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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在争夺江山的过程中，虽然说没有吴三桂等汉奸集团的帮忙，满清不可能夺得江山。但如果没有能征善战的满蒙八旗，这个大清的立命之根本，没有这支最根本的武装力量，也不可能引动引动这么多汉奸来投注。而且打天下后还要守天下，所以自然得照顾好八旗子弟。 因此，入关后，清朝规定八旗子弟专事武装，不得从事其他行业。除了守卫北京城（京师八旗）外，建立满城扼守天下重镇和要害（驻防八旗），“户口”、“编制”都在北京，设宗人府专管。 在清朝，旗人一出生，就捧上了铁饭碗。旗人尽管生养，尤其只要是满八旗的，生下来全是国家负责，从小管到老。一旦出生，就是未来的“军队”。用他们的话说是“铁杆子庄稼”。稍微像样一点，就能混上知府、知县、主事什么的；即便一辈子当兵，退休前也能落个一官半职。 一个有编制的八旗士兵，月薪能拿到三四两银子，还有几石粮食，和当时县官是同一水平。但他们还有其他各种福利，小孩出生有落地银，7岁之前领半薪，7岁之后领全薪，还有红白事赏银、蔬菜、劈材、食盐等，这些都是终身的。当然，在一些重大喜庆的时候，也是有赏银或补贴的。可以这么说，当时的旗人，啥事不做都能有华为员工的待遇。 可是，这么庞大一笔钱从哪里出？自然是收税呀！支付旗人的俸禄最高时占了清政府财政支出的一半多，使清政府不堪重负。 五代·孟昶《戒石文》：“尔俸尔禄；民脂民膏。”这句话形容旗人再正确不过。普通百姓拼死拼活，填不饱家人肚子，旗人赏花逗鸟却衣食无忧，自然积累了无数民愤。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辛亥革命的一声春雷，旗人的好日子到头了。 满族人唐日新在一首忆昔的诗中写道：“自从民元到如今，民族沉怨似海深；旗族伤残如草菅，谁敢自言满族人。” 整个辛亥期间，中国的满人、汉军和蒙古旗人都处在一种极度的被屠杀恐惧之中。荆州、杭州满营不断有“被屠”的消息传开，在成都也是谣言四起，说汉人马上要打进城，见人就杀一个不留；又传说要把满人砍成肉酱，再不就杀来祭天。旗兵旗民皆以为大祸临头，许多人把家禽家畜都杀掉吃了，只待风势一变，自杀或殉义，每个人都觉得没有了生存的希望。 其他各地旗城都是同样的惨淡，都传说革命军一到，就要把满人杀尽，以报清兵入关时屠杀汉人之仇。男子也都改、名换姓，充作汉人。满族妇女放弃了原来引以为豪的发式，以免招惹危险。 这种恐惧达到什么程度：杭州则甚至在光复以后，民军有安置旗人办法，每人可领一笔生活费用；但旗人怕的是由此暴露旗人身份，遭汉人报复，因此几乎没什么人敢去领这笔款子。 著名词学大家唐圭璋先生乃南京驻防旗人之后。唐先生在辛亥年间还是幼童，革命军与八旗驻防惨烈交战，待革命军杀入旗营，驻防将士及其家眷悉数服毒自尽，幼年的唐圭璋因服药较少得以幸存，后被一家市民收养。 辛亥革命后，宣统逊位，旗人断了俸银、禄米，只好卖力气、当东西、教书或做小买卖。人们能吃上窝头就不错了。当时，许多旗下老人都抱怨道：“过去咱吃两指在上，八指在下（指吃水饺时的挤饺子的动作），现在可好，吃一指在里九指在外（指做窝头的动作），吃的是窝头和薄面片。”其实，旧社会很多的人家连窝头、片汤都吃不上，旗人们吃惯了嘴，差一点都觉得委屈。 《京津风土丛书》中的无名氏《燕市百怪歌》之“怪二十五”说的就是没落旗人的惨状：“游手好闲，柔弱无力，穷到尽头，相对自缢。” 西方人汤（TongY·L）写道：“他们的数量当然相对来说是有限的，但他们的境遇却相当悲惨，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从富贵与悠然的境地突然堕入贫穷的境地。这个不幸的民族的妇女和儿童所经受的痛苦更甚于族中的男人……许多非常漂亮非常年轻的姑娘在妓院里卖身，天坛附近的天桥大多数的女艺人、说书人、算命打卦者都是满人。更有甚者，昔日权贵的女性后裔被迫卖给汉人当姨太太”。 明朝的宗室、满清的旗人，我们的时代不能再有这样一个不事生产却富贵荣华的群体！从一定程度上说，他们消耗了国家推动生产、科技、社会进步的冗余财政，也消耗了政权公平公正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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