒绝上学是因为他想陪伴受父亲冷落的母亲。因为这一行为帮助家庭系统维持了平衡，促进了家庭的凝聚和幸福感。把症状解读为积极的、正向的，可以减少家庭对治疗师给出的分析解释以及对未来改变的阻抗。 家庭仪式是用矛盾处方的方式实行的，其详细地描述要做什么，谁做，何时做，在什么情况下做。 这四位米兰派的大师在他们合作的后期又发展出三个代表性的治疗策略: 一，假设形成(hypothesizing)。这是一个关于家庭系统或关系的陈述。治疗师在同家庭会谈之前，通过与团队成员的讨论，提出导致家庭问题的可能成因。这就像一张关于家庭问题的地图，给治疗师指引一个方向去询问各种问题，并用收集到的信息去证实、修改或推翻假设。 二，循环性。也就是说家庭互动模式不是线性的因果序列，而是由互为因果的回馈链构成的。相对应的技术就是循环提问(circular questioning)。这一技术反应了米兰派系统性的理论假设。治疗师通过提问发掘不同家庭成员对于某些事件或关系在观点上的差异，因而所关注的是家庭的关系，而非个人症状。 三，中立(neutrality)。是指治疗师努力与所有家庭成员维持联盟，避免陷入家庭的联合与同盟之中。 经验/人本家庭治疗模式 创始人：弗吉尼亚·萨提亚（Virginia Satir） 之所以把经验派家庭治疗和人本派家庭治疗放在一起介绍，是因为这两个流派的家庭治疗师都遵循人本主义的哲学基础，他们都尊重人们的选择与自由意志，更强调每一个人都拥有自我决定与自我实现的能力。这两派治疗师是非理论导向的，他们更重视咨询现场的即刻反应。他们通过同当事人彼此之间真诚、可信的人际互动来达到催化当事人家庭自然的成长的目标，并协助当事人实现潜育旨。 经验派的鼻祖维特科(Whitaker)是一个一贯激进地挑战传统的人。他试图摧毁当时盛行的正统精神分析学派的领导地位，提倡认识论上的转变—由寻找个人内在冲突到处理患者人际功能不良的经验。他认为精神分裂的症状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卡住”的表征。这些内容在他划时代的代表作《心理治疗的根基》(The Roots of Psychotherapy,1953)中可以看到。 维特科大胆宣称他的治疗大部分受他的潜意识所控制，他有时也进行所谓的“荒谬的心理治疗”去镇静、混淆、最终活化有冲突而又僵硬的家庭系统。 维特科认为在治疗过程中的每一个参与者包括治疗师，在某种程度上，同时都是其他人的病人与治疗师，因而，他相信，就治疗而言，如果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没有得到个人的助益，那他的当事人家庭也不会得到任何助益。 人本主义家庭治疗也称“联合(conjiont)家庭治疗”。其创始人萨蒂尔是各派家庭治疗创始人中唯一的女性。她去世界各地示范她精湛的治疗技术，因而倍受人们尊敬。她认为每一个家庭都有各种潜能，她的治疗目标就是，促进清楚的沟通，提高察觉能力，激发成长的潜能。 萨蒂尔的家庭治疗取向结合了她早期关于澄清沟通“差异”的经验。依据萨蒂尔的观点，家庭生活中有很多关于人之间沟通和互动的规定。每个人从小就开始面临许多规定：如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怎样做才是被允许的。在种种规定中，控制沟通的规定最重要，即在那些情况下谁能对谁说什么。这些规定往往是隐含的，而非用明确的方式表达出来。 如果儿童在接受这些规定时，将它们视为具有绝对性而别无选择的话，通常会带来问题。在我们中国家庭中较多看见的规定如：不能顶撞父母，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能插嘴，听大人话的才是好孩子等等。在小的时候，孩子没有反对的力量，往往选择接受，并形成固定形态。如果当他们长大后，把这些规定当作不可更改的金科玉律用到成人世界的关系互动中，就会造成了人际关系功能不良，甚至是导致自我挫败的陷阱，难以自拔。 萨蒂尔在治疗过程中的一项任务就是协助家庭成员把这些极端的规定转化成有用的规定。健康的家庭里，规定不多而且保持一致。这些规定符合人性，具有弹性，能应对不同的情境。家庭成员间沟通良好。家庭的氛围是开放、自由的。成员间既亲密，又能接纳彼此的差异，并支持对方向外面的世界探索。运作不良的家庭里，规定多且僵硬，常常无法符合情境的要求。成员间沟通封闭。成员既无独立感，又无法建立亲密关系，往往用家庭规定掩饰对差异的恐惧。 萨蒂尔的治疗风格非常具有特色，她闯入家庭系统中，依靠自己的创造力、自我开放以及敢于冒风险的勇气，凭着自己的直觉和投入而非技术，判断出家庭需要的是什么，然后做出反应。她的技术都是根据现实自然反应来的，无法生搬硬套。 社会建构主义家庭治疗模式 社会建构主义是家庭治疗最新的几种取向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流派。它反映了第二序人工头脑学的观点。也就是说，知识是相对的，并依赖于脉络之中。我们的信念系统仅仅反映出我对于这个世界所做出的“社会建构”，而非“真实”的真理。 社会建构主义家庭治疗的观点是：治疗师也是被治疗的家庭系统中的一部分，因而，治疗师并不能客观的观察这个系统。所以，治疗师同任何一个家庭成员一样，都不可能揭示家庭的“现实”，大家都是依据自己对家庭的假设来看待家庭以及家庭中的问题。一个家庭有几个成员，就将有几重“事实”，绝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事实”。 在这一理论背景下，治疗师将不再是一个外来的专家。他们的任务不是去指导或操纵家庭，使之符合治疗师设想的样子。而是和家庭团结成一个治疗师—家庭观察系统。双方平等地进行对话，一起检视治疗师以及各成员对于家庭问题所赋予的意义，并“共同构建”出新的意义。 家庭治疗是困难的，很多咨询师误以为把家庭叫过来做咨询就叫家庭治疗，其实不然。家庭治疗师要面对的是一个家庭，每个家庭成员个性鲜明不同，每个成员的期待愿望不同，如何把这些整合在一起?如何把每个家庭成员的话、想法、感受都串联起来编织成一个故事，这个过程就像如何很好的把不同的线连接起来织成一件毛衣一样...... 这才是家庭治疗非常美的地方。 以上，由TEN综合网络相关素材，整理成文。 相关链接 思念是糖，甜到忧伤（藉由清明这个节日，我们一起来聊聊丧失与哀伤辅导） 没有哪一代人的青春是个容易的期！（关于青春期的5个咨询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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